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苏州织造局规模扩大，织造上用、官用的差货增多，其中以宋锦最为著名，织造技术、图案花色均有所发展。顺治三年（1646)督理苏杭织造的陈有明,“佥报苏、松、常三府巨室充当户机”，苏州织染局开始了生产。所谓“佥报”，就是派充。按照所派充的“绅抱巨室”的不同地区，分设在苏州、常州、松江三个织造堂，编列为二十三号，额设花素机450张，工匠1160名;织染局编列为十九号，额设花素机400张，工匠1170名。织造局按照派充“机户”的财富资力大小，分别派定机数,然后分派其承包织造的任务，并按官价发给预定织造的银两，规定期限。被派充的机户购置原料，以工价向民间雇匠织造，并将产品解送进京。织造局设置各种管理和吏员:“设所官三员，专司点匣；管事十一名，分头料理;管工十二人，催横工程;高手十二人,指导织挽。”针对集中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采取“分别责成”制即责任制。对于派充的管事机户、染作和织匠，分別规定各自在生产上应负的责任:“如经纬不细净，缺乏料作，致误织挽，责在管事机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坊;织造稀松，丈尺短少，错配颜色，责在织匠。”并规定了织挽期限和赏罚办法:“酌量癖段、妆花、织金、抹绒、平花等段，定以期限，给以工票，责令依限交纳。”并且“逐机查验，织挽精美者，立赏银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责治示惩”。对于“管事机户、织匠等役”，免以差徭。故清代生产的每匹编缎在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xxx”的迹织，如“绿地罩纹锦”、“黄地织锭万字锦”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文通”、“苏州织造臣毓秀”、“苏州织造臣荣廷”等字样，如图8-1、图8-2所示。这说明当时职责分明，责任到人，质量管理严明。

除了桑蚕丝色丝，金银线是织锦常用的辅助材料，锦中织金起先用于织锦的点缀，到后来，织金己是织锦追求富丽堂皇的主要手段。金银线的应用最早见于蜀锦中的加金锦，在盛唐时丝织加金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宋锦中金银丝的应用己是成熟技术，一种是使用金箔切片的片金，另一种是使用捻金线。早期的片金是纯金箔切成片金，到宋代为了降低成本和増加牢度，将极薄的金箔贴在皮子或绵纸上再切成片金使用，这种复合片金金色由于底衬色而呈现各种不同的偏色效果；捻金线是采用近似黄金色的蚕丝或棉线作芯线，将片金以螺旋状缠绕其表，形成圆形捻金线，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织金锦的捻金线直径只有0.1mm，可见捻金工艺的精湛。云锦的主要特征就是锦中织金技术的应用，在云锦的三大类品种库锻、库锦和妆花中，都以使用织金技术而著称。

苏州织造局的主要任务是织造“大运”（亦称正运）绸缎，至于上传物用的绸锻须再进贡，主要有年节贡、端阳贡和万寿贡三大节贡。此外，还有很多临时性差派，可谓名目繁多。据同治、光绪年间不完全统计，苏州织造奉旨派办的就有:同治、光绪帝大婚，乐部和声署鼓衣袍袖，皇太后万寿，内府驾衣等差事,每次所费最少数千两，多达14万两，耗费惊人。在故宫档案资料中查到的苏州织造报销的黄册项目共19宗，耗银总数达1061671.48两。而且，晚清期织造耗用更大，如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中，江南三织造制办皇后妆奁及赏赐所用绸缎2800余匹及绢线等数千斤，其中苏州织造制办的有1130匹，用银即达17.9万余两，清王朝穷奢极侈、不体恤民艰的腐败生活由此可见一斑。苏州织造局对龙袍类织物的织造生产，以技术高超而著称，尤其是缂绣锦锻类工艺产品，对工艺图案要求严谨,色彩上基本染色共有36种，其中上用22色，官用14色。日常织造生产的主要品种有各式宋锦、丝域、闪锻、闪锦缎、蟒缎、花宫绸、江绸、宁绸、素缎、花缎、云锻、妆花缎、片金缎、暗花锻、织金锻、彩纱、寿字纱、教子纱、漏地纱、水纱、御览纱，清中晚期又生产暗花漳锻、漳锻、陀罗尼经被等。

苏州织造局的主要任务是织造“大运”（亦称正运）绸缎，至于上传物用的绸锻须再进贡，主要有年节贡、端阳贡和万寿贡三大节贡。此外，还有很多临时性差派，可谓名目繁多。据同治、光绪年间不完全统计，苏州织造奉旨派办的就有:同治、光绪帝大婚，乐部和声署鼓衣袍袖，皇太后万寿，内府驾衣等差事,每次所费最少数千两，多达14万两，耗费惊人。在故宫档案资料中查到的苏州织造报销的黄册项目共19宗，耗银总数达1061671.48两。而且，晚清期织造耗用更大，如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中，江南三织造制办皇后妆奁及赏赐所用绸缎2800余匹及绢线等数千斤，其中苏州织造制办的有1130匹，用银即达17.9万余两，清王朝穷奢极侈、不体恤民艰的腐败生活由此可见一斑。苏州织造局对龙袍类织物的织造生产，以技术高超而著称，尤其是缂绣锦锻类工艺产品，对工艺图案要求严谨,色彩上基本染色共有36种，其中上用22色，官用14色。日常织造生产的主要品种有各式宋锦、丝域、闪锻、闪锦缎、蟒缎、花宫绸、江绸、宁绸、素缎、花缎、云锻、妆花缎、片金缎、暗花锻、织金锻、彩纱、寿字纱、教子纱、漏地纱、水纱、御览纱，清中晚期又生产暗花漳锻、漳锻、陀罗尼经被等。

