妆花工艺技术，可以运用在多种织物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妆花品种，如妆花缎、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绸、妆花绢、妆花绒，甚至还有妆花布，几乎所有的织物种类都可应用妆花技术。这种妆花织物在明代后期的加派丝织品中数量极多。前面提到的嘉靖44年明廷籍没严嵩家产，抄出各类妆花匹料及成衣多达14600余匹件。可见当时妆花技术运用之普遍和生产量之大。

南京靠近太湖流域蚕桑生产中心，明代的南京民间丝织业原料供应充分，织造技术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产品质量也可与官营织造局产品相媲美。朝廷不时加派的产品各织造局无法及时完成，有大量的领织产品由民间织造后送回官局，还有用收购和采办及领织的方法向民间搜罗高档锦缎。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商铺繁荣起来，涉及丝织云锦的商铺有布绢、丝绵、绫、罗、纱、缎子、纻丝、绉纱、改机、腰机、包头等11种，其中纻丝锦缎包括暗花缎、妆花缎和织金等丝织提花织物是最具南京地方特色的品种，也是南京云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相关的染色业、金线制作业和丝行等，丝织手工业成为明代南京的经济支柱。同时，明代的民间丝织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工场规模化经营，雇用许多劳工，有明确的分工，一个机房配有络工、牵经工、拽工、织工、运经工、刷边工、接头工等专门技术人员。当时高档丝织品大量地被用做赏赐用品和贸易用品，有许多锦缎被邻国的皇室和边疆的寺庙作为珍藏品而保存下来。

明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的奢靡生活，大肆搜括缎匹，在额定的岁造外，又大量地加派增织。由此可以推及江南一带(包括南京在内）的丝织生产规模。

据官府的有关材料记载，“明代累朝制造缎匹，不过三万匹，上用赏赐，倶在其中”，甚至“一岁所造，供费有余”。然自天顺以后，靡费情况日增。如嘉靖年间，由于赏赉无时，使缎匹“每称缺乏”。嘉靖三十年（1551年），命浙江、苏、松等处增织纻丝、纱罗共86300匹。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又命浙江、福建、南直隶苏、松等府织造各色花样纻丝、纱罗共30150匹。这些都远远地超过了额定的岁造数字。到16世纪70年代后又万历年间），岁造之外的添织，日益频繁，几乎成为常例。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由于连年派织浩繁，造成“民穷财尽”。应天(南京)和浙江巡抚“交章言公私两匮，缎匹缺乏,迄暂行停织”。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但不肯表示丝毫的让步，反威吓谏奏的臣下说:“如再借言阻挠，有误吉典，必罪不宥。”从以上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导致大量的加派增织，江南一带（包括南京在内）的丝织生产规模也由此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