蝴蝶属于昆虫中的蝶类，台湾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宜蝶类的繁衍，在全世界两万多种蝶类中，我国有1300多种，而台湾则是我国蝶类品种最多的省份，据统计有400多种，素有“蝴蝶王国”之称。其中木生蝶、清金小灰蝶、皇娥阴阳蝶、五翅姬淡青斑蝶、阔尾凤蝶等，都是世间罕见的品种。在这些蝴蝶中，最珍贵的是凤蝶，这种蝴蝶有一身华丽的“衣裳”，当它们展现出瑰丽的大花纹，悠闲地在空中飞翔时，颇有“王者”的风度。有一种青斑凤蝶，在许多国家已濒临绝种，被定为“天然纪念物”而严禁捕捉。但在我国台湾，这种凤蝶毫不稀罕，一年四季都可见它在晴日下悠然起舞，特别是在夏季，更是随处可见它的芳姿。兰屿岛上另有一种金凤蝶，粉翅像镀了黄金一般，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灿烂夺目，与身上五彩斑斓的花纹相辉映。这种蝴蝶更是世上罕有之物。

却说有条为众鱼换气垫身的金背鲤鱼，眼看同伴们都跃上了龙门，唯独自己还留在龙门脚下，它寻思道：我何不借水力跃上龙门。恰巧黄河水正冲在龙门河心的巨石上，浪花一戮溅几十丈高，这金背鲤鱼猛地蹿出水面，跃上浪峰，又用尾猛击浪尖，鱼身一跃而起，没想到竟跃到蓝天白云之间。一忽儿又轻飘飘地落在龙门之上，如同天龙下凡。大禹一见，赞叹不已，随即在这条金背鲤鱼头上点了红，霎时，鱼龙变化，金背鲤鱼变成一条吉祥之物--黄金龙。大禹命黄金龙率领众鲤鱼管护龙门。怪道老人传说，过去在黄河上捞鱼的人如果捞到头顶有红的鲤鱼，就立即放回黄河中。学校招生出榜，姓名上点红的做法就来源于此。

从材料上讲，京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惜工本，选材贵重。京绣须采用库缎等名贵面料，以保证绣品的手感。京绣须选取由蚕丝所制成的绒线，以保证绣品配色的华丽。京绣须选取黄金、白银锤箔捻成的金银线，以保证绣品的质感。其他珍贵材枓如珍珠、孔雀羽线等也常在京绣绣品中使用，可谓极尽奢华。即便到了现代，京绣也未改不惜工本的传统，在金绣、绒绣中用的都是真金、真银、真丝，以保证绣品的品质。

哈密回王陵由墓群和艾提尕尔清真寺两部分组成。王陵内部以土坯垒砌伊斯兰式的穹隆顶墓室，外部于垣墙内及四周用亭柱支撑木结构的八角攒尖顶，建筑将墓室罩在其中，飞檐起脊，雕梁画栋。这两座木质拱拜，在建筑形式上，以伊斯兰式的穹隆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内地八角攒尖顶及蒙古式盔顶的木质结构建筑形式，将多种风格融为一体，在新疆的伊斯兰陵墓建筑中，极具特色，是中原文化、蒙古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哈密回王陵维吾尔族称之为“阿勒同勒克”（意为黄金之地），1709年，第一代哈密回王额贝都拉死后便葬于此。从此这里便成为哈密历代回王的墓葬建筑群。

贵州黔东南的蜡染主要流行于黔东南的榕江、从江、丹寨、凯里等地区，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为劳动人民所创造，也为他们所使用和欣赏。它以素雅的色调、优美的纹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贵州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其流传是一个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进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它的价值日益显现，受到广泛的欢迎。一些美术家从民间蜡染中吸取营养，创作出了很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不少学者以传统蜡染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等多种角度人手，进行探讨，出了成果。这些标志着贵州的蜡染已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京绣一般选用质地优良的绸缎为面料，清代京绣制品的用料则更为考究，选料往往豪华富丽，不惜工本。使用的绣线除了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还有夹以金银等珍贵物品制成的绣线，被称为“绒活”“金活”。“绒活”是将丝织品或名贵动物的羽毛掺入线中，可呈黄、白、青、玄、红、绿等多种颜色；而“金活”则是将黄金、白银锤成极薄的箔后，刻成极细的窄条缠绕在丝线上，用此方法制成金银绣线再用于刺绣。

在我国的传统艺术中，最为表现和谐的有两种题材，一是“和合二仙”，二是“一团和气”，都是出现于宋代前后。“一团和气”的成语出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三引《上蔡语录》说：“明道(程颢）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后来将此形容和蔼可亲，待人和气。不知为什么，人们在使用这个成语时，语气中带有不讲原则、好好先生的贬义，这是在原文中没有的。有人说是在明朝的宫廷中，大臣之间借此讽刺那种毕恭毕敬、毫无气节的人，不知确否。更早的还有一则“虎溪三笑”的故事。相传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送客未曾过虎溪。诗人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同访，三人谈得非常投机，语道契合，相送时不觉过溪，连山上的老虎也感到惊奇，吼叫起来，三人相与大笑。这个故事启发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元明以来有不少论说。《南村辍耕录》就列有“三教一源图'并说：“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嵩山少林寺有一座明代的《混元三教九流图》碑，有图有赞，图为三教之首画成一人团坐，手持九流之图；赞为“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为善殊途，咸归于治。……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明代,画这种漫画式的、将三人画为一人的图画很多，有的印在书上。一本《太和图》的扉页画上还画有条幅，明确写着：“一团和气现三身，本性原来共一真；众生休别分三教，一体同看即一人。”据说带头这样做的是明朝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他善绘画，而且画的就是“虎溪三笑”的三人合一，并且在题记中指出：“伟哉！达人遐观高视，谈笑有仪，俯仰不愧，合三人以为一，忘彼此之是非，蔼一团之和气。”

这种以彩笔晕染人物衣装服饰的明暗画法，在苏州年画里的仕女（美人）娃娃题材中，尤其显著。如《七夕图》、《孟母断机图》、《渔家女郎图》、《美人围棋图》等。另有一幅墨樵主人画的美人图，画面上有两个美人在作叶子戏，一个坐长案前，另一个与其相向倚立。旁有一个圆形花台，台上有瓶插荷花，一只鹦鹉锁在黄金架上，俯视下方。上题：“瓶内荷花堪结子，架头鹦鹉唤声啼，炎天停绣浑无事，掷副输赢乐自凉。”又“法泰西笔意于耕野轩中”，描写了炎夏日长，闺中妇女无事斗纸牌以消遣的情景。图中的人物衣裙和桌案、花瓶，皆用彩笔晕出明暗。这类作品存世，为研究清代乾隆年间的木版年画提供了实物依据。其他如山西临汾，四川绵竹、梁平，河南开封，福建漳州、泉州，山东寿张等地之年画，因交通不便，很少受外来影响，故画法仍守传统旧技，变化不大。

戏曲拂尘纸《牛郎配织女》画面上方是实线，左、右、下三面有宽度约1厘米的拐子图案装饰。画面正上方印刻剧目名称“牛郎配织女”，五个字从右到左共三列，中间一字，两边两字竖排。画面构图更多地反映戏曲故事情节，通过数只喜鹊连接云朵以象征鹊桥，搭建牛郎和织女七夕相见的机遇。背景环境的云彩、星辰和鹊桥采用拟物化的表现手法，这是舞台演出难以企及的。戏曲表演只能依赖人物角色虚拟化的表演动作和简单砌末造型引导观者展开丰富联想，拂尘纸年画却将神话传说描绘的场景呈现在纸面上。在搭建的虚幻场景中，织女站在鹊桥左侧，牛郎和养育的一双儿女站在鹊桥右侧，鹊桥处在黄金分割线上。牛郎织女一家人彼此感情深厚，故画面墨线运用相对复杂，表现星宿的短直线和云朵的连续短弧线组成纽带，将人物形象关联在一块儿。表现服饰装扮的墨线粗细变化丰富，单一线条由纤细逐步加粗直到形成小面积墨块，节奏感鲜明。以织女形象为例，旦衫长裙中部的墨块穿插白色曲线，以此为中心上下两侧黑色区域逐步变少，但下方明显比上方墨线更细，展现裙摆飘逸的美感，使人物形象的节奏整体一致还富有变化。放大织女服饰的局部分析，宽大衣袖中纵向线条的粗细变化仿佛音符一样充满律动，线条的动感跃然纸上，令观者回味无穷。

1973年在内蒙古西部阿鲁柴登被认为是匈奴人的墓葬中出土了金冠，金冠上有一只展翅的金鹰，傲然站立在由四狼咬四羊的半球体上，并配有三件黄金带，金带两端铸有半浮雕的金虎。王冠上的金鹰，也是一种强悍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匈奴中也有鹰图腾的氏族，这时可能起着主导作用。

5.打造好的铜片还需要进行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即焠火。此过程对艺人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对火的温度掌握不好，便有可能导致铜片颜色变绿或变黄，而没有达到使其如黄金般光亮的初衷，而其颜色不能呈现出金黄色，那么它在市场中价位也必然大打折扣。

