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元代时，当时元大都人将府设有文绣局，有良家女子来织绣各种日用品和服饰。元人的刺绣承继了宋代遗风但不如宋绣精致，用绒稍粗，落针不密。由于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绣除了作一般服饰的点缀外，更多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强烈的装饰风格，被用于制作佛像、经卷、幡幢和僧帽等。其中，西藏布达拉宫保存的元代《刺绣密集金刚像》可作为代表。另外，在元代刺绣中还发现了贴绫的做法，它使绣物更富有立体感，丰富了刺绣工艺的表达能力。进入明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刺绣工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明代末年，出现了名震一时的“顾绣”“发绣”等刺绣门类。明嘉靖年间兴起的上海露香园顾氏绣就是今天传世闻名的顾绣，顾绣针法不仅继承了宋代最完备的绣法，更加以变化且灵活运用，可谓集针法之大成。它临摹刺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巧妙精微，别有秘传；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令世人赞叹。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作可谓世界染织史上的一大奇观。刺绣艺人为了表达内心的艺术世界，穷尽巧思，在色彩的搭配、绣线的选择等各方面竭尽全力进行创作。顾绣的出现和传播对后世的刺绣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作用，顾绣的针法被后世奉为经典，广为传颂和学习，对后来的苏绣以及北方的绣种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室内陈设，向有按不同节令布置的传统，这是苏州士大夫的风气，广大市民追逐和仿效。文震亨《长物志》卷五『悬画月令』说：『岁朝宜宋画福神及古名贤像，元宵前后宜看灯傀儡，正二月宜春游仕女、梅、杏、山茶、玉兰、桃、李之属，三月三日宜宋画真武像，清明前后宜牡丹、芍药，四月八日宜宋元人画佛及宋绣佛像，十四宜宋画纯阳像，端五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景、龙舟、艾虎、五毒之类，六月宜宋元大楼阁、大幅山水、蒙密树石、大幅云山、采莲避暑等图，七夕宜穿针乞巧、天孙织女、芭蕉、仕女等图，八月宜古桂或天香书屋等图，九十月宜菊花、芙蓉、秋江、秋山、枫林等图，十一月宜雪景、蜡梅、水仙、醉杨贵妃等图，十二月宜钟馗迎福、驱魅嫁妹，腊月廿五宜玉帝、五色云车等图。』画坊印刷的不少装饰性年画，正是顺应了这一市场需求。

明代是中国织绣工艺史发展的巅峰期，一直以来，刺绣的发展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刺绣业的发展与丝织业的发展相得益彰。统治者在北京和南京分别设有两京织染局，北京地区官营和民间织绣业均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丝织物更是京畿名产。东安县盛产丝、绵、绢等丝织品，昌平县出产麻和麻布，香河县、固安县、宛平县、永清县也都出产麻、丝、绢、绵、布等。无论官营私营机构，各种丝织物的纹样、质地都有了新的发展。明代时期，随着丝织业的大力发展，当时一般的达官显要、绅士富商的家庭中也大量地使用刺绣作品。随着露香园顾绣的兴起，对京绣的发展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纂组英华》里载“明绣所用之种种色线，率有为宋绣所未先见之正色外之中间色线”，中间色线的增加，可以使绣面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也更接近于真画的渲染效果。较之前一个朝代，明代的刺绣技术也有了更大的进步。

“宋绣，亦称汴秀，为我国五大名绣之首，素有‘国宝，之称。”宋代时，手工刺绣发展到了顶峰，在纯审美的绣画方面成就空前，种类有山水楼阁、花鸟、人物等，以仿绣书画为长，多以名画入绣，追求绘画的意趣和境界。绣画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宋代刺绣的繁荣也源于朝廷的鼓励和提倡，在官方设立文绣院后，宋徽宗又设立了绣画专科，绣画发展到了成熟期，出现了许多知名的绣工，进一步提升了刺绣工艺的艺术地位。为使绣作达到书画的传神意境，绣制之前需度其形势，成竹在胸，区别于唐代满地施绣，构图和纹样的取舍、留白相当重要。宋代设立的文绣院专为皇帝后妃、达官贵人绣服饰、绣画，所以被称为宫廷绣或官绣，龙袍、朝服等皆为精品。宋代刺绣从针法上分平绣法和钉线绣两大类，平绣法类有齐针、缠针、套钋、接针，钉线绣类有平金、圈金、圈银、拉金锁、铺绒、堆绫、贴绢等。套针、切针、滚针为宋代的创新针法。到了南宋，针法已经有十五六种之多，可以说，宋代具备了后世最重要、最基本的针法、绣法。从原料上分为蹙金绣和彩丝绣两类。蹙金绣多用钉线绣，彩丝绣采用平绣法。宋代的刺绣工具和用料都经过改良，针用的是精制钢针，线用的是发丝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