“红地织金樗蒲罗”，在枣红地上配置泥金色，形成暖色调；充分运用了同类色，使色彩单纯统一；由于色彩的明度与纯度较高，所以统一中又有变化，使图案色彩丰富、艳丽。

“红地织金樗蒲罗”，在枣红地上配置泥金色，形成暖色调；充分运用了同类色，使色彩单纯统一；由于色彩的明度与纯度较高，所以统一中又有变化，使图案色彩丰富、艳丽。

清初苏州织造局规模扩大，织造上用、官用的差货增多，其中以宋锦最为著名，织造技术、图案花色均有所发展。顺治三年（1646)督理苏杭织造的陈有明,“佥报苏、松、常三府巨室充当户机”，苏州织染局开始了生产。所谓“佥报”，就是派充。按照所派充的“绅抱巨室”的不同地区，分设在苏州、常州、松江三个织造堂，编列为二十三号，额设花素机450张，工匠1160名;织染局编列为十九号，额设花素机400张，工匠1170名。织造局按照派充“机户”的财富资力大小，分别派定机数,然后分派其承包织造的任务，并按官价发给预定织造的银两，规定期限。被派充的机户购置原料，以工价向民间雇匠织造，并将产品解送进京。织造局设置各种管理和吏员:“设所官三员，专司点匣；管事十一名，分头料理;管工十二人，催横工程;高手十二人,指导织挽。”针对集中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采取“分别责成”制即责任制。对于派充的管事机户、染作和织匠，分別规定各自在生产上应负的责任:“如经纬不细净，缺乏料作，致误织挽，责在管事机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坊;织造稀松，丈尺短少，错配颜色，责在织匠。”并规定了织挽期限和赏罚办法:“酌量癖段、妆花、织金、抹绒、平花等段，定以期限，给以工票，责令依限交纳。”并且“逐机查验，织挽精美者，立赏银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责治示惩”。对于“管事机户、织匠等役”，免以差徭。故清代生产的每匹编缎在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xxx”的迹织，如“绿地罩纹锦”、“黄地织锭万字锦”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文通”、“苏州织造臣毓秀”、“苏州织造臣荣廷”等字样，如图8-1、图8-2所示。这说明当时职责分明，责任到人，质量管理严明。

清初苏州织造局规模扩大，织造上用、官用的差货增多，其中以宋锦最为著名，织造技术、图案花色均有所发展。顺治三年（1646)督理苏杭织造的陈有明,“佥报苏、松、常三府巨室充当户机”，苏州织染局开始了生产。所谓“佥报”，就是派充。按照所派充的“绅抱巨室”的不同地区，分设在苏州、常州、松江三个织造堂，编列为二十三号，额设花素机450张，工匠1160名;织染局编列为十九号，额设花素机400张，工匠1170名。织造局按照派充“机户”的财富资力大小，分别派定机数,然后分派其承包织造的任务，并按官价发给预定织造的银两，规定期限。被派充的机户购置原料，以工价向民间雇匠织造，并将产品解送进京。织造局设置各种管理和吏员:“设所官三员，专司点匣；管事十一名，分头料理;管工十二人，催横工程;高手十二人,指导织挽。”针对集中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采取“分别责成”制即责任制。对于派充的管事机户、染作和织匠，分別规定各自在生产上应负的责任:“如经纬不细净，缺乏料作，致误织挽，责在管事机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坊;织造稀松，丈尺短少，错配颜色，责在织匠。”并规定了织挽期限和赏罚办法:“酌量癖段、妆花、织金、抹绒、平花等段，定以期限，给以工票，责令依限交纳。”并且“逐机查验，织挽精美者，立赏银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责治示惩”。对于“管事机户、织匠等役”，免以差徭。故清代生产的每匹编缎在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xxx”的迹织，如“绿地罩纹锦”、“黄地织锭万字锦”等机头均有“苏州织造臣文通”、“苏州织造臣毓秀”、“苏州织造臣荣廷”等字样，如图8-1、图8-2所示。这说明当时职责分明，责任到人，质量管理严明。

目前，“库缎”、“织金”、“织锦”三类云锦已可用现代机器织造，惟有“妆花”这种云锦中织造技术最为复杂、成就最为杰出的提花丝织品种仍需用传统的手工织造。可以这么说，纺织品中最高档的是丝绸，丝绸屮最高级的是织锦,织锦中最高贵的是南京云锦，而南京云锦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妆花，它达到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境界。

锦是丝绸中的高档品种，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名锦分别是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和南京的云锦。在历史上，云锦品种的发展是以丝绸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成熟后的南京织锦质地厚于宋锦，图案大于普通织锦，用色多于彩锦，门幅大于缂丝，用金优于元代织金品种纳石失。某些云锦品种在工艺上甚至一味追求真材实料，不惜牺牲服用性能，以增加织物的厚实程度和装饰效果。云锦的成功不仅现在技术方面，在图案艺术方面同样具有鲜明的个性。云锦的图案丰富多彩，花形硕大，构图大气，线条圆润，造型优美，寓意吉祥，设色浓艳大胆，对比强烈，逐花异色，色韵过渡，配色自由而有规范，尤其以用金为其特色，大面积显金、金线包边等手法为特点极其引人注目。南京云锦的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是经过大规模的生产实践而逐步成熟的，主要靠艺人们手传口授，代代相传。云锦也因其工艺繁杂，色彩绚丽，美如天上的云霞而得名。

清代南京民间丝织品种以缎为主，“金陵之业，以织为大宗。而织之业，以缎为大宗”。清代给我们留下大量妆花缎织物，它们具有多种组织结构，多种品种规格，众多花色图案，众多色彩配置，“织缎之机，名目百余”。缎机的规格就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等，其中最细密的织机，“其经有万七千头者”。民间机户多集中于军师巷、骁骑营、聚宝门内，即城南地区“业此者不下数千百家”。“机抒之声，比户相闻。”妆花缎、织金、宁绸、贡缎、漳绒等已成为全国官绅不可或缺的高档消费品，穿着于社交等重要场合。云锦交易市场非

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绛色地二色金花卉蝶纹织金绸便袍料”就归于经重平品种，与地纬交织时相邻的两根经线有相同开口规律，交织成经重平地组织。与纹纬交织时每隔五根经线起出一根兼作固结圆金线的间丝用经，其固结组织为三枚斜纹，完整组织的纬线循环数为6根，经线循环数达72根，织物经线密度较高达104根/厘米，而纬线密度只有15根/厘米（地部），此外纬向用料特别粗，这样地部也呈现横凸纹。这种由纬重平地、三枚斜纹固结妆花的品种也是很少见到的。