这幅作品主要用的是盘金绣。盘金绣的绣线十分特别，是用黄金或锤箔捻线而成的纯金、银线，也就是将黄金白银碾碎，然后再将金银包在蚕丝线外围所得的金线。正如盘金绣这个名字，金线很粗并不能用来刺绣，而是一根一根把它们盘成图案。绣制时，绣工首先要将两根金线并拢在一起，沿着图案纹样小心地压好放平，然后再开始下针，用颜色相近的绒线将两根金线牢牢地钉在图案上。比如绣这个《九州同庆》中九条金龙的龙鳞，当时金线都是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盘的，所以迎光看时，就仿佛真的龙鳞一样，具有丰富的层次。盘金绣的一个规矩是要两根金一起盘，到了拐角处一根线先拐弯固定一针，另一根金线再拐。这是因为金线很硬，拐角的地方如果拐的太死，金线容易断了，那整幅作品就算彻底失败了。盘金绣的另一个规矩是龙头和龙身要分开盘，而且都要两根金线一气呵成。龙头是两根金线组成一对，要从头盘到尾，龙身上层层叠叠的龙鳞，也都是一对金线盘下来，不许剪金，不能断线，也不能换线。

历代画工因多年的经验积累，在绘制方法上总结出一些工序口诀，如“一黑二粉三金黄，五颜六色穿衣裳”。“一黑”，指的是刷印的墨线。“二粉”，是指脸、手部用粉打底。艺人们为了让人物形象生动、自然，常常将某些颜色加以强调和夸张，舍去皮肤的固有色，而在面颊下颌部和其他肌肉隆起部位用扁笔笔尖的一角蘸桃红色，然后熟练地在纸上转动笔尖，此时出现浓淡变化的画面，看起来既有体积感，又有质感。这种表现手法，俗称“鸳鸯笔”。“三黄金”，指铠甲、头盔及其他金属装饰部分着桔黄色。“五颜六色穿衣裳”，指用洋红、桃红、黄丹、佛青、品兰、品绿等色描绘服饰。在配色上，又总结出一些口诀，如“深配浅，酽配淡，深、浅、酽、淡要顾全”等。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云：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十二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便楠，巧工施效，制以归绳，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为丹青，错画文章，罂以白壁，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种献之以吴”。在深山里，使用许多人力，采伐巨大的神木，加以“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做成蛇的雕像，并用丹青，精心描绘，还镶嵌上白璧、黄金，使之文彩生光，然后派文种大夫献给吴国。

金线来源为金箔锻制，产于南京，江苏南京的金箔锻制工艺始于东晋，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如今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金线均为自己缠制，极费工夫。金线制作首先要将黄金锤箔，用极薄的金箔裁刻成宽一至二分的窄条，缠绕在丝线上，形成圆柱形金线，材质十分贵重、工艺复杂。根据成色不同可分为纯金、赤金等多种。金线的粗细分为一至五沙金，依据不同图案配合使用。

如果仅将金线用来勾勒图案的旁边则叫圈金绣，也叫“钉金”。其具体技法如下：用双根金线盘出纹样轮廓并用细线固定住金线，针脚匀称，针距离相等、松紧适度。用圈金针法绣出纹样轮廓后，内部针法可有多种变化，常见的有“圈金打籽绣”“纳纱圈金绣”等。圈金绣更多的是用来点缀和装饰图案的花边。金线既可以用来勾勒图案旁边，也可以将图案中间全部填满。盘金绣，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包金绣，层次分明，交相辉映；银线绣古朴文雅，素而不俗。除了使用真金白银的金银线以外，还会将金这种材质做不同的工艺处理应用在京绣或者服饰的装饰中。如片金是将黄金锤成的薄片制成金箔，然后贴在极薄的羊皮上或绵纸上再用于刺绣中；捻金是将金箔切成细条和丝线捻在一起作为绣线使用。据报道，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元朝至正二十六年绣的妙法莲华经卷，绣制的正经经字、佛头等使用针法繁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量使用了盘金、泥金、钉金箔等方法，用色多达十四种。

谈起京绣，陈厂长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生动的描述。陈厂长认为，“京绣”虽以地域名称命名，但是其真正的精髓部分却体现在“宫廷绣”部分。进而，他介绍到，“宫绣”起源于唐代，由于当时北京地区的丝织业开始兴旺，因此在燕京专门设有集中刺绣劳作的“绣院”，又因其绣品主要是供奉宫廷、帝王、侯爵服饰之用，所以“宫绣”在针法、用料、纹样图式的选择上都具有鲜明的统治阶层审美的特点：在材料上，“宫绣”—般选取最好的绸缎为底料，而绣线除了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外，将黄金、白银锤箔后捻成金、银线用于服饰绣品上面也极为普遍，到了康乾盛世，还大量使用珍珠、珊瑚、孔雀羽毛等珍奇材料穿插其中；在针法上，由于皇家能够汇集到天下的刺绣高手，将各种流派之精绝技艺提炼融会，又以宫廷典章之规范和皇家之审美宗旨加以引导，从而形成了严谨规范、毫厘不苟的针法路数；从纹样图式的选择上，“宫绣”几乎无一例外地按照“图必有意，意必吉样”的原则行事，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方法，将统治阶级的身份地位，以及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祈福纳祥、驱恶避邪的观念表达了出来。

从流传下来的服饰实物看，清代早期，尤其是康、雍、乾盛世的金绣，所用金线纤细密实，材质纯厚，光彩夺目，金属含量较高。清后期的金绣，线材的制作标准日渐松弛：为降低成本，人们提高了金箔中铜、铝等其他金属元素的含量，致使金线中黄金含量降低；同时金线直径也变粗，从表面看去，金绣图案虽然黄澄澄、亮闪闪，但少了贵金属本身质感和自然光泽，多了浮躁与喧哗之感。民国时期，金活多用于绣制戏衣或道士的法衣，在服装中已很少使用。金银线最开始是纯金白银，再后来就过渡成镀金的铜线或银线，真金线和真银线的光泽、色泽和质感都不同。相较于清代中前期，清末以后金线色泽淡呈铜色，含金量渐少。在民间使用的金银线多是镀金的，所以民间京绣中的金色丝线的光泽较为暗淡。今天在京绣的绣品中，绣工使用的金线多是一种特殊制作的材料，有粗细之分，绣品表面看着富丽堂皇，但是没有了金银内在的奢华亮丽。如图3-44就是今天刺绣中使用的盘金线，当然这种金线也有好坏和粗细之分，但绣物的效果和质感肯定和纯金纯银有很大的区别。

在刺绣过程中，刘秀花会事先在脑海中完成整幅绣品的艺术全景，从选线到配色一气呵成，而后再下针刺绣。这种创作方式，使得京绣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配色和绣制技巧，而是加入了很多绘画的构成及色彩元素。绘画的写实、抽象、肌理等多种表现手法，也都被嫁接到了京绣刺绣艺术中来，使得绣品的画面从形式感、造型、创作手法等多方面，均得到了极大提升。在刘秀花看来，京绣最大的特点是绣线配色鲜艳，其色彩与瓷器中的粉彩、珐琅色相近。京绣用的面料是绸缎，绣线除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外，还有以黄金、白银锤箔捻成的金、银线，颜色多达几百种。在初始构图之时，全靠自己在头脑中预先搭配。黑为玄，黄为权，红为喜，蓝为贵，选择什么样的绸缎，绒线和金丝该如何搭配，甚至每种颜色都有讲究。针法也有上百种，绣出来的东西要呈现出立体感，就必须要不断变换绣线的颜色和种类。

沈万三。明吴兴人，字仲荣。后移居苏州。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一说辽阳），子孙仍为富户。万三豪富事，民间传说甚盛，但诸书记载互有出人，已难详定。

蒙古族刺绣图案的造型风格独特，色彩艳丽，表现形式极具程式化。其图案艺术的造型集萨满教、藏传佛教、道教文化于一身，又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文化审美趣味。研究蒙古族刺绣图案纹样的色彩只有深入地对色彩背后的文化内涵挖掘探讨，才能深刻体会蒙古族在漫长的交融流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思维与精神崇尚的艺术表达方式。蒙古族对色彩的认识有着游牧民族深刻的文化观念，黑、白、红、蓝、黄、绿几种颜色构成了象征的色彩世界。在中原文化中白色及黑色在丧葬文化中较为突出，他们认为这两个颜色是不吉祥的颜色，他们很崇拜红色，因此中原人以红色为母色。与其相反在蒙古族的色彩文化中黑白两色具崇高的地位，其象征意即白色为“母亲的色彩”，黑色为“父亲的色彩”。白色代表母爱，早在蒙古人丰年过节，大年初一都会穿白色衣物，当然蒙古包也是白色的所以叫“母色”。黑色即是力量及权利的象征，所以叫“父亲的色彩”。她们认为白色代表纯洁、高尚、正义、繁荣。《蒙古秘史》中提到“建九游之白纛，奉成吉思汗以罕号焉”，蒙古人以九为吉数，以白色为纯洁。蒙古族也很喜欢青色（蓝色），蓝色一是天空的颜色，它象征永恒、坚贞和忠诚。他们认为青色是代表蒙古民族的色彩，在生活中的刺绣装饰图案常常中用到青色。蒙古族认为红色代表希望，看到红色可以联想到火和太阳。火和太阳赐给人们温暖和光明，特别受到蒙古人的尊重与喜爱。正因为这样，红色的太阳是古代蒙古国家的象征，蒙古姑娘在头上系着红色的头巾象征着青春与艳美。黄色代表威严，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贵族阶层被称为黄金家族，而且古代蒙古族服饰，尤其是元代，大量使用织金锦，从而可以看出蒙古族对黄色的崇尚。绿色是草原的本色，象征着春天、生命、生机盎然。蒙古族的色彩文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中，刺绣图案中经常使用的色彩是黑、白、红、黄、蓝、绿、紫、橙。黑、白两色属于无彩色系，运用到刺绣图案中不仅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且能够在色彩关系上平衡其他色相的对比，达到最完美的色彩调和，不失为一种非常聪明的色彩用用手法。红与黄、蓝与绿、紫与橙属于有彩色系中最纯的且色彩对比效果最为强烈的三对对比色，蒙古族刺绣图案经常使用这几种色彩进行搭配，效果艳丽，引人入胜，彰显民族豪放不羁的性格。

