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清织绣的收藏品店。潘家园古玩城著名服饰收藏家王金华现在是北京古玩商会古典织绣研究会的会长，在潘家园古玩城开了一家“雅俗艺术苑”的店铺，经营织绣和其他古玩艺术品。1968年为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在山西夏县务农的时候，对当地古老的民俗风情、红白喜事、婚丧嫁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走上收藏中国织绣艺术品和研究民俗文化的道路。几十年下来，王金华买过的中国传统织绣艺术品难以计数，仅现在保存在手中的荷包、扇套等小件织绣品，就有五六千件之多。据悉，王金华还曾经把大量的织绣艺术品捐赠或者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博物馆。现在有了雄厚资金和收藏经验的王金华经常借助自己的力量举办绣品展览、拍卖会等活动，对于京绣服饰品传承和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在与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接触中，在其出版的年刊上，我们发现多次出现了王金华先生的名字。他是“王金华荷包展”的全部展品提供者，曾经为这次展览提供了200多件珍藏的荷包精品；在并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百年民间服饰艺术展”中，他甚至提供了更多的藏品——300余件清代和民国的服装和饰品。“我们的馆藏品还不及王先生收藏的十分之一”民俗博物馆副馆长李彩萍老师这样说。于是，在她热情的引荐下，在一个周一的上午，我到位于潘家园的北京古玩城拜访了这位在古玩界、尤其在织绣品领域颇为资深的民间收藏家。

在与王先生的交谈中，我时常被他随意从柜台下、衣箱里拿出的织绣品的价格吓一跳。这些藏品动辄上万，几十万者在他的店内也比比皆是。他掀起柜台边上一幅绣有“和合二仙”的门帘（估计也是古董级的旧物），指着储物间里的货架上一个普通的塑料袋说：“那里面是我新收到的‘万佛衣’，上面真的绣着一万个佛像，这可是一件珍品，我用六十八万元收购的，如果拍卖估计能拍出去几百万。”此言既出，我的行动立即开始变得蹑手蹑脚起来，并且本能地担忧古玩城的安全设施状况。王先生看出了我的变化，索性跑进储物间里翻腾寻觅，急得我连连劝阻，但他一会儿工夫还是拿了几件不轻易示人的女装精品出来。其中有一身絮棉偏襟女袄套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它出自福建漳州地区，而不属于我论文中所研究的北京地区范畴，但女装面料经历百年仍然色彩浓稠的石榴红（王先生介绍是用当时出自俄罗斯的染料所染），以及通过各色棉线和不同针法绣制的战争故事题材都显得非常奇特和罕见，忍不住在此要描写一番——更何况“女红”技艺本身就在大江南北互相流传，谁说京城女子的传统服装中就没有南来的因素呢？这件女装以粗棉布作底，将士、马匹、城楼、树木分别以符合图案本身特质的针法刺绣，例如，将士身上的盔甲采用网绣，很好地表现出了片甲交错迭加的效果；树木采用打子绣，能再现树冠饱满，叶片丰盛的样子；用细细的松针绣在平针绣为底的人脸上构勒出精巧的眉眼口鼻，赋予人物生动的表情神态……绣线全部是经过染色的、粗细不等的棉线，色彩浓郁却不艳丽，再加上用大量本白色棉线进行链绣勾边，很好地调和了大红、翠绿、鹅黄、宝石蓝之间的对比。整件女袄的刺绣松动而活泼，棉线形成的厚实的纹理与粗棉布明显的经纬纹路相得益彰，比起一般的丝线绣服装，倒更显出一份拙朴性和温暖感，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符合现代人审美品位的。其上的创作手法上或许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东西，譬如配色的原则，譬如图案大小比例的调整，再譬如材料搭配的选择……

陈厂长继续说，近年来，随着古董收藏之风的盛行，古典织绣品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然而，在大家把目光都投向过去的时候，陈厂长想得更多的是京绣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近年来，我也为此动了许多的脑筋，也在各种会议和媒体上呼吁过。但是随着北京城市进程的加快，传统技艺的空间却日趋狭窄，虽说现在社会整体的的劳动力过剩，从业困难，但没有人会怀揣着‘来京刺绣’的理想离开家乡进城打工。而且，京绣的技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训练过程，因此从业者寥寥无几，很是萧条。不瞒你们说，现在京绣的重心已经移向河北经济不发达的一些地区，就是这种局面造成的。我很担心京绣的‘元气’会散，风格会走样。”

“历史上，京绣非常注重画稿的质量，尤其讲究画稿与针法的配套，如果不配套，在刺绣过程中就会有‘顺不过针’的问题。”陈厂长所说的“画稿”，其实就是刺绣的图案设计样稿。在他家的书桌上就摆放着一些铅笔描绘的龙纹图案，这是陈厂长正在为客户设计的仿古图案。“现在京绣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好的设计力量。现在从事美术的人倒是很多，可是愿意沉下心来为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发展作贡献的人却很少。没有人弄，只有我自己上，弄不好，也是瞎弄。”谦虚的陈厂长为了进一步说明他“弄”得确实不如前辈好，捧出了一本他珍藏的京绣图谱。“这是从前老技师们描画的图案集。”他说。打开图谱，在一张张半透明的“油纸”上，描绘着“蟠龙图”、“白蛇传”等各类题材的图案，各种形象依据“适合”的原则相互穿插，显得饱满活泼。许多图案的下方有的还用文字注明工艺针法，例如在一幅“博古图”下就标注有“彩做，中间花屏（瓶）打子，两个角屏（瓶）罐子打子，余金绣”的字样。据陈厂长介绍，过去的京绣工人在刺绣之前，要另用油纸或其它半透明的纸张盖在原始图案画稿上用墨进行拓描，接着用针沿顺墨线扎出窟窿，然后将其覆盖在要进行刺绣的面料上用漏粉（一般用的是“立得粉”）使面料上产生粉绘的图案轮廓，最后再用淡墨沿粉迹勾勒一遍，方才算真正完成了刺绣前的准备工作。“现在的京绣已经没有那么讲究的描稿过程了，基本到漏粉那一环节就算完工了。还有的干脆用铅笔直接在面料上浅浅地绘出大概的轮廓后就开始进行刺绣，这样绣出来的东西能不粗糙么！所以如果要收藏织绣品，看看绣线底下的描稿就能知道个新旧好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