由于金线制作技术的进步和织造技术的日臻精巧，在清代的云锦织品中，还出现了一些织造技术难度很大的宽幅库金织物，如宽幅的织金陀罗经被。这些特殊用途的宽幅织金云锦，需用特制的宽幅织机，由五六个人同时协作方能织造，一件织品，从设计到织成，往往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云锦中的织金库锦又名“库金”，因织成后输入宮延的“缎匹库”而得名。所谓库金，就是织料上的花纹全部用金线迎织出来。也有全部用银线织的，叫做库银。明、清两代江宁官办织局生产的织金，金银线大多是用真金、真银制成，在每匹织料的尾部，常织有“某某织造真金库金”字牌，说明其所用的金线材料货真价实，保管好的匹料至今金线如新，光彩依旧。在云锦的斜纹地库金出现以前就有很多织金锦品种，如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的烟色地双鸾朵梅织金绫，其地组织为2/1斜纹地，1/2纬斜纹花，只是经纬密度与材料粗细的配合等技术参数不如库金来得合理罢了。

不过，上述汉、梁、唐的诗文中都出现了“云锦”其名，但推情度理，都似乎是假托天际云彩之美结合锦织之美来作形容、炫耀，实际上并没有这种“特定”的织物及专用名词。到了宋代,《苏轼•潮州韩公文庙碑》:“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来帝旁”。其中所说的“云锦”,仍似形容之词。自此记载而下直到明代诸多文献中，几经尽力多方捜寻，都未能找到其他文献中载有“云锦”其名其物的记载。查找清宫廷内务府有关丝绸贡品等文献，以及江南织造局相关的奏折史料，都未发现“云锦”这个丝织品专用名称。甚至在明末严嵩抄家记录的《天水冰山录》上万件明代织品记载中有云缎、云绢、云罗、云纱、云绸、云改机、云葛、云丝布等唯独没有“云锦”一词。但云锦具体的品种名词却已出规，如库锦、库缎、织金、妆花等。显见，云锦是先有物后有称，后人把这个美丽的古代词运用到了这类织物上去。

丝织物用金的事实，从三国以来，史料上记载的虽不少，但从元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丝织生产总的情况来看，用金的情况还是极其有限的。元代统治者喜爱使用金锦，有爱用金装饰丝毛织物的习尚，这必然要影响到东、西织染局产品的设计和织造。我们从明、清两代继续作为御用贡品的云锦上，也明显地看到元代这种用金风气的直接影响。云锦中的织金、织金锦、织金缎等，就是从元代金锦延续发展下来的品种(现在只有云锦中保存着这种织金品种)。用金装饰丝织物纹样的做法，在元代以来的南京锦缎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南京云锦的一个重要装饰特征。此外，生产近一个世纪的元代锦缎，创造了很多优美的串枝花图案和各种云纹图案、吉祥图案，给明、清两代云锦图案的设计留下了丰富的样式。直到现在，串枝花图案（如串枝牡丹、串枝莲）和云纹图案，仍是云锦图案中常用的格式和纹样题材。

元代统治者在南京建立东、西织染局的80多年中，具体生产了哪些花色品种的锦缎？因无具体的文字记载,也无确切的实物留传，我们难以获得具体的认识和了解。然而，镶金砌玉的华丽本色却是一以贯之的。我们从明、清两代继续作为御用贡品的云锦上，明显地看到元代统治者喜爱用金风气的直接影响。云锦中的“库锦”、“妆花”等，就是从元代金锦延续发展下来的品种(现在只有云锦中保存着这种织金品种）。此后，用金装饰丝织物纹样的作法，成为南京云锦的一个重要装饰特征。此外，生产时间将近一个世纪的元代锦锻，创造了很多优美的串枝花图案和各种云纹图案、吉祥图案，给明、清两代云锦图案的设计留下了丰富的样式和艺术影响。

云锦在品种、用料、工艺技术、艺术等方面具备了特定的风格。根据云锦品种的具体演变过程，南京云锦“始于元，而盛于明清”，即云锦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云锦产生的根源就是南京地区具有生产丝绸织锦的悠久历史和群众基础，加上丝织技术的发达和丝织产业规模较大等原因，特别是历代皇家在南京设立织造机构，推动了云锦业的快速发展。江南无可比拟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蚕桑资源以及卓越的工匠技艺等因素促使了南京成为云锦的故乡。自元代起，具有南京云锦特色的织金和花缎品种开始发展，并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规模；发展到明代，妆花品种已成熟并丰富起来，织造工艺十分发达；清代继续发展，综合织金、妆花及综合外来织锦技术的金宝地品种繁荣起来；然而清末国力空虚，云锦业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民国时期，又进一步衰落了；至解放前后，云锦业几乎全线停产。

一是民族习惯。汉民族是一个消费保守的民族，长期的农耕生活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都趋于保守，因为是“望天收”，他们往往有了上顿想下顿，有了丰年愁欠年。所以，大量用金不是他们的消费特点。而游牧民族则不一样，迁移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消费习惯是掠夺性的，他们通过战争掠夺到大量的金银，就要立刻“显金”，做在器皿上和穿在身上。所以到了元代，游牧民族占据统治地位时，大量的织金锦开始出现。《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看到用著名的织金锦“纳石失”做的军帐,能延绵数里长。而织金对云锦的风格又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妆花的“金包边”，金宝地的“金地”，所以云锦呈现了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风貌。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丝织物中，有一块题作《五湖四海》的织金锻，是运用谐音借物表达。画的是五个葫芦与四个海螺。以葫芦之“葫”谐音“湖”，借海螺之“海”，组成“五湖四海”。五个葫芦构成一个团花，中心由五片叶子饾起，在五个葫芦之间嵌以四朵梅花。与团花交错并列的四个海螺，则是围绕着一个圆形花纹。梅花五瓣同心，圆形花纹也是突出了花心，整个画题，可能是取“五湖四海同心”之意。

“南京云锦”一词有意识地作为南京地方多种提花织锦的代称是晚清以来的事情。历史上品种的命名是有自身规律的，一般来讲应该是先诞生了品种才赋予了名字，并随着品种的丰富其定义愈来愈完整。目前对许多边缘品种是否定义在云锦的范围内还存在着探讨的空间，如技术含量较低的库锻可分为起本色花的暗花库缎和花地两色的花库缎，在织锦的大范围内对应的就是暗花缎和闪色缎，两者有差别的话也只是规格上的差异，如用料方面库缎纬丝较粗，经线密度较高，手感厚实，色彩亮丽纯正，但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可以这样理解，即高档的暗花缎称为库缎。从现在对云锦品种的认识来看，云锦与同时代的丝织品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汉代的织成品种、宋代的缂丝挖织工艺，就没有云锦通经回纬的妆花品种；没有纳石失等大量用金线，就很难有云锦金宝地、织金锦品种的产生；没有宋锦彩锦，也很难有彩库锦的出现；没有大花楼织机，就织不出多色彩、大纹样的云锦匹料。更进一步看，云锦中许多品种如八搭晕与宋锦中的重锦或细锦在工艺和组织结构方面如出一辙。与现在命名方式不同，古代对一个品种的命名并非全国统一。在丝绸命名方面，有的是根据地组织来命名的，如明代的缎一般称“纻丝”；有的是根据用料来命名的，如“织金”大量用金线显花；有的是根据工艺来命名的，如“妆花”釆用局部盘织和通织相结合的工艺。受地域和时代的限制，同一品种或相近品种的称呼往往不同，这样某些云锦品种的地域唯一性也就存在某种质疑，因此把云锦放在同时期的中国织锦大范围内来对比研究，才能全面地、更好地了解南京云锦。以下分别介绍云锦的各类品种及云锦与其他织锦的关系。