罗文福（1955.8—）男，瑶族，云南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河镇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副编审。1975年10月参加工作，任县志编辑。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读书，后分配到金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任办事员。1984年2月，调金平县城关区公所任副区长。1988年1月调金水河乡任副乡长。1989年1月调金平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与首部新编《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志》编纂任务，还独立完成《金平医药志》初稿编纂，主持编写《金平县组织史资料》（第三卷）等。在国家、省、地级发表论文《多平黄金开采冶炼技术综合调查分析》，主编《民国时期金平地情资料汇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发行。主持编纂的金平县第一部村级志书《板板桥村志》已完成编纂。1994年在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査工作中，被国务院全国第三产业协调小组评为“国家级综合部门第三产业普查先进工作者”，1995年在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中成绩突出，被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评为“先进个人”，1999年12月，被红河州人民政府评为“地方志先进个人”，2003年10月，被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云南省第一轮新编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北方诸民族讲唱风习盛行，也不单纯因为北方季节是冬长夏短，冬夜漫长无事而以讲唱消磨闲闷。其实北方诸族及其萨满教诸神话中，以冬雪为表现其悍勇和智慧的黄金季节，多数祭礼与民族体育竞赛，如：爬山、滑冰、猎雪豹、赛网冰渔、滑雪、摔跤、寻踪捕兽、骑糜鹿、斗犴、斗熊等等，都在冬季竞比，其中斗犴、斗洞熊尤惊险引人。而讲唱活动多在夏日举行。因夏日在古代人们看来，对猎获更为麻烦，林草竞生，正是百兽得以隐觅的季节，而且百牲育仔，蛇蟒等有毒于人的危险区又无法测准，又因夏季蚊虻袭人畜不利出猎等等，所以夏季多举行讲唱比赛。北方民族喜迎冬日。雪原冬猎正是旺季。过冬节必杀牲洒血祭神，以迎冬稔。

怯懦、畏葸情绪，往往使人失去成功的良机。《怒龙传说•三次分桃》就揭示这样深沉的道理。穷汉蒙贤在深山中因迷路而误入仙人的处所。当时那里正有7个人在玩牌，还有1个周身闪光的人躺着。打牌的人三次叫蒙贤分仙桃，也让他吃一份。但是，他怎么分也只分成七瓣，自己只好吞下桃核。仙人们见其厚道老实，离家日久，斧把已烂，便催其回家。临走时送礼物给他。仙人推下一捆柴，蒙贤见似猛虎，当他缩手时，猛虎化为一堆黄金遁入地下。仙人劝他不要怕，叫他张口接下一个礼品，随即向他投来一片茅草，正欲接时却见是一条大蟒，蒙贤害怕得闭口躲闪，大蟒顿时化为一匹青缎钻地而去。一身闪光的尧祖叹息说：“没有勇气的人，消受不了仙家的东西。你就打空手回家吧!”这意味深长的点题的话，就揭示这个深邃的道理。尤其是当今改革开放时代，一闪即逝的机遇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勇敢无畏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力，就可能一无所获。类似故事就是给人们一种激励的警示。

琐罗亚斯德教相信死后的灵魂要接受末日审判，根据生前行为的善恶而报偿以相应的来世生活。《哈多克特纳斯克》第二卷经文讲到了死者的命运。据说义人死后的灵魂要在尸体周围停留三夜，第三天晚上开始天亮的时候，从南方吹来一阵香风。灵魂会在风中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美貌的贞女形象，这是他自己的“达伊拉”。由于义人的善良行为，这个女子长得非常美丽。死者的灵魂要通过报应之桥在密瑟拉及其同僚斯拉奥沙和拉什努（Rashnu面前接受审判。审判后拫据生前的善恶和功过，分别送入天堂或罚下地狱。善良的灵魂相继到达星辰（代表善思），月亮（代表善言）、太阳（代表善行），最后升到永远光明的天堂。灵魂在天堂中由弗胡马拉这个善心之神带领到奥尔马兹达的黄金宝座之前。恶的灵魂是通不过报应之桥的，会从桥上堕入地狱。地狱也有四层，按罪恶的轻重分层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至于既有善行，也有恶行，两相抵销的灵魂，琐罗亚斯德教则为他们准备了一个中间性的地方。

在全国的众多绣种之中，京绣受宫廷影响最深。以考究、华贵而著称于世。其选料相当贵重，豪华富丽，不惜工本。一般选用最好的绸缎为面料，而绣线除了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外，还以黄金、白银锤箔，捻成金、银线大量使用于服饰绣品中，其方法是先用金银线盘成花纹，然后用色线绣固在纺织平面上，这种用金银线绣出的龙、凤等图案又叫“盘金”，在中国绣品中独一无二，尽显皇族气派，充分体现了富贵精美的宫廷审美艺术。

黄色是元代宫廷自服色等制度出现之后规定的皇族用色。“庶人除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苎丝䌷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中明确记载平民百姓不可以使用赭黄。黄色备受皇室的喜爱可能同皇室喜爱黄金有关，皇室所使用的东西大多是黄金制作的，或是有黄金的参与，例如《元史•舆服志》中天子质孙冬服纳石失（织金锦）、头戴金锦暖帽，夏季服答纳都纳石失；百官公服则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元代帝王画像中大部分皇帝身穿黄袍。黄色是皇室所用颜色，因此，关于黄色的文献记载大多是与皇室挂钩的，无论是器物金碗、金项饰，抑或是织金锦都象征着皇室。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各地的瑶族干部数量迅速增长，素质不断提高。在广西，广西民族学院首批179名学员中，就有70名瑶族学员。到1956年底，全省共有少数民族干部（不含乡干部）32417人，其中瑶族干部979人。龙胜各族自治区副区长黄金玉、湖南江华赵自现、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第一任县长金宝生、连南瑶族自治县县长邵良楚、中共梧州地委书记任现春等瑶族中高级干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基层锻炼成长起来的。

根据宪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各地结合本地情况，除有条件准备成立自治县的以外，其余的都改成瑶族乡或重新组建瑶族乡。如，广西凌乐县建立了25个瑶族乡；恭城增设西岭区的德良，栗木区的泉会，势江区的凤岩、势江，莲花区的周家、东寨、坪岭，和平区的大江共8个瑶族乡；桂西僮族自治州百色地区工作委员会于1956年11月发出《关于在今冬普选工作中建立民族乡的通知》，要求对“过去已建立相当于乡一级的瑶族自治区或民族乡，一律变更为瑶族乡”；湖南洞口县成立了罗溪瑶族乡；新宁县建立了黄金瑶族乡和麻林瑶族乡；辰溪县建立罗子山瑶族乡；通道县建立传素瑶族乡；宜章县建立莽山瑶族乡；资兴县建立团结瑶族乡；酃县（今炎陵县）建立龙渣瑶族乡。

