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戴荷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或更早的时期。在满族旧俗里也有随身佩戴荷包、香囊、扇袋等小件饰品的习惯。在清代，官员们的等级区分不仅体现在服装的图案上，就连佩饰、挂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清代刺绣的佩饰最为讲究，男子身上平时佩服挂件最多可有十几种，如荷包、扇套、眼镜盒、烟袋、火镰、刀叉等，即便是帝王的便服也要佩有荷包、扇袋、烟袋等配饰。当然，这些宫廷御制的饰品做工均十分考究，帝王也常将这些物件分赏群臣，以示恩宠。这些佩饰的实用价值已降到次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显耀的荣誉。1793年，马戛尔尼访团来中国时，乾隆皇帝亲自把随身佩戴的一个荷包解下来送给了随访团中的一位少年。据载，在故宫博物院馆藏的荷包里不仅有花色一样的成组成套的，也有成批成盒的，数量以万计。尤其到了清代，荷包主要是指佩于腰间的一些囊、带或装饰小品。可盛储随身使用的小物件和香料，如钱荷包、香荷包（又称香囊或香筒子）、针线荷包、烟荷包、扇袋、眼镜戴、钥匙袋、手帕带及其他刺绣佩饰等。在那时荷包类被叫做“活计”，荷包一直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为常见的随身小件绣品，用于盛装零碎什物。既可作为皇宫赏赐品，又可作为民间男女传情之物。这些色彩鲜丽、纹饰精美、绣工细巧的清代服饰小品也是我们研究京绣重要内容。

【聚叶总宜之，独叶不能行】花的叶子三三两两，宜聚不宜散，更要忌讳单独一个叶子长在枝干上。画法如此，自然生态亦如此。云锦的打样师傅牢记在心，不论画什么,信手都是画叶“三三两两”。清代中期，西风东渐。云锦的纹样设计,除了皇帝的龙袍必须有严格的规定、一般纹样仍有一套程式外，对于日常的便服，从宫廷到社会，尤其是殷富之家的妇女，趋风时尚，以“洋”为新。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块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织彩玫瑰花金宝地锦”,从题材到构成，采用了以玫瑰花为主的“菱形连缀”，即四方连续斜长格的二分之一错位。而且不画明显的骨式线，用大小不同的正面花朵组成。这种格式曾长期流行于欧洲，成为他们的世俗花样。还有一种花样，时间与此差不多，采取了小花小叶自由延伸的无特定格式的设计方法。原标题是“浅绿色地折枝大洋花妆花缎”，一改宫廷艺术的庄重严整，变得活泼随意，犹如一篇抒写繁花绿茵的散文。所谓“大洋花”，花并不大，只是花叶信手勾出，不名其状而已。起点确像“折枝”，在技干上露出明显的斜口；然后是细技细梗随着正反的圆弧线（如S形）任其蔓延，以致很大一片。这只是锦缎幅面的一个单位，如果再将其他单位连续在一起，繁杂的效果可想而知。