再如陕西扶凤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丝织品，均有一大批为织金、烫金、绣金的织绣服饰品。因法门寺博物馆的陈列所需，苏州丝绸博物馆帮助仿制了五件罗地盘金绣祭供样品。苏绣艺术博物馆曾对此进行了复原。

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上下有别，等威有序。“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朝代，对服饰制度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明代是汉民族一统天下的朝代，服饰制度悉尊汉制，略有改动。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从17世纪初叶开始（天命元年），到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三十一年《皇帝礼器图》校勘完成，才逐步发展完善、完备，并成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典范和清中、后期服饰的依据。其种类丰富，雍容华贵，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等级森严，不得僭越。自乾隆时起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文武百官及公主、福晋、命妇的官服，按其不同的用途分成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便服几大类，除便服外，均绘制成图，收录于《皇帝礼器图》中。后经嘉庆、道年间篆修成《会典及事例》，至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篆成《大清会典图例》。刺绣时纹样的大小、内容等均出于此。其中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穿行服，雨雪天穿雨服。其中，礼服等级最高，只有在祭祀、祈雨、祈谷时才穿着，其形制为在石青面料上绣五爪金龙四团，胸背及两肩各一团。皇帝的朝服也属于礼服的一种，有冬夏两种形制，冬夏朝服在形式和花纹上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摆等处的镶边有所区别，冬朝服镶海龙裘皮边，夏朝服镶织金绸边。朝服的形制是头戴朝冠，上衣下赏相连，右衽，肩部披戴披领，袖端为马蹄袖，上衣下裳连接处有襞积，腰系龙纹金版丝绸朝带，并佩戴朝珠，脚穿马靴。吉服是在一般庆典活动穿着，其颜色以明黄色为主，圆领、右衽、箭袖，服装上绣有龙纹和12章纹样。行服有行褂、行袍、行裳三种形制，为皇帝出行、打猎时穿着，这类服饰相对轻便简洁，色彩上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的行褂规定用石青色。而女子的服装若是满族妇女则自皇后、亲王福晋等皇族也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服饰等级及服色、纹饰与其丈夫的品级一致，只有霞帔是女子专用。明、清皇室、王公贵族的衣饰可以说是京绣艺术的集中体现。以衣着为例，故宫博物院所收藏清朝帝后的丝织绣花服装和衣料，数量竟高达数万之多。

两宋以后，南京的丝织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恢复与发展。宋式纬锦（简称宋锦)、织金（锦缎）、缂丝、漳绒（天鹅绒）、倭绒、漳缎、双面丝绒、丝头红毯等名贵品种，竞执牛耳，相继发展起来了。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南京，倾城上下，街头巷尾，“百室机房，机抒相和”，以鸡鸣为号，昼夜繁忙。出现了仁和里锦绣坊、乌衣巷染坊、靛蓝所、彩帛行、销金铺，吴绣庄等，水陆埠际，万商云集，呈现一派盛况空前的繁荣景象。

南京靠近太湖流域蚕桑生产中心，明代的南京民间丝织业原料供应充分，织造技术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产品质量也可与官营织造局产品相媲美。朝廷不时加派的产品各织造局无法及时完成，有大量的领织产品由民间织造后送回官局，还有用收购和采办及领织的方法向民间搜罗高档锦缎。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商铺繁荣起来，涉及丝织云锦的商铺有布绢、丝绵、绫、罗、纱、缎子、纻丝、绉纱、改机、腰机、包头等11种，其中纻丝锦缎包括暗花缎、妆花缎和织金等丝织提花织物是最具南京地方特色的品种，也是南京云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相关的染色业、金线制作业和丝行等，丝织手工业成为明代南京的经济支柱。同时，明代的民间丝织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工场规模化经营，雇用许多劳工，有明确的分工，一个机房配有络工、牵经工、拽工、织工、运经工、刷边工、接头工等专门技术人员。当时高档丝织品大量地被用做赏赐用品和贸易用品，有许多锦缎被邻国的皇室和边疆的寺庙作为珍藏品而保存下来。

就现有资料看，南京丝织业发展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在中国丝织史上，不是最早，而是最好，颇有后来者居上的意味。蒋赞初先生认为,南京云锦的历史可上溯至东晋政府创建“锦署”之时，即公元417年。他说：“织金锦（金银薄）在金陵（南京）的开始织造与‘云锦’一名在记载中的出现，至少也有了整整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从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起，其生产流程和技术传统就一直没有中断。时至今日，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南京云锦研究所还能应用云锦大花楼木质织机，复制出明代万历皇帝下葬时所穿的孔雀羽织金妆花纱龙袍和织金孔雀羽团龙纱袍料、金代织锦的‘双鸾朵梅纹织金绸’……等。”有人说云锦是中国丝织的“活化石”。我倒以为，它是一种珍贵的未曾消失的传统文化。因为它辉煌灿烂，高超的技艺不能为机器取代，故而具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王朝在南京设立官营的东、西织染局后，特別崇尚用金，酷爱织金锦，为南京云锦今后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元朝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却十分剧烈，代伊斯兰文化的织金锦，代汉族文化的各类丝绸缎匹均为蒙古统治阶层所喜爱。当时，在全国各地有众多的中央性和地方性的官府工场，相对民间作坊，工场中有着优秀的工匠，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生产设备，可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古代生产的织物品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如西北地区擅长织金品种的生产，江南地区擅长精细的丝绸织物的生产，身处江南地区的南京生产出来的织金品种在风格上就具备了两者的长处，花色品种不断半富。元朝时的南京人口增长较快，政治和经济地位逐步提高，中央在建康（南京）设有东织染局和西织染局，统称建康织局。东织染局于元十七年（1280）立局，有“管人匠3006户，设机154张，额造段匹4527段，荒丝11502.8斤”。有着从制丝、染色到织造的完整工序。另据记载，西织染局与东织染局规模相当。两个织染局共管人匠数千户，约数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织染局的规模是很庞大的。在元代的近百年中，建康织局因其产品的重要性，织局规模未见缩减和裁撤而是日益发展，为南京云锦的发展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那么，当时的织造技术究竟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呢？这从当时颁布的一些禁令中可见—斑。据《元典章》卷58记载，元代朝廷对民间丝织生产颁布的禁令中规定，民间不许织造御用缎匹、不许织造日月龙凤锻匹、花样缎匹、佛像缎子和织金缎匹等。先“有”然后才会有“禁”，说明当时民间街市中确有这类犯禁的锻匹买卖，因而朝廷才明令禁止。从《元典章》的这些禁令中，我们可以窥见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的元代民间的锦缎织造技术。

