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年间（1341—1367),苏州设“织造局”明清两代，苏州的官府织造逐步发展，宋锦工艺相沿不衰，但在颜色和图案方面有较多限制。据《元典章》卷五十八载，元代对织物曾定出许多禁律,如颜色方面,不许民间使用柳芳绿、红白闪色、鸡冠紫、迎霜白、胭脂红等色；图案方面，禁用龙、凤、日、月等纹样;规格方面，更是规定纰、薄、窄、短的产品不予过印，不准在市上售卖。到元末明初，由于战争破坏，苏州的宋锦业一度衰微。

元至正年间（1341—1367),苏州设“织造局”明清两代，苏州的官府织造逐步发展，宋锦工艺相沿不衰，但在颜色和图案方面有较多限制。据《元典章》卷五十八载，元代对织物曾定出许多禁律,如颜色方面,不许民间使用柳芳绿、红白闪色、鸡冠紫、迎霜白、胭脂红等色；图案方面，禁用龙、凤、日、月等纹样;规格方面，更是规定纰、薄、窄、短的产品不予过印，不准在市上售卖。到元末明初，由于战争破坏，苏州的宋锦业一度衰微。

随着对云锦传统纹样的深入研究，加之设计实践，研究人员感到已捜集的样稿仍有不足，发掘整理工作还要深入进行，特别是以往的搜集工作，由于历史条件只能限于晚清和民国时期。他们意识到，为了理清云锦在我国传统织锦发展中的渊源关系和自身艺术特点与规律，必须在前期搜集工作的基础上往前追溯，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历代织锦图案，了解我国织锦几千年来的发展脉络和艺术成就，从而为继承创新提供更坚实的基础。60年代以后，除了日常设计工作，研究人员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对历代织锦图案的收集整理上。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几经周折，到80年代才告一段落。收集整理传统织锦图案的工作当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在研究所里或在南京城里进行，必须走出去，接触古代织锦实物,而首选目标就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故宫作为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宫,里面珍藏了丰富的艺术宝藏，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传统丝织珍品。当初研究所刚成立时，故宫织绣组负责人魏崧卿曾特地来宁表示祝贺，并详细介绍了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历代织物等相关情况，对云锦的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建议研究所在今后的工作中和故宫织绣组多联系合作。

从这些文献及实物资料上看，欧洲对中国绘画的需求，以装饰性的彩色木版画为主，没有与洋风姑苏版风格相似的记载。法国画家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的油画《系吊带袜的女士与仆人》，其中就有中国的蒲扇、瓷器和花鸟屏风的描写，说明当时那些运往欧洲的屏风和屏风画，在风格题材上和洋风姑苏版也并不相同，而是明清两代中国常见的花鸟条屏。

明清两代，苏州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看戏，因而，明清版画中有不少是以戏曲为表现题材的。苏州市民文化修养较高，文士众多，他们对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倾注了很高的热情。江南是明清时期的戏曲中心，而苏州又是江南一带的戏曲中心。沈朝初《忆江南》词里有“苏州好，戏曲协宫商”的说法。万历时，著名昆曲戏班“瑞霞班”和“吴徽州班”主要活动于苏州。到康乾时期，据说活跃在苏州的戏班达到千家，“城内城外，遍开戏园”，各种戏曲演出“昼夜不绝”。

“北京三殿”，指北京故宫内三大殿。故宫，旧称“紫禁城”，其中三殿即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太和殿，明朝初建名奉天殿，后改皇极殿。清顺治二年改为太和殿。明清两代皇帝即位、庆贺、朝会等大典皆在此举行。中和殿、明初建为华盖殿，后改中极；清顺治二年改中和，为帝王举行大典时演礼之地。保和殿，明初建为谨身殿，后改建极；清顺治二年改保和。清雍正以后多在此殿试进士。封建时代宫阙森严，非一般人所能见。此图乃画师据道听涂说由想象而画出，也算得差强人意了。图左部原缺蚀一块。