上下有别，等威有序。“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朝代，对服饰制度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明代是汉民族一统天下的朝代，服饰制度悉尊汉制，略有改动。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从17世纪初叶开始（天命元年），到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三十一年《皇帝礼器图》校勘完成，才逐步发展完善、完备，并成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典范和清中、后期服饰的依据。其种类丰富，雍容华贵，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等级森严，不得僭越。自乾隆时起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公文武百官及公主、福晋、命妇的官服，按其不同的用途分成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便服几大类，除便服外，均绘制成图，收录于《皇帝礼器图》中。后经嘉庆、道年间篆修成《会典及事例》，至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篆成《大清会典图例》。刺绣时纹样的大小、内容等均出于此。其中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穿行服，雨雪天穿雨服。其中，礼服等级最高，只有在祭祀、祈雨、祈谷时才穿着，其形制为在石青面料上绣五爪金龙四团，胸背及两肩各一团。皇帝的朝服也属于礼服的一种，有冬夏两种形制，冬夏朝服在形式和花纹上相同，只是在披领、袖端、下摆等处的镶边有所区别，冬朝服镶海龙裘皮边，夏朝服镶织金绸边。朝服的形制是头戴朝冠，上衣下赏相连，右衽，肩部披戴披领，袖端为马蹄袖，上衣下裳连接处有襞积，腰系龙纹金版丝绸朝带，并佩戴朝珠，脚穿马靴。吉服是在一般庆典活动穿着，其颜色以明黄色为主，圆领、右衽、箭袖，服装上绣有龙纹和12章纹样。行服有行褂、行袍、行裳三种形制，为皇帝出行、打猎时穿着，这类服饰相对轻便简洁，色彩上有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的行褂规定用石青色。而女子的服装若是满族妇女则自皇后、亲王福晋等皇族也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服饰等级及服色、纹饰与其丈夫的品级一致，只有霞帔是女子专用。明、清皇室、王公贵族的衣饰可以说是京绣艺术的集中体现。以衣着为例，故宫博物院所收藏清朝帝后的丝织绣花服装和衣料，数量竟高达数万之多。

尽管明清时期就有江南三大织造，其主要功能是为朝廷提供服御织绣之用。但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三大织造照样绣制成成衣型的半成品衣料。这些衣服小样，都是如意馆的画匠们按照帝后嫔妃及其家眷们的要求绘制的。它不同于一般的小样，只绘出衣形和花纹轮廓就行，这种小样，还要涂上所需的衣服颜色及准备绘成的花纹色彩，同时还要标明衣服的各部位尺寸。绘制的小样不论是底色，还是花纹、花纹的色彩，稍有一点不如意，就要重新绘制，有的甚至要前后反复几次乃至十几次才能合意。至于朝袍和龙袍虽在制度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衣服小样，但是绘成之后，其衣服的颜色、花纹还要与其典制相符合。如果是帝后和宫眷们的便服小样，其衣色及花纹的色彩，均要与其要求的地、花、花色相符合。在织绣时，工匠要按照这个小样的花纹、花色一丝不苟地去绣制，要求最后和衣服小样完全相同，一点不能差。清代服制的这种严格性几近僵死，清史中就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诸如后妃、公主、福晋以至命妇的便服，如果服饰面料要织、绣花卉时，需为应季的花卉，如果与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一致就会看作不合时宜，不顺节应时。即使清代灭亡以后，京绣中的这种严格的规范性依旧存在。据载，民国时期，商品绣十分发达，但京师中来自南方的绣品却不值钱，卖不出高价，就因为它做法不“规矩”。

明清时期，政府在江南设立了三织造专为宫廷织造丝织品，织、绣成衣型的半成品衣料，之后运到京城有专门的作坊缝制。据《大清会典》里记载，清廷皇家服饰的缝制机构十分庞大，宫廷由内务府下设造办处，人数众多，各司其职。造办处下设7个“作”，即银作、铜作、染作、衣作、绣作、花作、皮作。有染匠、绣匠、缝衣匠、弹棉匠、帽子匠、绦匠、钮子匠、珐琅匠、点翠匠、玉匠、数珠匠、领花匠、络丝匠、熟皮匠、蹬匠、穿珠匠、缭丝匠、氆氇匠、牙匠、刷尾匠、堆纱匠等。以绣作为例，绣作内设无品级司匠1人，拜唐阿领催6人。领绣匠135人，捺匠42人，另招募绣匠40人，共217人。绣作负责绣造各种御用、赏用的衣服及领、袖、荷包等服饰用品。另外，制作宫中内廷一般便服（贴身内衣）及靴、鞋、袜、被、褥等的机构有帽房和针线房，有领针线妇人、做荷包妇人、打结子妇人、做案褥妇人等数名，在内廷承应，从事内廷一般服饰用品的缝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繁缛的制度和严格的要求下，京绣匠人制作了众多的京绣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