综上所述，南京云锦的历史可上溯到1590年前，即东晋政府在秦淮河畔以长安迁来的百工为主力而创建的锦署（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丝织品种登上历史舞台；而织金锦（金银薄）在金陵的开始织造与“云锦”一名在记载中的出现，至少也有整整1500年的历史了。特别是从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起，直到现在，其生产流程和技术传统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云锦”名称的出现虽然很早，但最初并不是特指某一地方织锦的专用名称，只是织金锦出现之后，才以其称誉那高超的技艺和创造的绚丽之美。蒋赞初先生说：“从南朝织锦的命名来看，首次出现了‘云锦’的名称，见于南朝的文献《殷芸小说》，该书的原文为：‘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作者借神话的叙述，道出了人间巧妇的精湛技艺，这也是云锦之名在文献之中的最早出现。而《齐书?舆服志》亦有‘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之天衣’的记载，可与同时代的《殷芸小说》所述相互印证。据《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魏文帝曹丕之语：‘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来自洛邑。’研究者认为加金薄的锦即是织金锦，其做法始于三国。由此，亦可证明‘云锦’之名始于南朝，而且特指加饰金银薄的织金锦而言。”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介绍了杭州，称为“雄伟壮丽的京师”，但没有提到丝织。还有一点，马可?波罗错误地理解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谤语，把杭州解释成“天上的城市”，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正因为南京的丝织以织金著名，就像江南的丝织如绿树茂密，非常普遍，而南京的织金像是万绿丛中的一棵苍天大树。元代政权建立不久，即南宋灭亡的第二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便在南京设立了两座东织染局和西织染局，直接为皇家织造锦缎。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东织染局，至元十七年于城东南隅宋贡院立局，有印。设局使二员，局副一员，管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二斤八两，隶资政院管领。西织染局，至元十七年于旧侍卫马军司立局，设官与东织染局同。”两座织染局的设置既然相同，其生产的规模也应相当。合计应有工匠六千多户，每年织造缎匹上万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工匠”不是指人口，而是以户计算。因为元代实行的是“匠户制”，即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而且世代相继。所以，六千多户的工匠就要几倍的人口了。

元代，江南的养蚕缫丝业已十分发达，当时众多满足普通百姓日常所需的织品大多由家庭自给自足生产，多出的织料交换后还可以补贴家用，同时较多的民营作坊作为专业生产单位，生产出许多中高档丝织商品，如民间生产的纻丝纱罗，“南京的颜色好，又光细，只是不耐穿” [1] 。民间织造业是元代丝织的主体，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技术力量，因此多处江南城市包括集庆路（现南京）设有宫营织造机构。元代朝廷对民间的丝织品种和图案及用色限制十分严格，在品种方面先后规定民间不得织造、贩卖金缎匹、织金纻丝、绡金绫、罗、金纱、绢等物，及拍金，绡金，裁、捻金线，织金、打造金箔等。在纹样方面先后规定民间不得织造日、月，各式龙、凤、虎、佛像、西天字、织金龙纹甚至麒麟、鸾凤、白兔、灵芝、万寿、福寿字服装等。在用色方面的禁色有赭黄、天碧、真紫等。从禁令情况来看，说明当时民间街市确有犯禁的锻匹出售，也说明民间有技术、有能力生产各种高档丝织缎匹如金缎匹、织金缎以及织有金线的绫罗绸绢纱等，元代南京民间丝织品种的多样性是南京云锦品种形成的基础。

“织金”，又名库金，因织料上的花纹全部用金线或银线织出而得名。它是元代织金锦“纳石失”品种的继承和发展。织金主要用于镶滚衣边、帽边、裙边和垫边等。传统的织金织物中，优秀的纹样有“曲水纹锦”、“冰梅锦”、“小缠枝花锦”等。

织金又称库金，即织料上的花纹全部用金线织出，如用银线织则称“库银”。明清两代的官办织造局生产的“织金”都是用真材实料的金线、银线织出的，地料可以是纱、罗、绢、绸、缎等组织，相应地就称作织金纱、织金罗……金线可以是扁金，也可以是圆金。织金要显金，所以织金的纹样设计,要尽量花满地少，以充分利用尊贵的金银材料。纹样以“十四则”小花纹为主。金银线，明代以扁金为多，到清代逐渐转为以圆金为主，扁金光泽亮，而圆金质地牢。织金的用途，主要用于镶滚衣边、裙边、帽边、垫边等，西藏、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寺庙佛事，也喜用织金。

早期的织锦墓葬出土以蜀锦、宋锦为主，直到辽金元时期才大量出现了织金锦。织金锦是云锦最初的品种，单色妆金妆彩也开始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妆花到明代才开始成熟。散见于国内不少博物馆，其中首推北京定陵博物馆。1958年在定陵出土男女衣著匹料170余种，在很多整卷的锦缎织料上都有黄色的封签，其中许多是标明南京织造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如：“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枝蓮花托捌吉祥一匹，宽贰尺，长肆丈；应天府江宁县织匠赵绪，染匠倪全，隆庆陆年拾月”；“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银丝莺哥(绿）龙一匹，长伍丈，上元县织匠张鸾、张科,万历贰年”；其中有一件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抱”。另外，1980军在南京市东郊明魏国公徐达五世孙俑墓中出土的“本色暗花缎麒麟补服”、苏州市明代吏部尚书王锡爵墓出土的“斗牛补服”和“穿枝四合云花纱”等。江宁织造府曾经是明清江南三大织造中特供皇家的，定陵中出土的许多织物内衬上都写明是应天府上元县织造。而历史上较大一副云锦是慈禧太后墓里出土的一件云锦佗罗尼被，宽1.44米，长2.17米。这些出土文物都可以说明，云锦真正的成熟期在明、清两代。

