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秀与其他羌族妇女一样，心灵手巧，喜爱刺绣。她没有想到的是，闲暇时间的刺绣，竟然让她绣出了锦绣前程，也绣出了羌乡妇女的自尊、自强、自信与自立。1992年，她带着6个徒弟在茂县县城开了一家缝纫店。由于她为人诚恳，技术精湛，价格合理，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随着九寨沟黄龙旅游业的发展，她以过人的胆识把羌绣商业化，取得了成功。1994年，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羌族服饰和羌族手工艺制品的私人企业——茂县羌寨绣庄，直至今日，公司发展为四川羌寨绣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在羌族传统服饰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索、钻研和实践，从成立之初能生产十多种羌族服装款式发展到能生产和销售一百多种款式的羌、藏服饰和各种手工艺品。有着较强的设计能力，产品有四大类，即服饰系列、手工艺品系列、装饰品系列、包装品系列，产品自成体系，拥有一定规模，在成都、茂县、九寨沟县、北川县等地都开设了分店。手工刺绣品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喜爱，也深受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好评。

刺绣精品在具有艺术和文化功能的同时，往往还具有收藏功能。近年来，随着刺绣艺术品商业化的形成.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刺绣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也开始凸显，并激起了一股刺绣艺术品投资热潮，引发藏家竞相收藏。2007年，在北京拍卖会上，苏绣版《蒙娜丽莎》以1000万元的天价成交，让收藏界无不对这些手工刺绣作品惊叹，也让世人见识了苏绣作为艺术品投资的无穷魅力。好的刺绣作品往往会从工艺品升格为收藏艺术品，京绣精品也是如此。作为皇家绣种之一，京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不可替代性。无论是金绣的华贵，还是绒绣的精美，顶尖的京绣作品都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

应该承认，具有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在科学化、商业化、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现代性强烈地冲击着民族性。在民族文化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对本土文化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扶持和挽救：扶持被流行趋势冲击的民族文化原形，挽救被强势文化忽视的原生态。这些文化原形和文化原生态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民族文化唯有先生存才能发展，唯有发展才能体现其价值。

笔者看来，无论京绣的传承或生产，都不能忽视其“非遗”的第一身份。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在此即应保持京绣原貌、原汁、原味，保持其创作的最根本原则。这与创新并不矛盾。京绣相关的生产发展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但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其传承的附带效益，繁荣京绣技艺的社会手段。任何形式的传承与发展的前提都是技艺的延续，传统内涵意义的保留。不断的商业化开发看似是对市场大环境或当前消费审美的妥协，实则是对京绣内涵文化的认知不足。从题材针工上看，商业化京绣并非是为了其更大范围的生产销售或发展，而是剥夺了大众认识真实京绣的机会。

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除了政府层面的努力，还应注重与相关公益组织与文化企业的协作搭配。非遗艺人擅长技艺，但一般不懂市场运作，且他们每天忙于传承与赶工，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外界的市场动向。在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和一些文化企业的出现适时地为非遗技艺的生产流通提供了帮助，在公益组织或文化企业的平台之下，传承人拥有了更多宣传推广非遗技艺的机会，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下，许多非遗技艺还通过公益组织或文化企业搭建的桥梁走上了国际舞台，将中国传统技艺带到了外国友人的面前，极大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风采。虽然中华传统文化的商业化复兴还有待探索，但从长远来看，社会企业对推动非遗艺术的发展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从传承内容来看，京绣在当前传承现状下也有违原真性原则，导致文化内涵大量流失。在目前环境下，京绣基本无法摆脱市场需求的影响，因而出现迎合市场而失去原真性的情况。如较为明显的针工组合使用越来越少，组合变化也随之减少。在京绣的题材图案上也是如此，新近出现的图案题材，为迎合市场大多已脱离早先的宫廷审美意趣，甚至从根本上有违京绣的创作原则，大多毫无图案设计可言。并且京绣作品种类也越来越单一，大多为绣片。表现吉祥内涵题材的绣品也日趋减少。在新的传承环境下，作为商品的京绣绣品内容及内涵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系列妥协，但妥协程度过大，以至于远离了京绣创作特点。而上述京绣传承内容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其所面临的市场尴尬而做出商业化选择。

在走访南锣鼓巷京绣店并査询了京绣产品销售的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当前京绣的图案题材及产品类型等均做出了一定的市场适应。如图六中北京朗思雄科技有限公司京绣产品，即尝试性为扩大市场创作出表现苗族风格的京绣产品；又如南锣鼓巷等开设的京绣商店中的京绣现代服饰。应该说，在当前面临市场尴尬的情况下，京绣并非没有做出应对，但其没有着手于发掘产品内涵进行市场营销，而是选择了商业化的妥协，创新题材内容，丰富产品类别，但这样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有违京绣的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