明清两代，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得到全面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丝织业。它既是一种明显的物质生产，带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又具有文化的内涵，起精神上的作用，特别在衣饰穿着上，受到上层人士的喜爱和重视。

上下有别，等威有序。“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朝代，对服饰制度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明代是汉民族一统天下的朝代，服饰制度悉尊汉制，略有改动。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从17世纪初叶开始（天命元年），到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三十一年《皇帝礼器图》校勘完成，才逐步发展完善、完备，并成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典范和清中、后期服饰的依据。其种类丰富，雍容华贵，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等级森严，不得僭越。自乾隆时起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文武百官及公主、福晋、命妇的官服，按其不同的用途分成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便服几大类，除便服外，均绘制成图，收录于《皇帝礼器图》中。后经嘉庆、道年间篆修成《会典及事例》，至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篆成《大清会典图例》。刺绣时纹样的大小、内容等均出于此。其中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穿行服，雨雪天穿雨服。其中，礼服等级最高，只有在祭祀、祈雨、祈谷时才穿着，其形制为在石青面料上绣五爪金龙四团，胸背及两肩各一团。皇帝的朝服也属于礼服的一种，有冬夏两种形制，冬夏朝服在形式和花纹上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摆等处的镶边有所区别，冬朝服镶海龙裘皮边，夏朝服镶织金绸边。朝服的形制是头戴朝冠，上衣下赏相连，右衽，肩部披戴披领，袖端为马蹄袖，上衣下裳连接处有襞积，腰系龙纹金版丝绸朝带，并佩戴朝珠，脚穿马靴。吉服是在一般庆典活动穿着，其颜色以明黄色为主，圆领、右衽、箭袖，服装上绣有龙纹和12章纹样。行服有行褂、行袍、行裳三种形制，为皇帝出行、打猎时穿着，这类服饰相对轻便简洁，色彩上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的行褂规定用石青色。而女子的服装若是满族妇女则自皇后、亲王福晋等皇族也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服饰等级及服色、纹饰与其丈夫的品级一致，只有霞帔是女子专用。明、清皇室、王公贵族的衣饰可以说是京绣艺术的集中体现。以衣着为例，故宫博物院所收藏清朝帝后的丝织绣花服装和衣料，数量竟高达数万之多。

宋代雕版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使用版画制作的门神逐渐进入百姓家中。加之元代戏剧、明清两代通俗小说深入人心，其中人物也被画为门神，如，燃灯道人、赵公明（《封神演义》），孙膑、庞涓（《东周列国志》），赵云、张郃（《三国演义》），李元霸、裴元庆、秦琼、杨义臣（《隋唐演义》），尉迟恭、薛仁贵（《征东全传》）等，还有不同朝代人物成对者，如伍子胥（仅有清代汉中年画中画伍员骑马杨鞭一幅，其他地方则无）、赵云、温琼、岳飞等。《吴县志》谓：『门神，彩画五色，多写温、岳二神之像，远多贩去。』赵公明，即赵公元帅、赵玄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称其能『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虐，保病禳灾』。燃灯道人，又称白脸传灯道人，系《封神榜》中人物。书中有诗曰：『一天瑞彩光摇曳，五色祥云飞不彻。鹿鸣空内九皋声，紫芝色秀千层叶。中间现出真人相，古怪容颜原自别。神舞虹霓透汉霄，腰悬宝录无生灭。灵鹫山下号燃灯，时赴蟠桃添寿域。』

苏州书坊除出版外还兼营其他业务。例如改编小说，租赁小说，以及买卖字画。其时，通俗小说的流通，完全仰赖这些书坊的推动。明清两代大量严令禁毁的书籍，也多由他们生产发行。官府不仅颁布“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的禁令，在禁令中还常有“示仰各书坊肆，并有一等专赁淫词小说书铺及外来书估，苏城内外画铺古董铺人等知悉”等文字。禁令把“小说书铺”、“书估”和“画铺”、“古董铺”等并列在一起，这些店铺的经营范围，必有相近之处。