明代的织金缎品种以地结型为主，一般是在五枚经面缎基础上用扁金线织出纹饰；织金绢和织金锦保持元代织金技术，以特结型为主。图案内容有富丽豪华的花朵或盘绕以婉转流畅的缠枝、藤脉，线条流利的云龙及各种传统纹样。花纹常见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地上起金花，另一种是在满金地上用地部的组织勾画出花纹的外轮廓线。两类花型都要求花满地紧，充分体现显金效果，但并不一味追求显金面积，为突出花，在花与花之间留有一定空地面积。与元代的织金锦不同，此期图案回归到传统的四方连续多则排列，常见有四则花、六则花等，常用红色和蓝色等深色作地色与花纹的金色作对比，更加突出金的效果。明代的织金多作幔帐、垫子、佛幡、服装配饰等用处。

元代最著名、最有特点的织物是加金织物，又称织金锦。史资料上称为“纳石失”，又称纳赤思。当时的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件地区设置“染织提举司”,集中织工，大量织造纳右失金锦,作衣服和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茵褥、椅垫炕垫。至于军中帐篷，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当时也是用这种织金锦制成。《元史•舆服志》中对质孙宴中所用的质孙服有详细说明，虞集《道园学古录》也有载：“质孙者,贵臣见饷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副以纳赤思衣等七袭。纳赤思者，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这里所说的缕皮傅金，应该是一种片金制作的方法，即将羊皮加工，制作成极薄的皮层，再在上面贴上金箔，最后切成条状的片金，用于织造。这种片金又称羊皮金。

用金装饰丝织物，真正盛行的是在元代，并影响至明、清两代。元代大量生产的著名的“纳石失”就是一种贵重的织金锦。在元代，不仅最高统治者和百官的袍服用织金，三品以官吏的帐幕也用织金；不仅丝织物用金，毛织物上也用金（叫做毛段子)。元朝在弘州（今河北阳原）、大都（今北京）、新疆以及全国很多有条件的地区，设立了专局和染织提举司，集中了大批锦工，大量织造“纳石失”金锦。这些金锦，除供统治阶级用做袍服外，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茵褥、椅垫、炕垫等，以及军营中的帐篷，也都用纳石失金锦制作。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述了很多他在中国见到的金锦生产地和金锦使用的情况，并见到用金锦制作的军营帐篷，绵延有数里之长。元代金锦的消费之大、产量之多，可说是历史上空前的，也是相当惊人的。

清代中晚期的金宝地风格有较大的变化。图案上改变了以中线对称的布局，回归到以传统的四方连续、八面接章的多则花方式为主。工艺上金宝地采用单经织造，材料回归传统的圆金线和扁金线，组织结构上采用地结型的七枚加强斜纹，正面杜绝了没有交织的纹纬浮线，用门丝与正面纹纬交织，实用牢度比淸早中期的金宝地要好。除用满金作地外，图案内容、花纹的织金、妆彩方法与妆花缎织物完全一样，花用片金线包边，挖花妆彩。图案内容以花卉类为主，主体花纹和妆花缎一样，用多层次的色晕方法来现，在图案布局上以二则花为多见，单位纹样不能太小，织造时同样可采用逐花异色、大白相间等妆织法。宾花有用单色现的，还有用片金、银线装饰的，或金、银线并用装饰的。彩花用片金包边，金花、银花则用彩绒包边。这些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在整件织料的花纹装饰上，运用得非常巧妙而妥适。以用金线（包括银线）来说，不但量多，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现手法和装饰效杲，用圆金线织的满金地，光泽含蓄沉着；花纹绞边的片金和用片金、银线装饰的花纹，光泽闪耀明亮，形成了不同的金色色调和不同的光泽效果。大量的金银线妥适地运用在五彩斑斓的彩花中，又起着调和与统一全局色彩的作用，使得整个织品金彩交辉，具有一种非常辉煌而华贵的气派。

织金库锦与彩库锦归入云锦的原因，一是由于大量用金线，二是由于库锦和彩库锦是南京传统的地方丝织提花产品，历史悠久。金库锦只用金线作纹纬并通织，没有彩纬的加入，而且用了地经和特结经两组经线，尽管图案不同，但在本质上讲与纳石失的结构十分一致，不同的只是地组织由纳石失的平纹改为库锦的斜纹而已。织金库锦和织彩库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结构上的改进之处。相同处都是双经重纬织物，甲经（地经）与地纬交织成地组织，乙经（特结经或称门丝）与乙纬（纹纬或金线）平纹交织以显花；甲乙经排列比都是4:1，甚至甲乙经的材料和密度也可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织金库锦地纬与金线排列比为1:1，地组织为3/1经面斜纹。由于乙经选材很细、密度较疏，且染成黄色，因而金线纬花的显金效果颇佳。彩库锦的基本组织为五枚经面缎地，并用二组彩绒纬与一组金线来作纬线，其中一组彩纬为固定色长跑梭，同甲经交织时为地，并可与乙经平纹交织显纬花；另一组彩纬作为短跑梭，随时换色与乙经交织后显花色，不显花时织入背面。因此，织彩库锦的组织结构比织金库锦的组织结构复杂得多。也许是金库锦与彩库锦的渊源关系，也许是彩库锦露地面积的稀少，也许是出于习惯的原因，人们并没有把彩库锦称为彩库缎。

