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明朝建立以后，摆脱了异族的压迫，生产力大大提高。据《人海记》记载：“永乐初，北京四门、钟楼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宣德实录》中载：从南京迁来“二万七千户”手工业工匠至北京，设立前店后厂，自产自销靴鞋、帽子、球皂、制香、刺绣、荷包、丝织、挑花、熔炼金银等工商业品。明代管理宫廷手工艺生产的机构十分庞大，据《明史》记载，先设少府监，后改为12监8局4司，总称24衙门。其中有碾玉、销金、掐丝、牙雕、绣匠、铸匠等。明代就于京师及各地设织染局，并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处各置提督织造太监一人，专掌织造各项丝织品，以供皇室消费。到了明中叶，丝织业更是有了长足发展，万历时两京和江南的一些丝织巨镇上，“肆廛（古代居民居住的一种房子）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李培：《翔云观碑记》）。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商品流通主要物货之一。据吴承明先生统计：明朝，农副产品中作为大宗、重要的贩运物货（不包括政府征收、调拨的赋税货物），其中，参加长途运销的丝织品“每年可达三十万匹左右……价值在三十万两左右”。随着商品的日益丰富和流通渠道的不断扩大，当时的京城已成为重要的大都会，“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粮食）也”。到明孝宗弘治年间（约1488），据《瓠翁家藏集》所记：北京已经“生齿日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直接影响到织绣工艺的迅速发展，一般达官显要、绅士富商的家庭中，处处充满了刺绣用品。明代刺绣以上海露香园的顾绣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在江南一带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后来苏绣的兴起，可说完全继成了顾绣的传统。除了上海的顾绣外，广东的“粤绣”、山东的“鲁绣”、北京的“洒线绣”、苏州的“蹙金绣”也各具特色。

如同绘画有院内体和院外体一样，清代刺绣亦可分为院内绣和院外绣。院内绣是清代官家设置的机构所制造的绣品，它有一定的式样、色彩，也可称为“宫货”；院外绣是民间的绣品，其作品绣法与内容均较富有自由创造性，这种绣是以闺阁占多数。清代陈玫作的《月漫清游图》，其中描绘的就是宫廷侍女聚在一起刺绣的情形。此外，清政府继续沿用明代的旧制，在江南成立三织造，不仅如此，随着清朝廷宫用需求的不断增大，又在苏州特设织造署衙门，有南、北两织局，其中有捡绣匠若干名，专门为朝廷服务。刺绣任务多时，还另行在外租民房几十间，临时集中大批绣女赶制宫货绣品。事实上，清廷虽在江南设立了三大织造局，其主要生产制造的还是缎匹，其余刺绣、绫、罗、缂丝等，均是向局外的民间采购。当然这种采购并非在市场上随便收买，而是有一定的订货对象，当时把这种承造织署丝织品的民间纱缎庄叫做“织差货”。

明清时期，政府在江南设立了三织造专为宫廷织造丝织品，织、绣成衣型的半成品衣料，之后运到京城有专门的作坊缝制。据《大清会典》里记载，清廷皇家服饰的缝制机构十分庞大，宫廷由内务府下设造办处，人数众多，各司其职。造办处下设7个“作”，即银作、铜作、染作、衣作、绣作、花作、皮作。有染匠、绣匠、缝衣匠、弹棉匠、帽子匠、绦匠、钮子匠、珐琅匠、点翠匠、玉匠、数珠匠、领花匠、络丝匠、熟皮匠、蹬匠、穿珠匠、缭丝匠、氆氇匠、牙匠、刷尾匠、堆纱匠等。以绣作为例，绣作内设无品级司匠1人，拜唐阿领催6人。领绣匠135人，捺匠42人，另招募绣匠40人，共217人。绣作负责绣造各种御用、赏用的衣服及领、袖、荷包等服饰用品。另外，制作宫中内廷一般便服（贴身内衣）及靴、鞋、袜、被、褥等的机构有帽房和针线房，有领针线妇人、做荷包妇人、打结子妇人、做案褥妇人等数名，在内廷承应，从事内廷一般服饰用品的缝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繁缛的制度和严格的要求下，京绣匠人制作了众多的京绣艺术作品。

清末民初，刺绣匠把盘金绣叫做“做金活”，或“挂金边”，在各种针法中独立出来，有专门的绣工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