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的北京，称大都。古老的蓟城从一个地方城市和军事重镇向全国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过渡，开启了北京地区织绣史上重要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转折，形成第二个高峰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说，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大都会。黄仲文的《大都赋》这样描述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由此可见，当年大都城内商业极为繁盛，聚有万国的贵重货物，而大都城厢之地的买卖也非常兴隆。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喜欢豪华装饰，尤喜织金织物，这种织物也称“纳石失”。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用武力征服了广大地区，搜刮到大量黄金，并把各地掳夺的织技工匠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元代蒙古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织金锦，在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被褥、椅垫、炕垫，甚至军营所用帐篷也是由织金锦做成。元代统治者每年赏赐给蒙古贵族、文武官僚及臣属丝织品达到数万匹。马可·波罗曾描写元大都“每日有丝车千车入城”，供制作绵、绸、绢、绫用。元代织染机构规模相当庞大，全国各地织染局有几十处。仅北京就有大都毯局、大都染织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当时元大都人匠府设有文绣局，取良家女子为绣工，造办各种日用品。”忽必烈时期，又将专门生产中亚风格的别失八里的织工迁到元大都，织造各种金绵彩缎。据史料记载：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其势不显。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要地位，推崇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然而，绣局仍沿着宋代人的风格，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元代时皇帝即位，以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用青缎刺绣白字。《辍耕录》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缯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1955年，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了一批元代织绣品，这些织绣品是元代统领全国佛教、被元统治者封为“国师”、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海云和尚的陪葬品。其中有一件云龙纹包袱，它以平纹绢为地，刺绣纹样为元代典型的瓣窠状，中心瓣窠内绣祥云、龙戏珠图案。瓣窠外绣缠枝梅、野菊、牵牛花等各种花卉。四角绣莲花、芍药、牡丹、菊花四朵大花、中心为楷书“香花供养”四个字，主要采用了平绣、打籽绣、钉金、钉线等多种刺绣针法。此外，还有用贴罗绣制的僧帽等。这批织绣品的工艺精良，品种齐全，为我们研究元代北京地区丝织、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证。

《圣迹图》又称为《福音故事图像》，1593年由安特卫普的普朗登(Christophe Plantin，in Dutch Christoffel Plantijn，1520-1589）出版，内有153幅插图。《圣迹图》的文字部分由耶稣会副会长纳达尔（Jerome Nadal，1507-1580）撰写，版画插图则由威力克斯兄弟按照伯纳第诺·帕塞里和马丁·德·沃斯的绘画刻制。该书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耶稣会会长圣依纳爵（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将文字和图像相结合进行教义传播的思想，也因而得到罗马教皇的嘉奖。《道原精萃》序言对《圣迹图》的成书过程有所记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耶会司铎拿笪利（即纳达尔）始聘精画二人画耶稣事迹，计一百三十六章，参列圣经，公诸西海。事为教皇格肋孟所知，立降诏书，殊为嘉奖。”纳达尔编撰的《圣迹图》在17世纪初便已传到南京，并得到利玛窦、龙华民等传教士的推崇，为了传教的方便，利玛窦旋即为北京传教团订购此书。

以宫绣形式出现的京绣由于大多服务于皇宫，所以有浓郁的皇家风格，特别是在清宫更体现了满汉相间的刺绣特点。实用绣品主要有皇帝用的龙袍、诏书，皇后用的凤袍，文武百官的蟒袍、王公大臣官服上的补子，日用的椅帔、卧榻铺垫、帷幔喜帐、轿帘、卤簿仪仗、荷包、香囊、靠垫、扇套、褡裢，等等（见图一至图十）。

二、京绣上为宫廷下为平民服务，以服装和配饰等实用品居多。以宫绣形式出现的京绣由于大多服务于皇宫，所以有浓郁的皇家风格，特别是在清宫更体现了满汉相间的刺绣特点。实用绣品主要有皇帝用的龙袍、诏书，皇后用的凤袍，文武百官的蟒袍、王公大臣官服上的补子，日用的椅帔、卧榻铺垫、帷幔喜帐、轿帘、卤簿仪仗、荷包、香囊、靠垫、扇套、褡裢，等等。民间的刺绣作坊，生产商品性的刺绣产品、宗教佛事用的绣品、戏曲服装等。平民百姓则以家庭中的女红形式，绣制自用的日常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