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与实用的统一，是羌绣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羌族男女老少的服饰中，羌族刺绣品运用广泛，无论是围腰、衣襟、袖口、头帕、枕帕、钱包、香包，还是鞋底、鞋帮、腰带，精美的绣品都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讲，无处不在的羌绣，使羌族成为了一个把艺术品穿戴于身的民族，羌绣不仅美化了羌族的服饰，美化了羌人的生活，绣品中那些细密的针脚，也同时增强了衣物的耐磨性，艺术的唯美与生计的实用，就这样完美统一于羌绣之中。

对篇幅大的刺绣品，图案则极为繁复，通常是整幅刺绣作品以大型的动植物为主要图案，从中心向四边层层展开，结构复杂。在主体图案之间的空隙中穿插绣有各种简单的装饰纹样，使之与主体图案构成纹饰交融、均衡对称、错落有致的整体效果。如工艺美术大师历经四年绣制而成的《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图》，包括了主佛，各种罗汉以及众生，总共有278个人物。主佛正中位端身正坐。两旁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两侧声闻弟子，左右各五尊，还有菩萨圣众罗列两旁等等。整幅绣面绘制的是佛教有名的盛景，用金线细腻表现，所有人物各个不同，极为复杂繁琐，画图就耗费一年时间。

王亚蓉：这样说我更倾向于它是宫廷绣，它主要兴起还是清中期，像当时英国、日本、韩国的出版物上将“拉锁子”称为“北京针”，那时候流传到国外的比较多。京绣中再比较突出的针法就是纳纱和戳纱等，一方面国外的刊物比较严谨，研究得也深入一些。你去查一查京绣与京剧之间的关系，各地生产的刺绣品都为北京服务，嫔妃们等专门为宫廷的刺绣，它不以商品绣为主，多读一下《北京竹枝词》《红楼梦》以及明清杂小说之类的，里面可能就有零星的记载关于服装的，比如衣服坏了去哪里买啊，等等。还有一些明清笔记小说，要大量翻阅。

李兴秀与其他羌族妇女一样，心灵手巧，喜爱刺绣。她没有想到的是，闲暇时间的刺绣，竟然让她绣出了锦绣前程，也绣出了羌乡妇女的自尊、自强、自信与自立。1992年，她带着6个徒弟在茂县县城开了一家缝纫店。由于她为人诚恳，技术精湛，价格合理，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随着九寨沟黄龙旅游业的发展，她以过人的胆识把羌绣商业化，取得了成功。1994年，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羌族服饰和羌族手工艺制品的私人企业——茂县羌寨绣庄，直至今日，公司发展为四川羌寨绣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在羌族传统服饰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索、钻研和实践，从成立之初能生产十多种羌族服装款式发展到能生产和销售一百多种款式的羌、藏服饰和各种手工艺品。有着较强的设计能力，产品有四大类，即服饰系列、手工艺品系列、装饰品系列、包装品系列，产品自成体系，拥有一定规模，在成都、茂县、九寨沟县、北川县等地都开设了分店。手工刺绣品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喜爱，也深受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好评。

京绣历经汉唐的孕育，到明清的兴盛与辉煌，再到近现代社会的嬗变，几经起伏跌宕，在百姓的生活中传承了下来。作为北京地区刺绣业的统称，京绣伴随着城市的出现而诞生，随着北京作为都城的岀现而逐渐孕育成熟，奢华的皇室生活、不计工本的投入，造就了属于它自己的辉煌。但京绣随着宫廷的消失而逐渐走向民间；贵族阶级的没落，没有人再消费得起奢华精致的刺绣品，这直接导致了包括京绣在内的宫廷艺术的悄然衰退以至慢慢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以京绣为主的服饰用品成为主要的出口物资。改革开放的到来，进入现代社会追求新生活的人们，在服装设计领域尽情地构想着京绣的美好生活。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具有个性化的民族元素成为创意设计的主题和备受青睐的领域，京绣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纵观中国刺绣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刺绣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刺绣最初的缘起可能是出于实用功能的目的，在衣服的表面进行缝缀、加固。随着刺绣技艺的逐渐成熟以及刺绣品用途的广泛，刺绣逐渐成为表达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兴趣爱好的一种方式。刺绣最终由最初简单的实用目的，经过历朝历代无数人的实践尝试，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尤其是在清代政权逐步稳定之后，作为北京地区的传统刺绣种类——京绣，也迎来了它全面发展的蓬勃时期，并达至顶峰，与当时的景泰蓝、雕漆、玉雕、牙雕、宫毯、金漆镶嵌、花丝镶嵌等技艺并称“燕京八绝”，成为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清代中央集权的加强，来自全国各地大批优秀绣工为京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风尚的流行促使京绣工艺向更高层次发展。诸多方面的合力促使京绣成长为刺绣种类的一个奇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和社会环境中具有了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然而，进入现代化社会，刺绣工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式微，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对于刺绣，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而号称“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却鲜为人知，对于京绣的历史脉络、工艺特性、艺术特色以及发展现状多年来鲜有系统、明确的论述和深入研究。今天，在作为现代传播手段的互联网上，搜索“京绣”，也未曾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历史是割不断的，长年累月的积累，岁月无声的沉淀，古老的传统京绣文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旧散发着光芒。但因京绣的特殊地位以及选料、制作等方面的问题，它几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退出社会的舞台。可以说，曾经辉煌显赫的京绣作为中国刺绣中独具一格的品种，它的宣传、发展和传承都处于薄弱甚至濒危状态。

