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灾后羌族群众的生存问题成为首要问题。羌族群众在恢复和重建他们的家园后，又要考虑还建房贷款的问题。因此，很多羌族灾民都去城里打工，他们除了节日很少回家，这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抢救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羌族人作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抢救保护的主体大量外出打工，原会讲羌语的人几乎不再讲羌语，原来在家乡要唱原生态民歌的也不再唱，羌族一些传统的礼仪也会因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使仪式变得简化，甚至出现消失的情况。灾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受到了空前的影响，许多羌族的传统文化形式的生存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我们无法阻挡大地震的发生，无法限制羌族灾后的生活方式，更不能强制羌族人保留什么，不保留什么，而只能引导羌族人科学、正确的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以形成羌族的自我保护意识。

陈厂长继续说，近年来，随着古董收藏之风的盛行，古典织绣品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然而，在大家把目光都投向过去的时候，陈厂长想得更多的是京绣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近年来，我也为此动了许多的脑筋，也在各种会议和媒体上呼吁过。但是随着北京城市进程的加快，传统技艺的空间却日趋狭窄，虽说现在社会整体的的劳动力过剩，从业困难，但没有人会怀揣着‘来京刺绣’的理想离开家乡进城打工。而且，京绣的技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训练过程，因此从业者寥寥无几，很是萧条。不瞒你们说，现在京绣的重心已经移向河北经济不发达的一些地区，就是这种局面造成的。我很担心京绣的‘元气’会散，风格会走样。”

在村寨中，各地羌族或有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但“多元化”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农作物的种类上，也表现在多种的生计手段上。他们农、牧兼营，还在大山上的森林中采集药材、菇菌与狩猎。农闲时，男人还要到外地打工赚钱。这是人们对当地边缘的、垂直差异大的自然环境所作的适应。

大禹和李冰，都是以治水著称的英雄。现在羌族普遍认为，大禹和李冰是羌族祖先，因此也将羌族视为汉族的拯救者。特别是汶川一带的羌族知识分子，以当地的“大禹文化”为荣；“治水”便是他们引以为荣的禹文化之一。其缘由是：自古以来岷江上游山间居民便长于砌石筑屋、筑墙，过去他们常到川西平原打工，凿井、筑堤是他们常担任的工作。因此，现在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治水”是承袭自大禹、李冰的本民族文化之一。如一位汶川羌族知识分子，在对我介绍本地的引水灌溉文化后，说：

学者常强调当代羌族的牧羊业以及羊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来说明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的后裔。当前岷江上游的羌族虽然也普遍养羊，但一般而言，羊在其经济生业中并不十分重要。他们不是游牧人群，他们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为农业。主要的家庭人力和最好的土地资源，都用在农业上。在农余，青壮男子出外打工、采药也是经济来源之一。以牧业来说，放养在高山上的马与牦牛，才是一个家庭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否养羊，或养多少羊，在于一个家庭中是否有多余的人力，特别是小孩与老人（详见本书第二章）。

陈厂长说过去学刺绣跟学京剧一样，叫“口传身授”，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么学。京绣和京剧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京剧讲究程式化，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创新，京绣也讲究“规矩”；不像苏绣，它鼓励你去自由发挥。就像是京剧的唱腔一样，这个腔你该唱到几度就唱到几度，唱不到就是没唱好，京绣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如果师傅高兴了就教你一点。比如说，师傅今天心情不错，就教你绣一朵花，以后的日子你就天天绣这朵花，直到你学会为止。学习的时候规矩也很多，譬如，学绒绣的就不干金活。刺绣的师傅一般什么活都会做，但在教徒弟时，一个徒弟只教一个门类，制版的就只学习制版，绣花的就只会绣花，最后缝制的就只会缝制。一般而言，学徒期是“四年零一节”，所谓“四年零一节”就是四年零一个节气，比如说你是9月份来的，四年之后的9月过完第一个节气，你就出徒了。出徒之后，你可以留在师傅这里继续干活，这个时候你就有工钱了，一般是几个大洋。你也可以去别的刺绣作坊找活干，给别人打工。再一种情况就是自立门户，但是这是需要很多钱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给别人干活以养家糊口。俗话说行有行规，按照行话，老板就是发活的，发活的人可以拿到整个报酬的5%，剩下的钱由绣工来分，绣工要拿这部分钱去买绣花线之类。绣工一般只相信发活的人，你要是直接去联系绣工，她一般不会听，这就是行规。它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是说哪个决定的，这也是制约京绣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面。

为何“同一根根”平时又有密切往来的“弟兄”，在当地(以及世界其他人群社会中)经常暗示着人与人间、人群与人群间的敌对情绪与行为？法国学者吉哈德以相互模仿欲望与异类替身等心理因素，来解释此种以敌对弟兄关系为隐喻的人类社会敌意与暴力的根源。模仿欲望在他的解释中，不一定是为了真的需求欲望，而是因为一方有需求欲望，所以另一方便模仿对方的欲望；在模仿中，对方成为自己的异类替身。对羌族地区的“弟兄”而言，相同的欲望却是相当现实：他们都期望能从父亲那分得土地、房屋以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在此资源匮乏地区，分家后弟兄们分得的田业总是不足，或总有几个弟兄要另谋出路：或到别的家族或寨子去“上门”，或到外地开荒、打工。因此分家分产当时造成的争端，或过后个人的失败与挫折，都容易造成弟兄间的敌意。此种“弟兄”间的敌意，也经常见于宣称祖先有弟兄关系的邻近村寨间。为了争草场、林场或在祭山会或庙会中各自夸耀势力，或为了婚姻纠纷，邻近村寨间常存在普遍的紧张与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