明代，湖南境内的瑶族主要分布在郴州直隶州的永兴、宜章、兴宁、桂阳、桂东，衡州府的桂阳、常宁、蓝山、临武、酃县，永州府的道州、宁远、东安、永明、江华、新田，宝庆府的武冈、邵阳、城步、新宁，辰州府的溆浦、黔阳、辰溪、沅陵，靖州直隶州的绥宁,长沙府的安化、宁乡等州县。据李本高先生统计，明代湖南瑶族分布的村寨主要有：溆浦县雷打洞住有箭杆瑶；白水洞、梁家洞、蒲家洞、九溪洞、对马洞、累打洞、大竹洞、金竹洞、小溪洞，住有顶板瑶；黔阳有罗翁山瑶；靖州有外罗岩里瑶寨和平淡、杉花水、水头江（石驿里）、上洞（半里里四）、红溪、毛函、容溪（武二里十一）、桑木冲、长梅、铺李、横掘山、张天堂、双木冲、大鸟水、彭家山、挂麻冲、半界、木家坳、夏二里、黄桑坪（岳二里二）、黄泥江蒲溪江等瑶寨；绥宁有上洞、茶江黄桑田、安阳山、大竹坪、蒲家冲、凉江、牙冲、白水、黄柏界、温水江、溪上等瑶寨；辰溪县有罗子山、五岔、水木、沙坪江、安阳山、源头山、瑶山、岩子田、红岩、马家山、赖赖水、大坪、冷菜坪、传素、菜冲、龚家田、谭泥水、侯家溪、古孟、曹曹山、王桑田、竹坪、浆里、棉花冲、大田、阳秋、总山、排子坡、温溪、田坪、上坊等瑶寨；城步有大水、鄙卧岭、浆水、坳岭、线水、黄伞、狗子田、刘家界、漆树田、匡子坪等瑶寨；另破路水、刘家界有少数瑶民；邵阳有鱼鳞峒、贯冲峒、界上峒、桐木峒、麻坑峒、帚箕峒、晤溪峒、刘家峒、上山峒、下山峒、鹅梨树峒、岩壁下峒、布当冲峒、蚂蟥峒、白面江峒、香炉山峒；新宁县有麻林、大圳、深冲、罗绕、黄卜、圳源、黄崖（黄金）、桃盆等瑶峒寨；零陵县有黄柏岭、上辛乐峒、下辛乐峒、麻江源、马鞍山等瑶峒寨；祁阳县有九牛坝、四木峒、长吉岭、大冲桥等瑶寨；东安县有里七峒、白石峒、六峒、麻溪峒、紫花峒、西延峒等瑶寨；道州有栗木树、南头、老村、分水村马江石源、横岭、韭菜、乱石、深海、顾林、鸭头、鬼子山、尼门坳、龙洞源、东河源、茄子寨、南竹坪、大江源、坦罗源等瑶寨；宁远县有大坪、廖峒、韭菜源、小江源、母江源、菱角源、湾江源、黄花源、西湾、九疑、鲁观、大阳溪、芙北营、丝瓜源、石溪、上罗源、椒菽源、踏确源、大湾峒、黄柏峒、菖蒲源、羊塘源、宝寨峒、和尚江、卜猛峒（猛江源）、枧下源、野猪源、上下古二源、栎箭源（梨树源）、大江腹源、小余峒、江口、大竹源、象狮源（上司源）、蒋家冲、石鼓源、南冲源、茅坪源、草坪源、我钗江峒、东冲峒、水东峒、洛山峒（阳明山）、大金峒、确石峒、五桂山、江洲里、秧田源、桂塘、黄峒、千把源、下罗盘峒、水流源、三宝冲（宝冲源）、东岭源、乾原、摭源、柘木源、黄江口等瑶寨；永明县有清溪源、埠陵源、古调源、雄川、唐王、扶灵峒、大畔、勾蓝源、古泽源、冻青源、高泽源、大崦峒、大溪源等瑶寨；新田县有百岭峒、石家峒、梅源峒、肥源峒、分水峒、杉木峒、瓜篓峒、盈坑峒、杂溪峒、乌江峒、北里峒、东源峒等瑶寨；东安县有广福岭、黄泥峒、北原峒、杨家源、雷劈岭下六峒等瑶寨；江华县有金竹峒、鱼跃（跳）、大锡、雾江峒、蒋家河、花江峒、贝峒、麻江峒、宁江峒、沙峒、中河峒、黄石峒、后河峒、泷山、竹子尾宿、旦元宿、平冈尾等瑶寨；蓝山县有高良、紫良、大鼓、荆竹、东山、西山等瑶寨；永兴县有靛山里、天香垅；宜章县有莽山峒、牛头峒、容家峒、西山等瑶寨；兴宁县有上连峒、上峒、长古峒、田坪峒、竹峒、吕城峒、周源峒、东坪峒、正雷峒、浓溪峒、源坑峒、低坪峒等瑶寨；桂阳县有猿坑、九龙江、姜阳、大山、大源、城溪、大麻、欧家峒、乌家峒、匹袍峒、鱼黄峒、青广坑、东坑峒、东岭、三江口、龙虎峒等瑶寨；桂东县有麻山、都寮、竹坑、上坪、洋河溪等瑶寨；临武县有西山、华阴峒等瑶寨；沅陵县有龙楂、南岸、毛坪等瑶寨，另外临武亦有少量瑶族分布。

锦绣乾城位于吉首市新区乾州，处在张家界至凤凰的黄金精品旅游线上，是湘西首个AAAA级旅游风情小镇。古城街长230米，街宽7米，占地总面积163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为吉首市人民政府重点招商引资的项目和州庆重点工程之一。乾州古城中的湘西民俗文化街在设计上采用了仿古建筑风格，融入了古建筑的神韵和现代建筑的适用性，有旅游商务大酒店、旅游综合商品大市场、地方特色饮食一条街，有展示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的文物馆，吸纳了众多人文景观，是了解神秘湘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湖南省独特的、湘西州独一无二的集吃、住、游、购、娱、经商为一体的民俗文化走廊。里面开办了两家土家族织锦作坊。

木棉，又名红棉、英雄树、攀枝花，是一种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生长的落叶大乔木，在我国南方省区非常多见，其花朵多为红色，还可以食用。木棉纤维被誉为“植物软黄金”，是目前天然纤维中最细、最轻、中空度最高、最保暖的纤维材料。傣族人民很喜爱这种花朵如火如荼的植物，傣家少女常在情歌中将自己心爱的小伙子比作高大的木棉树。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安阳林州）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为孝顺。后因灾年收成不好，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一日，郭巨看见儿子正在分食母亲的饭食，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妻子虽是心疼，但也无它法解决衣食问题，遂同意郭巨埋儿。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三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后置办天地，加之灾年已过，风调雨顺，生活逐渐富裕，郭巨愈发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各种宗教为其信徒准备的来世天堂，其境界无非都是集人间荣华富贵之大成，实为帝王贵族生活之极致。在这方面，大乘佛教的想象力尤其丰富。净土宗把涅槃境界描写为极乐世界，说什么只要善男信女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快则一天，迟则七天，“即可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成为八地以上菩萨（大乘佛教菩萨分为十地[级]）。在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黄金为地，到处装点着珠宝琉璃，天雨宝花，宝树成行，春风拂面，神鸟雅鸣，思衣即得“妙衣”，思食即得“美食”；应念现前，无不俱足；随心所欲，乐不可言。

梁平县现有人口876139人，面积1892平方公里，境内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9个约200人。梁平县下辖26个镇8个乡、664个村、6199个村民小组、27个街道居委会。县内地形地貌呈现“三山五岭、两槽一坝、丘陵起伏、六水外流”的自然景观，山、丘、坝兼有而以丘陵为主。境内有东山、西山和中山，属大巴山脉，海拔211-1221米；主要河流有高滩河、波漩河、明月江、普里河、汝溪河、黄金河6条。全县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偏少，常年平均气温14°C-18°C，，年降水量约1000-1500毫米。矿产资源主要有天然气、石膏、煤、石灰石、黄铁、白云石等。

台湾民间另有“捡骨”之俗。捡骨，俗称“捡风水”，又称“二次葬”，即人死后第一次葬时比较简单，埋得较浅，不包水泥或石灰，不立正式墓碑；待五至七年之后，尸体已经腐烂，于是择吉日挖开墓地，捡拾遗骨，经洗净、曝晒,再装入骨坛择吉地正式安葬。“捡骨”的全过程包括破土、捡骨、洗骨、晒骨、点红、点金、封坛等。骨坛又称“黄金瓮”，是高约二尺、直径一尺的圆形特制陶瓮。其款式依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的图案是“双龙拜塔”，女性的图案则是“双凤抢珠”，坛盖则都是“前寿后福”。在台湾西南沿海一带，“捡骨”属于专门行业。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捡骨人俗称“土公仔”，包工包料。

我们2010年做调研时，酉阳桃花源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正在打造“大桃花源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2013年成为AAAAA级旅游景区），还原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原型。我们是根据一位做传统工艺家具的老板的介绍，说“桃源洞”有一位叫左萍的中年妇女还在做织锦。我们沿着他的介绍驱车到了酉阳，在城郊我们找到了大酉洞。我们做调查时正值“五一”黄金假期，景区的门票要20元一张，比平常门票提高了20%。幸运的是，我们向门卫室的一位年长者打听左萍，他觉得我们是工作的需要进入景区，不是旅游的，很放心地让我们直接进入了景区。土家族人的这种纯朴真诚让我们感动，也为我们实地调研增加了动力。

明清两代，是我国绘画史上山水、竹石、墨梅、写兰兴盛时期。同时又以写意为上。明代谢肇淛论画谓：“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至花鸟翎毛则鄙视之。至于神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要求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道出了明代绘画史上，因画道释人物及花鸟翎毛，既需精工而又费目力，所以画家们都不愿去作。故而山水竹石等画体盛行，人物及故事画家日稀。另一方面，“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什么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村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鲁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这也是创作人物故事画之难，文人画家不肯下此苦功的原因之一。他还说：古代画家之作，“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此类题材的作品，都含有“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作用。如此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虽然不被那明清文人画家取作题材来创作，但在民间年画中却不乏这类历史故事的佳制。如《孔子周游列国》（天津杨柳青戴廉增画店制）、《神农氏图》（河南开封年画作坊印制）、《击壤图》（杨柳青年画作坊绘制），而《二疏祖道图》不仅明清画家无此作品传世，甚至当今画家亦罕有知其故事内容者，然而却在早期的杨柳青年画中出现。图旁刻城门一座，城外画一老一壮衣装整齐的古代人物，回首躬身在拜谢城前官宦送行者；士庶鸡犬、捧盘侍从杂错其间，画面十分热闹。按：此图故事取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事迹而作。疏广字仲翁，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通《春秋》，汉宣帝（刘询）征为博士。地节（公元前69—66）中，立刘奭为皇太子，疏广为太傅，侄疏受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宣帝重用拜为少傅。叔侄在位五年。一日疏广对疏受说：官成名立，不去恐有后悔之事。二人乃上奏辞官，同归故里。宣帝准奏，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黄金五十斤。临行“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饯行）供张东门外”（见《汉书•疏广传》）。后来，叔侄二人至家，将黄金尽散于乡亲故老，与故旧畅饮欢聚。或谓：何不置房地产为子孙享用。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世人悦服其高见。古代画家尝作“二疏图”以警诫那些贪官们。