织金又称库金，即织料上的花纹全部用金线织出，如用银线织则称“库银”。明清两代的官办织造局生产的“织金”都是用真材实料的金线、银线织出的，地料可以是纱、罗、绢、绸、缎等组织，相应地就称作织金纱、织金罗……金线可以是扁金，也可以是圆金。织金要显金，所以织金的纹样设计,要尽量花满地少，以充分利用尊贵的金银材料。纹样以“十四则”小花纹为主。金银线，明代以扁金为多，到清代逐渐转为以圆金为主，扁金光泽亮，而圆金质地牢。织金的用途，主要用于镶滚衣边、裙边、帽边、垫边等，西藏、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寺庙佛事，也喜用织金。

古代皇帝自称受命于天，是“真龙天子”，如飞龙在天，所以皇帝的龙袍上饰满龙，有的多达二十多条。明清以来，朝廷在南京设有织造局,专门为宫廷织造丝织品，其中“龙袍”是最重要的一项。除了龙袍之外，在其他丝织品上也有龙。所以说，明清两代画龙,南京云锦的龙可称是标准的了，也是数量最多的。

中国的龙，是个虚拟的特殊动物，从最早的意义讲，可能带有原始部落图腾的性质。传至历朝历代，又成了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五千多年来变化很大，早期的龙有的像蛇，有的像马，还有的像猪、像鳄鱼等，直到汉代还是差异很大。龙的形象在唐宋时开始定形，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明清两代已经定形的，差不多一个样了。

从明清两代御用锦缎的配色技术来看，明代的锦缎配色重活色效果，用色并不多，但色彩的组织配色，非常动人而悦目。清代的配色，重色晕（亦叫“润色”）的运用和表现，讲究花纹配色的深浅层次变化。如妆花织物上用色非常多，一件织品花纹的配色可达十几色，乃至二三十种颜色；桃红、粉紫、檀褐等色常用于彩锦中，这在明代的锦缎中是非常少见的。

明清时期是京绣发展的辉煌时期，也是京绣集大成之时期。它在元代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虽然服务对象主要是宫廷皇族国戚和朝廷官员等贵族阶层，但由于明清两代分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掌权，加之社会背景的不同，京绣在明清时期的表现略有差异。

我们多年来讲授美术史的人，对于明清两代，总会强调两个现象，一是木版年画的兴盛，二是西方美术通过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与中西合璧画风的出现。对于这种中西合璧的画风，既会讲宫廷卷轴画与拿到西方印制的铜版画，也会讲苏州桃花坞的版画，但只是介绍一般的情况，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更不曾放到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去详加讨论，尤其没有人立足于传统版画的现代化问题，去思考古代版画的发展历程，它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间的关系，与西方文化艺术发生过的关系。

江南的丝织，特别是南京的织金丝织物，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明清两代。明代丝织已进入盛期，而南京处在制高点上。朱元璋早在明代建立的前一年（1367年）就在南京设立了“尚染局”（内织造局）；洪武年间，又先后设立了“神帛堂”和“供应机房”，分别织造皇帝的龙衣、祭服和宫中所用的各种彩锦。另外还有一家“南京工部织染所”，不知与“后湖织造局”是否是一家机构。

明清两代，堆绫达到历史的辉煌。清代皇袍上有堆绫子加绣花做点缀的，宫内、贵族的衣物、桌围、帐幔、褡裢、枕顶、扇子套等日用品的装饰中常用堆绫绣。清东陵慈禧墓即出土了精美的带有堆绫绣的衣物。明清时期各大、小寺庙的佛事用品也常用堆绫工艺制作。北京白塔寺曾出土了一件清朝初期的袈裟，就是堆绫、珠绣和刺绣结合的精品，其上有堆绫工艺做出的莲花、寿桃、菊花、嗽叭花等十二种花卉，花形饱满，色彩和谐。据传说北京雍和宫内有清朝乾隆皇太后亲手制作的堆绫珍品“绿度母”，至今此贴绢施绣的佛像还熠熠生辉，吸引游人驻足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