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和有关文化部门，对此民间年画艺术遗产予以应有的重视，曾先后派出美术工作者深入民间，作反复多次地调查统计，随后即着手收集整理现存的资料工作。一九五四年，河北省文化局又派干部到杨柳青收集了齐健隆等著名画店之优秀画版十万六千斤，约千种版样，后运到正定隆兴寺交由文管会保存起来。同年，由画工、刷工等老艺人们组织起来的“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后改为合作社易名“和平画店”）已经成立，他们组织起来后，先把自己私藏的画版集聚一起，随后展开画版访求工作，到处挖寻探找，访查打听，从各个角落里发掘出了不少罕见珍奇的古版，这些珍品，有的盖在水缸上当作了缸盖，有的放在木盆里代替了洗衣板，有的钉上四腿改做成饭桌，有的搭了羊圈，有的做了鸡窝，有的拼成蜂房，有的作了切菜板，也有劈开攒成了水桶和小板凳、小木盆者；未被毁用的，不是被堆弃在茅厕中，秽土积满版面，就是深埋在草垛内，任虫蚀鼠嚼，要不然就散置在牲畜棚内，沾满了牛溲马粪，每当发现诸如此类之画版，拣取之时，常是秽气塞鼻，尘土满面。作者此前，亦曾动手作搜集之事，其情不一，辛劳无二，故深悉其苦。当老艺人们看到这些尘封已久的陈旧古版，其中有些曾是他们壮年常刷之物，故感十分亲切。随即将版借用了过来，或付予代价作为租费，运到生产车间，经过几日的浸洗剔挑，将些蛛丝鼠粪，秽土虫渍等，洗刷干净后，着手每样各印了数十张，供作各研究部门留存资料，画版仍归还各原主。一九五六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年画艺术的发掘工作，更移前列到第一线，年画产地差不多都展开了资料发掘工作，在普查遍访的情况下，扬柳青的古代画版不仅在北京、天津、东丰台等地，续有发现，而在外省，如山东潍县、陕西凤翔等地，也有原版或翻刻者被发掘出来。迨至天津美术出版社设立荣宝斋画店后，杨柳青和平画店并入荣宝斋，改名天津杨柳青画店，业务范围也相应扩大，他们一方面注意生产恢复工作，一方面也大力作资料的搜集发掘。故尔分散于各处的画版、画稿，渐渐汇集起来。一九六〇年，杨柳青年画艺术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专事搜集画稿、画版及其有关年画实物工作，资料因系征集方式，所获虽多，疏漏亦复不少，尚待缜密细致地纵深发掘。

郭钧40年如一日，坚持党的革命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团结新老美术工作者。在组织、出版美术作品，整理、继承美术遗产，发挥文艺出版工作的战斗作用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写文章不要教条，每个时代的东西都有其时代特征，就是清代还有清早、中、晚期呢！单单一个乾隆时期，他在位60年还分早、中、晚期，其纹样、色彩、口味，包括人都在不断变化。不像是一个小孩，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拍个照片记录他成长的过程可以一目了然。就比如说，山顶洞人时期，有人就提出了是“人吃人”的时代，这也是个推论吗？现在讲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是可以探讨的事情。又比如平绣这个针法，在这个绣种叫平绣，到了另外一个绣种就叫平针了，《雪宧绣谱》中的名称有的还是那样叫，有的就不是那样叫了。

第二，从“宫绣”和“民间绣”的不同角度上看，京绣是“民间绣”和“宫绣”相互促进发展的，二者相辅相成。“宫绣”中有来自民间的优秀绣工，而北京地区的“民间绣”也在“宫绣”的影响下，形成了北京特色。“刺绣在朝廷为宫货绣，在富庶人间为闺阁绣，在民间为日用绣，明清时在市场上流通则为商品绣。”可见，刺绣品会因服务的对象、存在的环境等而异。将京绣称为“民间绣”则否定了京绣曾为皇亲国戚服务的历史；反之，将京绣称其为“宫绣”，则将京绣发生的起点界定在了辽代，因为在北京的历史上第一个将其作为都城的是辽代。京绣在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它更多的是宫廷绣的身份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北京作为都城的开始才促使了京绣的飞速发展、加快了京绣的质变过程。尤其在明清时期，京绣摇身一变成了声名显赫的“皇家绣种”，注入了皇族血脉，继而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凌驾于各种绣种之上。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服饰中的刺绣有了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宫廷重视，另一方面是南北绣种百家争鸣，形成了繁荣的景象。朱启铃《纂组英华》中就提到乾隆年宫中命设刺绣科，此时乃南绣北来传授，北绣另成一派之始也。宫廷中的刺绣是集百家之长而形成的刺绣中的极品，而当时的民间刺绣同时受到了宫廷刺绣的影响，亦颇具特色。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导致了自辽代以后京绣是以宫廷绣为主，以民间绣为辅。但是，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湮灭，宫廷中的绣工再次流落民间，京绣进一步在民间，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生根发芽，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京绣由此开始了它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