《红楼梦》小说在京都如此广受欢迎，民间年画作坊里的画师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距京师仅有百余公里的杨柳青，首先绘刻印制了《红楼梦》题材的年画，运销京都各地。现所收集的便有齐健隆年画作坊绘刻的《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暖香坞试制春灯谜》、《三玉栊翠》等。其后有苏州桃花坞画铺印制的《黛玉调琴》、《红楼围棋》、《金玉良缘》等。其时“西湖景”（又名“洋片”）正流行于各地，作为家庭玩赏之具。其中《红楼梦》题材的景片独以苏州桃花坞年画作坊印制者为多，计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撕扇子作千金一笑》、《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院夜拟菊花题》、《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憨湘云醉眠芍药茵》等共八片一套。画法都吸取了西洋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技法，看去门窗交映，深邃透奇，确有一目千里之感，是清初西洋画法传入中土后，民间艺术对其吸收并发展的又一证明。此后，山东潍坊有《红楼梦绣鸳鸯》，上海旧校场老文仪澜记有《兰闺韵事》（惜春作画），武强画社有《怡红院织衣》等年画出现，其他年画产地却不多见。

商代是我国蚕桑丝帛的成长、发展时期。早在公元前17世纪，商代的先祖王亥就驾着牛车到北方有易氏（狄族）地区去进行丝帛的交易，后来，中国丝绸通过西伯利亚各部落的中间商之手，远销到希腊、罗马。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生产的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纹样风格和刺绣针法都和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一致。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一座凯尔特时期（公元前5世纪）古墓主人的衣服上也镶满了厚实鲜艳的中国丝绸。当时从西北通往中亚的大路尚未开通，丝绸在古希腊价格与黄金相等，但仍受到欢迎。古希腊称中国为Seers,即丝绸之国。

湘西、黔东北和鄂西等多地苗民都尊称盘瓠为祖先。《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冠，帝患其侵暴。”皇帝不能远征，于是昭告天下寻找能除掉吴将军的勇士，如果能完成任务将赐万两黄金赏其封地，并赏赐一位美貌如花的夫人。皇帝身边有一条皮毛彩色名叫盘瓠的狗，接到命令后，盘瓠很快就拿下了吴将军的首级，众人都十分惊讶并以奇怪的方式来看待他，无奈之下皇帝只能兑现承诺将一个公主许配于他。婚后盘瓠就隐居南山，三年过后，两人孕育了六男六女，共十二个孩子，在盘瓠百年后其子女相互结为夫妻，人类因此才得以延续，后人将其称之为“蛮”。从此苗族便有了以盘瓠为先祖的说法，虽然这个神话传说与真实的历史内容完全不符，但它早已成为苗族人民内心的精神寄托。盘瓠的化身是狗，所以狗被苗族人民视为守护神，在苗族有“祭狗神”和“敬犬神”的习俗。从前苗族人民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狗可以帮助人们不被猛兽袭击并顺利的捕捉猎物，也可以帮看家护院成为人们的守护者，因此苗族人民对狗有着特别的感情，秀娘为了给家人祈求平安会将“狗神花”纹样挑绣在头帕、手巾、帐檐等用品上。

20年代至30年代中是台湾歌仔戏的“黄金时期”，当时歌仔戏风靡全台，全省各地都有专供其演出的戏院，职业戏班数以百计，盛况空前。“七七”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千方百计控制歌仔戏班，毒化戏剧内容，并强迫演员穿日本和服演出，否则就被强行禁演。但许多演员或转入地下、遁入乡间偷偷演出，或将歌仔戏改头换面，继续演出。如演出时改穿时装，皇帝改称“董事长”，宰相称“经理”，文武百官称“职员”，以留声机代替文武场，而动作、台词、唱腔则一律照旧，“换汤不换药”，大受台民欢迎，日本殖民者也无可奈何，这样歌仔戏才幸未失传。台湾光复后，歌仔戏和其它许多被禁演的地方戏剧一样迅速复苏，蓬勃发展。50年代是歌仔戏最辉煌鼎盛的时期，当时剧院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一票难求，可见台胞对歌仔戏喜爱的程度了。

生活故事中大致分为阶级斗争故事、伦理道德故事、爱情故事、劳动生产故事几类。阶级斗争故事中，广大彝族劳动人民与地主、土司、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其反映的主题。例如：流传于大小凉山地区的《松谷克忍的故事》讲述了松谷克忍捉弄头人——卖奴隶主的马，烧奴隶主的衣裳，让奴隶主白等到天黑的故事；流传在禄劝撒营盘一带的《罗牧阿智的故事》集中反映了长工罗牧阿智反抗世袭土司常培春的故事；《逼庄》是一个彝族农民反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的斗争故事；《格勒和他的羊》描写了贫苦的彝族农民与凶恶的山官作斗争的故事。此外，流传在峨山一带的《颇皮的故事》、新平一带流传的《么刀爸的故事》、石林一带流传的《搓羌阿布的故事》等，均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机智、聪明的奴隶和农民的形象，对地主、土司、奴隶主的贪婪、吝啬、愚蠢、狠毒，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伦理道德故事大多是以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生活为内容展开，人物多为兄弟、兄妹、婆媳、父子等。它通过人物间两种对立的伦理道德观念，歌颂诚实、无私、舍己为人的美德，嘲讽自私自利、损人为己、贪得无厌的恶习。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普沙姑娘》、《摔父亲的儿子》、《两姊妹》、《查约的故事》等。爱情故事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特别动人。它通过描写男女青年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及其坚贞的情操，反映人们对美满爱情生活的向往。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猎人和白鹭姑娘》、《聪明美丽的姑娘》、《翠竹长青》、《金砖、银砖和夜明珠》等。劳动生产故事的内容主要是对人们进行劳动观念和品德的教育，阐明“幸福来自劳动，财富发自双手”的道理，如《万坦坪》、《一坛黄金》。

无论是金代还是元代，统治阶层都钟情于加金织物，极度崇尚黄金，这是游牧民族的特殊爱好，也许与黄金色泽灿烂、价值高且便于携带有关。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和北方元代墓葬均出土了很多加金织物。蒙古统治集团对贵重丝织品的喜爱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据传，成吉思汗曾在阿勒泰山上发誓，要把妻妾媳女“从头到脚用织金衣服打扮起来”。元代的加金织物主要有织金和印金，其中织金织物以纳石失最为著名，最具特色。纳石失源自西域，是波斯语Nasich的音译。蒙古贵族为了获得这种用金线显花而形成的织锦，专门设立了五个作坊来生产。据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军中的帐篷、椅垫还有炕垫，都是这种用金线织成的纳石失，可以想象当时蒙古贵族生活的奢侈程度。蒙古贵族享用的织金锦纳石失与撒答刺欺，其纹样题材常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情。

直至近代，竺麻生产仍有一定的发展。民国时期，广西竺麻主要产区在漓江西岸各县，而以平乐、桂林专区为最多，产量占全区80%以上。据民国22年统计，全广西72个县种植面积达4万余亩。在种植技术上，经多年的良种选植，形成了黑皮莞、黄金麻、绿皮麻、黄皮麻、满地丰等10多个优良地方品种。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金元卷》终于付梓问世。这个课题已经横跨三个年头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就是我读研的时候。2004年6月本科毕业后，我很幸运地成为赵丰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此时正值老师在写作《辽代丝绸》一书，我帮他整理图片，翻译文稿，并以此为契机进入了古代丝绸的美妙世界，开始了丝绸艺术史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对古代丝绸从陌生到被深深吸引。恰逢2005年9月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代的时尚艺术”展览，多件元代丝绸珍品汇聚到博物馆。非常有幸，我能与这些文物近距离接触，更被她们的神秘、至美打动。同年11月，与上述展览配套的“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借这次难得的机会，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就定为元代丝织品种研究。

汉代刘熙对“锦”字从另一个角度作出了解释，他在《释名》中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可见汉代丝织品中的锦，是金属中的黄金，由于它的织造特别艰难繁重，因此它的价值堪比黄金。从技术的角度对“锦”来看，织锦的技术含量之高、技术难度之大，都是其他丝织品乃至所有纺织品所无法比拟的。以云锦为例，两个最熟练的织工，一天最多也只能完成5厘米的织造任务。因此，“锦”字偏旁“金”，不仅有拟声符号的功能，而且也有某种义符的功能。据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贝是一种锦的名称，用预先染好的丝，按贝的色彩花纹织成的。“织采为文，其价如金”之说，有经锦和纬锦之别，织造方法和机具结构各有不同，均工艺精湛，灿若云霞。其花纹有两种织法：一是“经丝彩色显花”，又称“经锦”，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织出花纹，织造时只用一把梭子，生产效率比较高，但色彩比较单调；二是“纬丝彩色显花”，又称“纬锦”，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织出花纹，织造时使用两把梭子，容易变换色彩，使花纹色彩丰富，但生产效率相应较低。织锦工艺技术的高端性和审美的高端性是锦的两个基本特点，下面，笔者将在技术和审美上对织锦流变进行梳理。

蒙古族刺绣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时期，据阿木尔巴图在《蒙古族美术研究》中提及，早在2000多年前，匈奴就已经擅长刺绣了；同时东胡系统的乌桓妇女都刺绣和织毛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在服饰、军事等方面向周边游牧民族学习和靠拢；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饰牌上都以动物纹样为主。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刺绣工艺。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的朝代，当然，元代也是改变了世界历史格局的一个朝代。这其中蒙古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虽然在元代以前中国就已经与其他中亚、西亚、欧洲等国家有了通商贸易，但是元代在推动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化交融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蒙古族刺绣是蒙古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艺，而蒙古族刺绣的发展同样也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元代是蒙古族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同样也是蒙古族刺绣形成且快速发展的一个黄金阶段。