第二，从“宫绣”和“民间绣”的不同角度上看，京绣是“民间绣”和“宫绣”相互促进发展的，二者相辅相成。“宫绣”中有来自民间的优秀绣工，而北京地区的“民间绣”也在“宫绣”的影响下，形成了北京特色。“刺绣在朝廷为宫货绣，在富庶人间为闺阁绣，在民间为日用绣，明清时在市场上流通则为商品绣。”可见，刺绣品会因服务的对象、存在的环境等而异。将京绣称为“民间绣”则否定了京绣曾为皇亲国戚服务的历史；反之，将京绣称其为“宫绣”，则将京绣发生的起点界定在了辽代，因为在北京的历史上第一个将其作为都城的是辽代。京绣在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它更多的是宫廷绣的身份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北京作为都城的开始才促使了京绣的飞速发展、加快了京绣的质变过程。尤其在明清时期，京绣摇身一变成了声名显赫的“皇家绣种”，注入了皇族血脉，继而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凌驾于各种绣种之上。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服饰中的刺绣有了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宫廷重视，另一方面是南北绣种百家争鸣，形成了繁荣的景象。朱启铃《纂组英华》中就提到乾隆年宫中命设刺绣科，此时乃南绣北来传授，北绣另成一派之始也。宫廷中的刺绣是集百家之长而形成的刺绣中的极品，而当时的民间刺绣同时受到了宫廷刺绣的影响，亦颇具特色。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导致了自辽代以后京绣是以宫廷绣为主，以民间绣为辅。但是，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湮灭，宫廷中的绣工再次流落民间，京绣进一步在民间，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生根发芽，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京绣由此开始了它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人们开始追求便捷的生活方式，因此短、平、快的产品得到人们的喜爱和热捧，从前慢工出细活的辉煌一时的京绣行业而临着工业化带来的严重冲击。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机械化生产对精工细作的手工艺品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机械化生产的成本较低，手工绣品难以在价格上与之抗衡，许多消费者迫与价格压力转而选择机绣。另一方，那些选择了机绣绣品的消费者发现机绣绣品过于千篇一律，且制作工序远不及手工刺绣品细致，所以许多消费者在购买机绣之后满意度并不高，从而降低了购买京绣绣品的欲望。如何在工业化社会中使京绣这种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宝贵遗产得以生息和繁衍，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清代皇室及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对于刺绣品的需要量非常大，使用的范围也极广，除了纯欣赏性挂屏外，在实用方面诸如衣、食、住、行、宗教、戏剧等无所不包。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朱启铃《丝绣笔记》卷上曾摘录清代乘舆仪仗用绣用织的则例，仅以其中一款为例，即可知道刺绣在乘舆仪仗方面的使用程度：“大礼轿，上檐沥水计摺子八十个，下檐沥水计摺子九十个，每摺俱绣金线行龙一条。”京绣在这期间得以广泛地普及和应用。下文从服饰类，日常生活用品类和戏衣三个主要方面对京绣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其中服饰类主要以皇室成员的服饰，朝廷命官的官服等为主；日常生活用品类主要以刺绣荷包、枕顶、肚兜绣被、帐幔、绣帘、绣帕等；戏衣也是京绣的主要一部分内容。

地方上许多画师参与了刺绣纹样的创作，刺绣品种繁多，享有盛名的刺绣大家相继出现，刺绣行业空前活跃。清代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沿海通商口岸相继设立，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宋代即诞生的画绣此时有了新的发展，它吸收了西画讲究写真的优长，以及西画处理色调、明暗的方法，使画绣作品具有立体效果。“乱针绣”的出现更为传统刺绣注入了新的表现技法，让人耳目一新。

商代是我国蚕桑丝帛的成长、发展时期。早在公元前17世纪，商代的先祖王亥就驾着牛车到北方有易氏（狄族）地区去进行丝帛的交易，后来，中国丝绸通过西伯利亚各部落的中间商之手，远销到希腊、罗马。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生产的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纹样风格和刺绣针法都和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一致。德国斯图加特西北20公里一座凯尔特时期（公元前5世纪）古墓主人的衣服上也镶满了厚实鲜艳的中国丝绸。当时从西北通往中亚的大路尚未开通，丝绸在古希腊价格与黄金相等，但仍受到欢迎。古希腊称中国为Seers,即丝绸之国。

随着蚕丝的使用，丝织品的产生与发展，刺绣工艺也逐渐兴盛，据中国史书《尚书》记载，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了服装“衣画而裳绣”的装饰，可见中国在四五千年前，刺绣品已经广为流行。