元代生产的织金品种可分为纳石失和金缎子两种，纳石失品种可能来自西域，但它更多的却是在中国国内由回族工匠织造的，并保留了在伊斯兰织物中的旧名，元代统治者曾在全国多地尤其是在新疆地区设立专织纳石失的织局。纳石失采用双经织造，一组为地经，另一组为纹经（又称特经或接结经），专用于对金线的固结。而金缎子只有一根经轴用中国传统的地络类方法织造。后来的金宝地是吸收了以上两者的特点，并加上挖花工艺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具体有哪些区別和共同点呢？首先，在经线配置方面，纳石失必定有二组经线参与交织，一组为地经，主要与地纬交织决定织物的主要物理性能；另一组为固结经，也称为特结经，数量少于地经，粗细度也细于地经，主要与显色金线交织，用于把金线固结在织物面而尽量减少对金线的覆盖，常常选用黄色的或白色的细丝线来作纹经。金宝地的经线可以是地络型的，经丝分出一部分参与纹纬的交织，如同金缎子一样，也可以是分工明确的双经，和纳石失一样。第二，在用色方面，纳石失或金缎子用色单调，只有花地二色，大面积金色显花，小面积地经地纬交织显地；金宝地用色丰富，以大面积的金线织出地结组织，正面不留经线的缎地或斜纹地，以各色丝绒彩纬挖织或通织显纬花，面五彩缤纷成为典型的云锦品种。第三，在组织结构方面，纳石失组织结构比较单调，地经地纬以简单的平纹类交织出现最多，斜纹地较少，特结组织也以平纹或斜纹出现最多；金缎子的地组织大多为平纹和斜纹；金宝地的组织结构要复杂得多，地络类的以斜纹缎纹和其变化组织为主，特结型以斜纹或变化斜纹为主。第四，在金线的使用和制作方法上，纳石失使用的金线以圆金线为多，其金线由金箔复合在动物的簿干皮上制成，称皮金，带有北方或西域射猎民族的文化烙印；金缎子的生产应在南方汉族地区，以用纸金线为多；金宝地既用圆金线又用扁金线，由于汉族地区有先进的造纸技术，其金线的背衬物是柔韧性极好的纸张，金箔复合在这样的纸张上制成金线，称纸金。第五，在图案艺术方面，一般来说纳石失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不仅现在图案题材上，而且有的还织有波斯文字；而金缎子的图案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特色。金宝地则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双经金宝地特别是乾隆年间生产的双经金宝地，其图案常常是中线对称布局，内容上也以洋花卉为主，更有西洋意味，虽用双经，纹经固结的仅仅是金线，对正面显花的色纬绒并没有固结，像广缎一样彩纬浮于织物面，只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把纬向浮长控制在一厘米以内，这倒可以看出一点点纳石失品种的血统；另一种目前仍有生产的地络型的金宝地，像传统织锦一样以四方连续纹样为基本单位，更有金缎子加妆花的工艺。

云锦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品种。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库缎、织金、库锦、妆花四类。每一类下面，又都有若干品种。本节对云锦的品种做一简单介绍。

在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专业博物馆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江宁织造局生产的缎匹，品种以织金妆花缎和织金锦为多，在匹料的尾部常见有“江宁织造高晋”、“江南织造臣庆林”、“江南织造臣增崇”、“江南织造臣七十四”等字牌，字牌中的名字理解为织造官员或领机。因为清朝对入库产品的质量要求控制很严格，如有跳丝、落色或分量不足等弊病，轻则重织，重则革职重罚，所以尾部的字款是质量负责的一种需求；另外从心理角度来讲，尾款也许还可以达织造官的责任心或自豪感。乾隆三十八年曾奏准：“三处织造解到缎匹，如上用缎匹内挑出不堪应用一二匹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三匹以上者，补织不准开销外，将该织造严加治罪。官用缎匹如挑出不堪应用十匹以内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十匹以上者，补织不准开销外，仍将该织造义处。”织造官带着身家性命为皇家织造，压力很大，客观上促进了织局的技术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不同之处是织金库锦地纬与金线排列比为1:1，地组织为3/1经面斜纹

彩库锦花纹单位较小，配上多色彩绒纬，并采用分段换色工艺后，调和了金的耀光，使织物精美悦目，艳而不俗，彩库锦比织金库锦在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上都有所提高

清代时艺术现手段更加丰富，刺绣和缂丝得到长足发展，云锦妆花的织造技术炉火纯青，色彩华丽夺目，单色调的织金品种其用途降格为服装辅料，如镶滚衣边、帽边、裙边等。在藏族佛教的寺庙中常见有大量使用织金作装饰用品，大量的唐卡釆用织金锦或织金缎来装裱，织金品种逐渐成为草原民族服饰的主辅用料。由于用途的变化，图案被小型化，常见有十四则和七则连续的小花纹单位。图案内容仍然以花卉和缠枝花卉为主。织金锦常以圆金线织出面组织，织金缎常以扁金线织出面组织。

宋锦、织金库锦和织彩库锦花纹小，过去用小花楼提花织机织造即可，现代则进行机械化生产了

因此，织彩库锦的组织结构比织金库锦的组织结构复杂得多

织金指织物的所有图案花纹全部用金属线（金钱、银线）织出，不含彩纬（纹纬），纬向只含有地纬和金线两种材料，属于纬二重织物。 大部分品种的金线是通梭织造，称为织金；少部分品种的金线采用挖织工艺，称为妆金。前述的纳石失和金锻子就属于织金的范围内。 织金可以根据地组织的不同分为平纹的织金纱和织金绢、绞组织的织金绞纱、斜纹的织金绸和织金锦、锻纹的织金锻，织金妆花缎就是在地结型织金锻的基础上加上妆彩工艺演变而来的。 （

云锦中的 织金库锦 又名“库金”，因织成后输入宮延的“缎匹库”而得名。所谓 库金 ，就是织料上的花纹全部用金线迎织出来。也有全部用银线织的，叫做 库银 。明、清两代江宁官办织局生产的织金，金银线大多是用真金、真银制成，在每匹织料的尾部，常织有“某某织造真金库金”字牌，说明其所用的金线材料货真价实，保管好的匹料至今金线如新，光彩依旧。在云锦的斜纹地库金出现以前就有很多织金锦品种，如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的烟色地双鸾朵梅织金绫，其地组织为2/1斜纹地，1/2纬斜纹花，只是经纬密度与材料粗细的配合等技术参数不如库金来得合理罢了。

云锦织物的名称一般要包括如下几个内容：首先是明确品种的地织物结构，是缎类还是锦类或纱类，等等；其次是织造的工艺，是妆花还是织金或两者皆有，等等；再次是图案的名称或图案的寓意，是团花型还是缠枝花型、花卉的名称含义，等等；最后是织物的地色，是绛色还是黄色，等等。而实际命名时的排列则相反，地色在最前，品种在最后，中间是图案，如雪青地竹叶暗花富贵万年纹妆花缎。（图2-57）如果是匹料的话可以加上则数，如果是织成设计的服饰面料的话可以加上服饰类型如袍料、裤料等，如果是云锦文物的话还应该包含年代的信息。