黄梅挑花起源的确切年代无可考证，但应与黄梅地区开始种植棉花的时代密切相关。中原地区棉花的种植，兴盛于黄道婆对棉花加工与织造技术的推广，与上海松江县同在黄金水道长江上游的黄梅，棉花种植最早也在宋末元初。

游牧民族自古就有敬蛇、崇蛇的习俗，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图案中，蛇纹是以直线或曲线来表达，蛇头在东胡、匈奴以后就不见了，变成现在的这种线型抽象的蛇纹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畜牧业与农业产生，手工业逐渐发展，在这一时期，蛇就已经被雕凿在内蒙阴山山脉岩石上。如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山的岩画以及内蒙古贝加尔湖和阴山岩画中均有出现蛇图案；比这更早的有赤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上也有蛇纹图案装饰；还有在鄂尔多斯发现的匈奴贵族的黄金头饰也有蛇纹图案作以装饰。这些足以说明在北方游民中对蛇图案的广泛使用，以及对蛇的崇拜蛇的出现早于人类，古代人类与动物做斗争，蛇就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动作敏捷，部分蛇还带有剧毒，所以人类从古至今都对蛇带有畏惧的心理。也是因为这畏惧的心理，而产生出对蛇的崇拜，从人类早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当中蛇纹是由具象演变而来的抽象符号，提炼为一种象征符号。主要刺绣于男士蒙古靴，围绕于主体纹样，与云纹、犄纹、铜钱纹等图案纹样搭配使用的边缘装饰纹样。蛇纹除了刺绣于服饰之外，还雕刻于箱柜、马鞍等生活用具上做装饰。

这时工艺美术很发达，在统治阶级中十分讲究金银器皿的制作与使用。大汗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鞍马带上亦以黄金磐龙为饰。常用的还有用各种图案装饰的银碗、火镰、金鞍、金银器、金盂子、银摇车、金带等。成吉思汗在与王罕的战争中也获得了金帐、金酒杯、碗具等。这些都是有各种图案装饰的传统的金银工艺品。在汗宫中依照窝阔台的命令，制成了许多金银的象、狮、马等动物和样式华丽的器皿和家具。宝座附近有一银制大树，四银狮承之……树顶一银制天使矗立其上，据说此树为巴黎工匠不涉所制。

清代官绣对民间刺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形成了以京城满汉绣工为主体的“京绣”行业，并且带动东北满族发祥地的民间刺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普及，形成满绣品牌。清代满族民间刺绣以服饰绣和佩饰绣为主。其中的各种满服和旗帽、旗鞋，大都要镶以花边，刺花绣鸟。满族的佩饰绣品更是品种多样，绣工争奇斗巧，时刻佩带于身，形成了爱绣、尚绣、习绣、用绣的风俗。到清代中期，官用绣艺，愈加精湛，民间绣艺，空前提高，名绣迭出，精品荟萃，进入了弘扬和传承中国刺绣文化的黄金时期。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出自国势昌盛时期，不是屈辱、妥协的让步，具有开明进步意义，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繁荣起了时代作用。南北朝以前，瑶族先民尚属“蛮人”部落，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进入隋末唐初，仍然过着“人居鸟巢”，“射禽兽”与“烹鱼鲛”的原始游猎生活。由于唐王朝通过颁发《评皇券牒》授予土地，“籍户授田”使缺地和少地的瑶民，获得国家土地加以耕种，改变了不稳定的游猎生活，为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给瑶族先民生存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由于唐王朝通过颁发券牒形式，封赐瑶族酋领为官，运用强硬的封建统治机器，加强对瑶族居住地区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瓦解了瑶族原始社会的建制组织。同时，又采取强硬的封建经济措施，破坏了瑶族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加之唐时铁器工具在瑶区的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在瑶区的传播，在加速封建社会形成的同时，使瑶族原始社会迅速崩溃。瑶族《评皇券牒》的产生，是瑶族原始农村公社崩溃，跨越奴隶社会的转折点，是瑶族社会进入封建化时期的标志。由于唐王朝采取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瑶族先民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活更为稳定，因而，唐代瑶族社会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评皇券牒》的人民性和进步性毋容否定。但是这种人民性和进步性是有时间性和阶级的局限性的。

6.“读书高”，历史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理念根深蒂固，对当时的妇女影响深远，她们不管多么艰辛也要让自己的丈夫发奋读书，考取功名。

16世纪末到17世纪70年代，是蒙古族学者研究蒙古史非常活跃的时期。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万世一统的统治发生危机，已临灭亡。蒙古族学者站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正统观立场上研究蒙古的历史，他们利用蒙文史料记载、民间口头传说，以佛教的世界观为理论指导，撰写蒙古的历史，宣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万世一统的正统观，论证其皇位的不可动摇性。这时期的主要历史著作有《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主编的《黄金史》，佚名作者的《大黄册》、善巴的《阿撒拉嘎齐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等。

利用歌谣、故事传说等方式传授历史知识和生产知识，也是瑶族进行社会教育的一种方法。大部分地区的盘瑶在“还盘王愿”时都要唱《盘王歌》，据有关学者考证，《盘王歌》的雏形在晋代已形成，完善于宋代。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最早的《盘王歌》手抄本是明代抄本，分别存于湖南江永和广西金秀，主要记述瑶族先民的自然观、人类起源、迁徙、婚恋、创业等，反映了古代瑶族先民的思想、历史、斗争和文化，是瑶族社会的“百科全书”。盘瑶通过唱《盘王歌》，使每个来参加“还盘王愿”的人都受到一次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盘王遗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手抄本，是瑶族民间用于教人知礼守法的长诗。如长诗规劝瑶家子弟从小要立苦读的志向：“黄纸灯头五更鸡，正是男人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强调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黄金好比风一阵，文章才是国家珍；黄金为贵书更贵，书比黄金贵十分。”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不仅美化和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发了人的智力，而且使子孙后代牢记祖先历史，熟悉社会生活与生产知识。

1989年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牛角人面獠牙青铜神面和附近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面具陶范，正是史载蚩尤“铜头”、“头有角”的图腾形象。这也是萍乡傩文化牛角人面僚牙的“开山”面具形象。它让我们看到了《周礼•夏官•方相氏》所载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宰驱疫”的商周时代戴傩面具用以驱鬼辟邪逐疫的巫俗活动的再现。它由长江中游向东向西发展至整个长江流域，而且向北经川鄂陕南与黄河中游中原文化相接，7000年来，由原始社会传承发展到今天，成为一种历史文化活化石。

达延汗死后又导致黄金家族内部的矛盾。随着封建制的发展，达延汗分封的各万户的汗，各自为政，不受大汗的统治，把蒙古大汗只称“察哈尔汗”；到林丹汗（1952—1963年）统治时期，在漠南蒙古已经形成了16个兀鲁思（封建领地）。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东汉初年上层权贵已有人信佛，但依附于黄老崇拜，如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诏书中亦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等语。据《理惑论》等书载，明帝梦见神人，傅毅解为天竺之佛，于是明帝派遣使者至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而归，并于洛城西门外起佛寺。但东汉僧人多为西域人，故后赵时王度说：“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佛教，教义类似黄老之学，佛陀类似神仙。袁宏《后汉纪》说佛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群生”。桓帝时襄楷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汉末三国时期，下层佛教信徒日渐增多，丹阳官吏笮融大起佛寺，建立可容三千人读经的楼阁，浴佛设酒饭，“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在佛经传译方面，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于桓灵之世来到中国，系统翻译介绍小乘经典及禅法。与此同时，月支僧人支娄迦谶来华传译大乘般若学经典及思想，从此大乘佛教传入汉地。三国时魏人朱士行首次西行求怯。吴地有西僧支谦、支亮译注佛经，后有康僧会来吴，用儒家思想注译佛经，影响较大。此外《大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也传译内地，弥陀净土信仰开始流行。但终汉之世，佛教尚禾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未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怀。魏正始间出现的玄学，并没有受到佛教直接影响，便是明证。

湘西、黔东北、川东、鄂西等地的苗族先民以盘瓠为先祖。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冠，帝患其侵暴。”皇帝远征不了了，于是昭告天下寻找有识之士，可以将杀得了吴将军的人，赐黄金千万食邑万户，并赐给他一个漂亮的少女并妻。皇帝身边有养着狗，它的毛发五颜六色，名字叫盘瓠，得到命令之后，盘瓠随后便取下吴将军的首级，群臣都很惊讶，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看他。...皇帝不得不将一个女儿许配给她。盘瓠与底女婚后就隐居南山，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见处找到一间石屋定居下来。过了三年，十二个孩子出生了，六男六女，盘瓠死后他们就相互成为夫妻了因此人类得以延续，并称作蛮。从此民间便以盘瓠为先祖的象征，虽然盘瓠得内容不符合真实得历史，但在苗族人民心中早已是精神得象征。狗是盘瓠神得化身，狗是苗族人民的守护神，常常有“敬犬神”、“祭狗神”的习俗。同时苗族先民靠狩猎采集为生，也可以帮人们看家护院防止猛兽袭击等等，因此狗在捕获猎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能帮先民们顺利捕捉到各种猎物，同时可以帮人看家护院防止猛兽袭击等等，在头帕、手巾、帐檐、胸围裙等日常生活用品上上也会挑“狗神花”来祭拜，为家人祈求平安。