服装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汉代刺绣是中国刺绣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汉墓的发现和出土，许多汉代织绣品陆续被发掘，经由这些出土的实物，不但证明了古籍的记载准确，更使得汉代织绣工艺的盛况直接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汉代，一方面，刺绣已经成为当时女红的主要形式，整个社会中刺绣应用广泛，盛行“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另一方面，绣有纹样的衣服还具有权力的象征和标识作用。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朝廷特派官员身穿规定的绣衣以代表中央持节发兵镇压起义军，并有权诛杀镇压起义不力的地方官员，这种绣衣使者被命名为“绣衣直指”或“绣衣御史”。“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不仅如此，汉代的丝织和刺绣，在当时已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工艺事业。《史记·货殖列传》引汉代谣谚说“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意思是说工不如商，此举必然是因为织绣品生产量大，而国内外又有广大市场，商人才能从中取利。由于汉代重视厚葬，从目前全国出土的汉墓看，以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刺绣品最具特色，那些绣品精美绝伦是当时刺绣业的真实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刺绣在当时衣生活中的使用状况和重要地位。

目前，北京地区最早的有据可查的刺绣品源于西汉时期的汉墓。一个是大葆台西汉墓，另一个是老山汉墓。通过出土的实物可以初步推断西汉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大葆台西汉墓傅物馆位于北京城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花乡郭公庄南，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帝土陵遗址博物馆。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前73-前45）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其中出土的绢织物较多，有驼色、棕黄色及深褐色等。绢织物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织得极为紧密，平滑光洁细薄如纸，是当时被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有绛紫绢地刺绣片2件，绛紫色的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的构成由一条反S形为骨架，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绣片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它的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所用丝线应为劈丝后的丝线，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有表现力。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对于研究北京地区的刺绣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坐落于苏州的苏绣博物馆就收藏了该墓的一块绣片。另外，该墓葬的地宫规模宏大，结构特殊，使用的是汉“天子之制”，即西汉皇帝御用的最高级葬具体系，这也为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和西汉时北京历史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些织绣实物是服务于上层社会阶级使用的。此外，出土的物品中许多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是研究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清代的刺绣业，从整体角度来说，不论是官绣还是民绣，相较于前代，都创造了空前的成就；尤其是在实用绣品方面，针法种类繁多，出现了不少精工细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官用和民用技艺相互交流影响，这一时期的绣品不仅具有高超的制作技巧，也反映了清代独有的繁缛之风和异域之风，形成了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时代风格。此时，京绣的发展受苏绣、鲁绣等地方绣种的影响也颇为显著。一方面，宫廷中设立的专门机构中有从全国招募来的能工巧匠，他们在宫廷的绣活处按照朝廷规范严格绣制御用品，日夜操劳。另一方面，来自全国的优秀绣工也集中在京师，均服务于皇亲国戚。从史料记载慈禧太后曾告谕内务府大臣，召选浙中精织绣妇女进宫教艺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后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立了北京农工学堂，来自苏绣的刺绣艺人沈寿就曾任清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担任皇家贵族的刺绣教师，进京教绣达五年之久。这段时期，京绣的发展毫无疑问受苏绣的影响巨大。苏绣向来以“精、细、雅、洁”著称，京绣吸取了苏绣的优点，并在京绣中得到强化且发挥到极致。京绣和鲁绣同属北方地区的特色绣种，鲁绣也深深影响了京绣的发展。山东古属“鲁”，故山东刺绣品称“鲁绣”。其风格是用双股丝捻线，称“衣线”，用衣线绣成的作品，称为“衣线绣”。衣线绣以在明代最为流行，作品风格或苍劲淳朴，或精细华美，然均粗中见细，拙中寓绣。受其影响，京绣的风格更显大气磅礴。除此以外，湘绣、粤绣、蜀绣对京绣也都有过不同的影响。因此，京绣是在近代集众家之长而形成的。不仅如此，清朝政府也注重刺绣实业的振兴，在宫内和地方都有工艺局刺绣科的开办，如北洋工艺局与实业工厂、天津实业工厂、山东官办的各个工艺局，都设有刺绣科或生产刺绣。

第一，从时空范围上来看，如果将京绣纳入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我们基本可以清晰地看到京绣的发展轨迹。从空间地域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地方的特色绣种。京绣从出现、发展到兴盛、衰落无不与它的发生地——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京绣也曾辐射到周边诸如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区，但它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到目前为止，若以琉璃河商周古城作为北京建城历史的起点，北京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历史上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都城，也已经有800多年的建都史。几千年来，北京地区的刺绣业在这片孕育它的土壤上成长着，到明清时期已成长为一个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刺绣系统，成为刺绣品种类中的一朵奇葩。从时间的范围上来看，如果把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刺绣绣片实物的发现看作是北京地区传统刺绣发展的开始，那么北京地区的刺绣工艺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北京地区的刺绣，在时间范围上以西汉，甚或西汉以前为起点，跨越了唐宋、明清、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