云锦中的织彩库锦亦称彩库锦，属小花纹单位的织锦。织彩库锦的花纹除用金线织造外，还用各种颜色的彩绒装饰，金线及彩纬用通梭织造，彩纬还要分段换色，也有全部花纹用一金、一彩或二彩等多色长跑梭织造的。彩库锦用色虽不如妆花，但织品效果甚为精美悦目。过去彩库锦除用做服饰的镶边装饰外，亦可用于制作囊袋、锦匣、枕垫和装帧等。

金宝地是从元代的金锦演进而来，从织品的设计和成品的效果来看，可以说它是“织金”和“妆花”这两个品种结合运用的产物。故宫保存的很多清代留传下来的金宝地实物，不管是纹饰、色彩，还是织造技艺，都反映了我国传统丝织工艺的高超水平。

什么样的织锦才称为云锦呢？首先，云锦不是单一的品种。云锦有着漫长的发展史，从元代的织金锦品种，明代的妆花缎品种，清代的金宝地品种、库锦库缎品种，到民国的芙蓉妆，解放后的金银妆等。云锦不断地丰富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同时期其他织锦的精华，产生出多种组织结构尤其是以复杂的重纬结构为代的一系列品种的组合体。其二，云锦具有地域性。在元朝南京有官办的东织染局、西织染局。明朝南京有中央属性的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清朝更有为皇宫生产特殊织物的江宁织造府（局）。同时期在当地民间还有更多的人员从事丝织行业，民间丝织业产量一度占整个南京丝织产量的98%以上，丝织业发展成为当时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所生产的各类丝织品中高档提花织锦类被称为南京云锦。其三，从丝织物的分类来说，云锦属于先染丝后织造的提花熟织纬锦。晚清以来南京民间丝织生产划分为“花”和“素”两个行业，其中“花业”即提花熟织物的织造，也称“云锦业”。其四，因为云锦常作为皇家御用和赏赐用品，其用料不惜成本，以各种规格的染色蚕丝线为经纬原材料，并配以真金圆金线（捻金线）、圆银线（捻银线）或扁金线（片金线）、扁银线（片银线）或特殊金线作重要的纬向材料之一，个别高档品种还采用动物羽毛捻线来作挖花显色的纬线。其五，采用传统织造设备。云锦应该是在传统木质花楼提花织机上，由拽手提花、织手穿纬，双人配合手工织造而得来。其六，采用传统织造工艺。典型的云锦品种提花工艺是由花本存储并释放提花信息，束综（大扦）提起经线形成花部开口，织入纹纬，并由障框（伏综）压出纹部间丝点；由范框（起综）提起部分经线织入地纬形成地组织的组合式开口系统来完成的。其七，云锦组织结构比较复杂。云锦可以由单经或重经构成，但纬向必定含有地纬和纹纬劈组纬线（简单的库缎、闪缎品种除外），并符合纹纬配合传统提花概念，其中地组织较为简单，花组织较为复杂，花地组织配合完美。其八，云锦织物图案的艺术性和配色规律具有独特的美感。传统云锦图案取材丰富，常用金线包边，以线条构图并填以色块，色块内晕色过渡，色块间色彩对比强烈；云锦图案寓意含蓄，“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成为我国宫廷皇室文化和吉祥文化的组成部分。综上可知，传统云锦是指南京地区生产的具有特定图案艺术和用色规律的由传统花楼织机和提花工艺生产的多数使用蚕丝、金线等高档原材料的具有多种组织结构的熟织丝织纬锦。

据传金宝地是从元代的织金锦演进而来，从织品的设计和成品的效果来看，可以说它是“织金”和“妆花”这两个品种结合运用的产物。对照不同时期的金宝地品种，它们在工艺和结构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值得我们分析研究。故宫保存的很多清代留传下来的金宝地实物，不管是纹饰、色彩还是织造技艺，都反映了我国各时期传统丝织工艺的高超水平。

金宝地除用满金作地外，图案花纹的织金、妆彩方法，与“妆花缎”完全一样，使用大花楼提花织机，七范八障，门幅较妆花窄，以七枚经缎或七枚加强缎纹为地组织，用多彩绒纬挖花，花用扁金包边;但花纹的装饰手法比妆花缎要更加丰富多彩。织料的主体花纹和妆花缎一样,用多层次的色彩表现(运用“色晕”的方法表现）。宾花的妆彩方法要比妆花缎丰富得多。有用“晕色”的方法表现，也有用单色表现的，还有用扁金、银线装饰的，或金、银并用装饰的。彩花用扁金包边，金花、银花则用彩续包边。这些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在整件织料的花纹装饰上，运用得非常巧妙而妥适。如以用“金”(包括银线)来说，不但量多，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和装饰效果。用圆金线织的满金地，光泽含蓄沉着;花纹绞边的扁金和用扁金、银线装饰的花纹，光泽闪耀明亮，形成了不同的金色色调和不同的光泽效果。大量的金(银），妥适地运用在五彩斑斓的彩花中，又起着调和与统一全局色彩的作用，使得整个织品金彩交辉，具有一种非常辉煌而华贵的气派。

织金品种自从元代大量流行以来，随着织造工艺的提高，组织结构不断丰富，图案现也发生变化，以元代特结型结构的纳石失最为著名。纳石失无法用妆织工艺，仅含有一种金线作为纹纬，图案设计时尽量将通织的金线显露在面，构图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对称形式较多，有对狮身人面、对鹦鹉纹、对兽纹，还有鹰纹等，甚至还有波斯文字的纳石失。地结型结构的金缎子有织金绢和织金锦两种，可以满花通织成为织金品种，也可以挖花盘织成为妆金品种，对袍料类织物可以采用织成设计法在双肩和胸背妆织金线构图。

织金纹样的设计，要求花满地少，充分利用金线材料，充分发挥显金效果。传统的织金图案，多采用花纹单位较小的小花纹样。在满金地上，利用地部组织勾画出花纹的轮廓线条来。这种阴纹的轮廓线条，既是图案花纹的具体形象，又是满地金花外的地纹，构思非常巧妙。这种巧妙的设计手法，使价值贵重的真金线在织品的正面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显金效果。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南京云锦开发了许许多多的品种，形成了自己的品种系列，这也是蜀锦、宋锦等所不及的。云锦大体包括“库缎”、“织金”、“织锦”、“妆花”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