一种文字的发生、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社会文化规律。而主要的规律，就是依赖于人们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水族古文字的产生，使水族人民看到了文明的希望，也得到了文明的赐予。几千年来，水族古文字的存在，是依赖于《水书》的存在而存在。水族人民因崇敬《水书》而视水族古文字为神圣。水族古文字的生命力从来就维系在《水书》上面。《水书》是水族古代文明的遗存，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今天，《水书》在水族社会里已经不如往昔那样神奇和神圣，《水书》的内容似乎已不再有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水族古文字的发展走向如何？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千家峒是个四周高山围绕、中有广阔而肥沃土地的田峒，瑶人迁到这里后，便砲起一座平安庙，供奉自己的祖先盘王，并用铁和黄金合铸一个香炉供在神位前。定居后，子孙繁衍到千户以上，故把这里起名千家峒。峒里土地肥沃，年年丰收。每逢新年，各家都要请喝春酒，你来我往，宴会不绝；不到村头那棵桐柞木（又叫得空木）开花，是没人下田的。一年的春节，外面的县官听到盘瑶的这种风俗便到峒里查看。盘瑶各户盛情款待请他吃春酒，说是未到桐柞木开花绝不让客人辞行。恰好那年村里的一位寡妇因儿子年幼，生产收入不大，无力在新春年头请酒招待同族，便心生嫉妒，暗地把桐柞木凿个小洞，埋盐进去，因此这棵树便不开花，春酒一直吃到三月还未停止。外面官府衙门见县官久去不回，疑被盘瑶杀害，便发动人马杀进峒去。杀到峒尾，才发现县官还在那里饮酒。事已如此，县官只得带兵出峒。事后才知桐柞木被人阉割，以致酿成大祸。老人们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居住下去，决定他迁，同时把盘王神位和香炉一齐带走。

1949年12月30日，原国民党政府第七军中将副军长钟祖培秉承白崇禧意旨，接受其派人送来的20两黄金后，派其部属纠集恭城旧政权人员和地主、恶霸、资本家，联络从邻县流窜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残兵和土匪，在恭城和平乡对河村自己家中，成立“恭城县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并任命副总指挥、秘书长、参谋长等人员。利用群众对政府征集粮草支援解放大西南尚不了解，以及征粮工作中出现的偏差、解放军兵力分散以及春荒之机，大肆造谣，说共产党“连禾秆草也要征走”，“公粮一运出县，大家都得饿死”，煽动并强制群众参加土匪队伍。与此同时，还联络平乐、富川、灌阳、阳朔等毗邻县之土匪参与行动或先攻占县城附近的和平、嘉会、栗木、咏棠、东寨、莲花、西岭、朝川等乡公所，1950年1月26日晚围攻县城。当时，县城仅驻有解放军四三四团三营八连的1个排和1个侦察班共37人，县大队部分战士、西江乡工作队及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共94人。他们英勇坚守县政府，连续击退土匪十余次冲击。30日，驻湖南永明县解放军派出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平乐军分区派出3个连赶到恭城，奸灭部分土匪，其余土匪向山区溃逃，县城遂得解围。这次土匪暴乱，敌人采用极其残忍野蛮的屠杀手段，对待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不愿从匪的人士。全县共有解放军81人，县大队及政府工作队员57人，农会及民兵干部26人牺牲。其中恭城县商务会长被捕后，惨遭剖腹而死；在和平乡被捕杀的9名干部，其中7人死后，被捆绑倒吊起来，挖掉双眼，有的上肢被斩断半截；22200斤公粮和县城59家商店被劫，全县人民财产损失达10万元。恭城土匪暴乱，是广西全省范围土匪暴乱的一个讯号。

南诏国建立伊始，就得到唐王朝大力支持。当时唐朝为了巩固李姓的统治，宣称李姓乃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立李姓为天下第一姓，在全国遍立老子庙，老子被奉为道教鼻祖，道教则为道、佛、儒3教之首。南诏为了加强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也信奉唐朝极为尊崇的道教。《南诏野史》载：唐玄宗时，盛逻皮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5年）立庙祀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为圣人”。又说，“南诏不知尊孔子，以王逸少为圣人。”南诏蒙氏把崇信道教的王羲之当做道教圣人祀奉。相传细奴逻微时躬耕巍宝山，道教鼻祖李老君用手杖在他背上敲了13下，暗示南诏为王13代。今巍宝山细奴逻土主庙门联中尚有“玉杖频敲，十三传相承霸业”之句。可见道教与南诏蒙氏王室的因缘关系《白古通记浅记》也载：隆舜即位后手“辛亥年（公元892年），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蒲蛮火头塑主像，敬于巍山石洞，立生祠以祭之。曰：‘我百姓冢宁，时世太平，不动刀兵，主之力也。’主忻，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南诏王室尊崇道教的突出表现是以道教仪式行国家重大典礼。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王异牟寻与唐使盟誓于点苍山神祠，“上请天、地、水三官”，誓为汉臣，“永为证据”。行的即是道教仪式。足见道教在南诏王室思想意识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自盛逻皮为道教圣人王羲之立庙，到南诏王劝丰祐“废道教”，道教在南诏占据统治地位多达110年（公元725—835年）。

盘瓠传说原记载在《风俗通》、《玄中记》、《搜神记》诸书，只是小说家言，影响不大，直到列入史乘《晋纪》，尤其是《后汉书·南蛮传》，犹如一石击浪，引起反响。历代史家对范晔书的记述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持反对态度，认为荒诞不经；一派持肯定态度，并作考释推演；第三派则另寻解释门径。反对派的先锋与代表人物为唐杜佑，他在《通典》中说：“晔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周命氏。晔皆以高辛之代，何不详之甚。”杜佑据此斥《后汉书·南蛮传》“皆怪诞不经”。支持此派的人，多以为人畜不能通婚，狗何以生人。20世纪80年代初，《瑶族简史》出版时，还有人以“没有科学根据”，“不能猎奇”为由，不准盘瓠传说入书。

千家峒是瑶人早年居住的地方。盘瓠王去撵黄金狗（一说石羊）挨树夹死后，他的后辈十二姓人就从原来的蓬莱（一说南京，一说会稽山）漂洋过海往南搬迁。一天，大家发现一洞口里面是一大片荒山围起的平地，十二姓人就盖了茅房住下来。他们开田开地、种稻、种棉花，日子过得很富足。慢慢地十二姓人就发展成了一千户人家，起名叫千家峒。就这样，他们平安地过了许多年。后来，一条黄獭在拦水坝上钻洞，众人越撬越深，结果整个坝就崩了。十二姓头人商量后用泥巴和糯米做成的糍粑来塞漏洞都不成功。后来，土神托梦说要一千张牛皮、一千条姑娘须、一千个人头来塞才行。但千家垌人不知千条姑娘须是指柳枝，人头就是木桩子，结果坝就没筑成。这时，又碰了官府来催粮，粮食久收的千家峒人想出家家轮流请官差吃一餐的办法。结果是两批官差连吃几个月都没吃完，官府以为是千家峒人想造反，就派兵围攻千家峒。千家峒人没有办法，只好割指头喝了血酒，埋下一条石头狗作标记，砍了条牛来奉神保佑，并把牛角锯断为十二节，每一姓人拿一节，之后各自逃散，还商定，十二姓人到齐，十二节牛角都对上了，才一起转回千家峒。

同治五年（1866），经过长期准备，周密布置，义军向清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二月十三日，潘新简、吴邦吉和潘老帽，率九阡及下河义军准备进军广西。后来改变计划，率四万余众，从方村分五路围攻荔波县城。为防止都匀、独山方面的清兵增援，潘新简亲自领兵数千人截住北部通道。荔波告急，都匀知府兼独山知州吴德容，急忙派贡生黄金品领兵解救，行到途中，余被义军歼灭。贵州巡抚又派卢希恒从定番（惠水）领兵增援，又被义军堵截，掉头鼠窜。吴德容见出军屡遭挫败，迫于无奈，又派大儿子即补知州吴江率千余人，从花钵大路向荔波开进。潘新简命令义军四下埋伏，然后自己领兵直捣吴江本营。经过激战，潘新简佯败，诱敌进入埋伏圈，吴江丧命，全军覆没。3月25日，被义军围困了42天的荔波县城终被攻破。即补知府荔波县彭培垣投水自尽，游击范定邦、守备刘学武、训导翰林院孔目赵旭，署典史寿其仁等反动官吏五十多个被击毙；县城的清军全被歼灭。这是义军起事12年来，杀死清反动官吏最多的一次。潘新简委任布依族周朝量为县令，封周期桢、覃玉梅为帅，治理荡波县。这次攻城胜利之后，潘新简率众把城墙全部捣毁，然后才班师回九阡。

在湖南，1982年，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辰溪县的罗子山，新宁县的黄金、麻林，隆回县的茅坳、虎形山，新田县的门楼下，江永县的源口，宜章县的莽山，资兴县的团结等人民公社先后改为瑶族人民公社。截止到1989年，全省共建有瑶族乡43个，即江永县大远（千家洞）、兰溪、清溪、源口、松柏瑶族乡，蓝山县犁头、紫良、浆洞、汇源、荆竹瑶族乡，宁远县棉花坪、荒塘、鲁灌、九嶷山、桐木漯瑶族乡，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道县横岭、洪塘营、井塘瑶族乡，双牌县上梧江瑶族乡，宜章县莽山瑶族乡，郴县大塘、月峰瑶族乡，桂阳县杨柳、华山瑶族乡，资兴市团结瑶族乡，祁阳县晒北滩瑶族乡，常宁县蒲竹瑶族乡，酃县龙渣瑶族乡，新宁县黄金、麻林瑶族乡，洞口县长塘、大屋、罗溪瑶族乡，隆回县虎形山、茅坳瑶族乡，辰溪县罗子山、苏木溪、后塘、上蒲溪瑶族乡，怀化市蒿吉坪瑶族乡，通道侗族自治县传素瑶族乡，黔阳县龙船塘瑶族乡。1991年11月，道县建立审章塘瑶族乡。12月，汝城县建立延寿、盈洞、岭秀瑶族乡、小垣瑶族镇。1992年1月，汝城建立三江口瑶族镇。1993年7月，资兴县建立连坪瑶族乡。

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蜀锦生产短暂的黄金时期，全省的丝绸生产厂家有南充织绸厂、成都市蜀锦厂、成都丝绸厂、成都丝绒厂、成都东方红绸厂、成都丝绸印染厂、宜宾绸厂等许多专业丝绸厂。1968年以来，又新建了阆中绸厂、万县绸厂，很多缫丝厂也设有织绸车间。70年代初,宜宾、绵阳、乐山、江津等地区二十多个县属企业，相继从事绸缎生产。这些工厂有的历来就生产罗筛用绢，有的生产工艺品“潮扇”用绢，有的生产板绫、花绫、丝带等传统民族用品，还有的是从生产针棉织品转向的。这些小厂，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走革新、改造、挖潜的路子，1976年，共生产了织花锦缎被面、平绸、绉帕等丝织品约130余万米。这一阶段，成都地区有数十家从事丝织的企业，开动丝织机403台，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成都市区、新都区、双流县、都江堰市、邛州市等地。据《成都市丝绸志》记载，成都地区有数十家从事丝织的企业，早在50年代扩建时已明确分工生产各类丝织品，比如成都市丝绸厂以生产丝绸被面、软缎为主，绉绸厂以生产各种绉绸为主；丝绒厂以生产各色丝绒为主，等等。而成都市蜀锦厂明确分工生产蜀锦，通过扩建蜀锦厂成为成都市乃至四川地区的蜀锦专业生产厂家。

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蜀锦生产短暂的黄金时期，全省的丝绸生产厂家有南充织绸厂、成都市蜀锦厂、成都丝绸厂、成都丝绒厂、成都东方红绸厂、成都丝绸印染厂、宜宾绸厂等许多专业丝绸厂。1968年以来，又新建了阆中绸厂、万县绸厂，很多缫丝厂也设有织绸车间。70年代初,宜宾、绵阳、乐山、江津等地区二十多个县属企业，相继从事绸缎生产。这些工厂有的历来就生产罗筛用绢，有的生产工艺品“潮扇”用绢，有的生产板绫、花绫、丝带等传统民族用品，还有的是从生产针棉织品转向的。这些小厂，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走革新、改造、挖潜的路子，1976年，共生产了织花锦缎被面、平绸、绉帕等丝织品约130余万米。这一阶段，成都地区有数十家从事丝织的企业，开动丝织机403台，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成都市区、新都区、双流县、都江堰市、邛州市等地。据《成都市丝绸志》记载，成都地区有数十家从事丝织的企业，早在50年代扩建时已明确分工生产各类丝织品，比如成都市丝绸厂以生产丝绸被面、软缎为主，绉绸厂以生产各种绉绸为主；丝绒厂以生产各色丝绒为主，等等。而成都市蜀锦厂明确分工生产蜀锦，通过扩建蜀锦厂成为成都市乃至四川地区的蜀锦专业生产厂家。

清代迎来了年画的大繁荣，发展速度之迅猛是之前朝代所没法想象的。薄松年先生指出：“根据零散的调查材料推断，约从明代中后期起，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年画印制中心，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逐渐扩大与增多，呈现出极为繁荣发达的局面。”这些年画产地的经营者既有农民农闲时作为副业自产自销，也有实力雄厚、雇佣众多工人的年画作坊。清代年画的发展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影响而衍化，大体可分为年画的恢复发展时期、黄金发展时期、衰落变革时期等三个阶段。

2.鼎盛期（清代中期——20世纪1930年代）。杨家埠木版年画业真正迎来黄金期则是在清中晚期、民国初期。1900年，村内的画店达到100余家，年画产量2万余令纸。1922年，画店则达到160余家，从画店的规模和生产的情况看，真正达到了“画店百家”的发展规模。此时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兴盛带动了周围地区年画业的发展，取代了寒亭年画中心的位置，形成了以杨家埠为中心，寒亭、仓上、齐家埠、王家道、赵家埠、段家沟、南埠子、圩里、平旺等地区年画业的发展，很多村民从事木版年画生产和销售。这一时期，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以其为代表的潍县年画的地位，形成了三大年画产地之说。

早期的年画叫不叫杨家埠年画？这个问题尚值得探讨。因为杨氏先祖从事此业时，不是在杨家埠，而是在下店。至于始迁西埠，那已是明隆庆二年，即公元1568年以后的事了。也就是说，在下店历经近200年的风雨沧桑之后，杨氏先祖才因浞水泛滥，画业受损严重，被迫迁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此后，才形成了以杨家埠为中心的年画业的兴盛，并且在长期的历史延续中，成就了“杨家埠年画”（因其辖于潍县、寒亭、潍坊又曾统称潍县年画、寒亭年画、潍坊年画）。初迁西埠时创立的画店有恒顺、同顺堂、万增成、天和永四家。然而好景不长，杨家埠又经历了明末大动乱。修于道光年间的家谱上说：“壬午冬（即公元1642年冬），大兵自登莱西进，土寇少靖。至癸未二月间（即公元1643年农历二月），曹滕之寇自青郡来者，抢掠村落，室无瓦全。继又有于七之乱，寒亭以南尽为灰烬矣。我村首当其冲，死绝逃亡，其仅存者半，喘息于烬余之际。”可见，明代年画业是在磕磕绊绊中走过来的。动乱和天灾，始终与杨家埠人的命运相伴。史载，从1369年至1489年几乎颗粒无收的自然灾害大致就有近20次，有的甚至导致一些人背井离乡。就其对年画业的影响说，和动乱相比，天灾还始终是居于第二位的东西。因为对于手艺人说，天灾不可怕，“家有黄金百斗，不如一艺在手。江南收了江南去，江南不收江北走”，而战乱则是毁灭性的东西，很容易造成家破人亡。

解放后，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得到普遍种植。1948年山东全省植棉面积为217.1万亩，1949年即上升为685.9万亩，1969年达到1028.4万亩尽管期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的冲击棉花种植面积一度减少。改革开放后，洋布又极大的挤占了市场份额。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消费能力的提高，民间棉花的种植和土布需求量都较以前大为增加。鲁锦织造获得了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八十年代陪嫁鲁锦数量和种类的激增。1985年山东艺术学院李百钧副教授在菏泽调研时就发现这一时期的民间作为陪嫁物品的鲁锦数量品种极为丰富：“枣花织锦门帘、水纹织锦窗帘、红牡丹格子床单、敬献公婆的素色手巾，层层叠叠织锦衣裤，足足有二、三十套，还有那摆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床被褥。”相比解放前微薄的嫁衣己经有了天壤之别。从新中国建立到1985年共四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在鲁锦的发展的四百年历程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但是这一时期相比此前百余年，棉花的种植达到了空前的数量；相比此后“洋布”泛滥的情况，这是鲁锦发展的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是壮锦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这个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也随之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髙，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文革”的破坏，当时的物质极为匮乏，新生产出来的壮锦自然获得了人们的喜爱。80年代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兴旅游业的发展，壮锦作为广西地区与壮民族的文化符号，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礼品。在政府经济体制变革与市场的双重刺激下，一时间，在忻城、宾阳、靖西、融水等地出现了许多壮锦厂。像宾阳民族织锦厂，位于新宾三联街南桥头北，在80年代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981年，全厂已经拥有新旧机器设备98台。其中排子机18台、电动提花织锦机7台、电动解纱机4台、电动捲纬机1台，等等。到了1983年，因为发展的需要，宾阳民族织锦厂由一个厂分为两个厂。一厂在1985年的时候就有职工70人，生产17个产品，总产值14.02万元。此厂生产的壮锦游龙被面获得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菱形图被面、蟒龙纹挂壁、苗头巾等，分别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用品优秀设计奖或优秀产品奖。

这个神通广大的蛤蟆是图腾，蚂蚁、蝴蝶、蜜蜂也是某些氏族的图腾。邻国来进犯的老虎、人熊和毒蛇，也是一些氏族的图腾。这些动物的“战斗”，不过是原始时期氏族之间兼并战争的曲折反映。蛤蟆打败了对手，取得了胜利，那是蛙图腾氏族的力量强大。他被神化，被拥护为皇帝，那是人们对他恐惧与崇拜的感情的表现。故事中做生意、发现黄金之类的情节，是后人加入进去的。至于国王、皇帝、大臣等，也不过是由氏族社会里的酋长或部落联盟的盟主等演变而成的。

“三聚三散”范蠡三次放弃积聚的万贯家产故事。第一次是在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范蠡想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必然有“敌国破、谋臣亡”，因此，放弃高官厚禄和家产，只带了一些轻便珠宝便泛舟而去。第二次是在范蠡到了齐国后，通过父子的辛勤努力，几年后又聚得万贯家产，齐国人慕其能力，便邀为宰相，范蠡认为久受尊名不详，便辞官散财，闲行而去。第三次是范蠡行至陶朱之地，据时机做贸易，取薄利，不久又聚百万。后因次子在楚国杀人，范蠡本意派能言善辩少子带一牛车黄金前去“探视”，但性情孤傲长子执意要去，却不料导致次子被杀。这就是范蠡的“三聚三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