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桌椅：一桌分内外（桌前为客厅，桌后为内室或书房），两椅定乾坤（有桌再有两椅，什么背景道具都可以此代替了）。譬如椅子放倒就算“窑门”，椅子倒下，上铺红毡是表示野处饮宴，两椅相对加绣帐务卧室，椅子放于桌后是公堂，椅子摆在桌前表示前厅，椅子摆在桌后加红毡是表示大宴会。短打“武出”（武戏，如恶虎村、庙之类）光要桌不带椅，两点一桌平列，若桌上立人，形容是在桥上，有桌无椅人立其上表示在山巅，桌后人脸朝内，桌又变作屏风。

新年风俗，人们喜新弃旧，以图迎新除秽之吉利。选贴年画也是如此，多喜换贴新画样。杨柳青年画作坊为了招徕客商多销产品，每年都将新画样粘贴出来，供人观赏，间作广吿。其中有些题材难免重复，但构思却随时出新。如《燕山教子》一图，多画窦禹钧与五子聚读于一室。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后，提倡女子上学堂读书，《燕山教子图》便有了女孩出现。其他像《三顾草庐》、《回荆州》等故事性强，妇孺皆喜看的题材，也是不断重复，但构图取景花样翻新，并不觉得一个样儿。此外，每年每个作坊都不乏新作。如天津教案（公元一八七〇年）时，印制了《火烧望海楼》，戊戌变法失败后，戴廉增画店就刻印了《捉拿康有为》，其时出版的历史故事题材年画，背景也多改为西式洋楼，新式桌椅，还有钟表、煤气灯、寒暑表等作装饰，颇有现代气息。画名伶演出的戏曲画样，都是根据舞台实景摹绘，图中脚色也多肖当时名伶，如马小五、崔灵芝、元元红等，这类戏出人物的年画，多是画师在戏园听戏写生传真，而后进行创作，这在我国人物画的发展中，是一种创新的突破。再有一些时事题材的作品，如《女子自强》、《爱国大扑满》、《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等，都是清末时装人物，背景也是与社会当时实景相符合。它反映了杨柳青年画艺术是继承了我国人物画的优良传统，多从实际生活中取材绘制，故尔真切动人。试举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戴廉增画店刻印的那幅《北京城百姓抢当铺》来看，它的内容表现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贫苦的劳动市民为了生存起来造反，向盘剥贫民的当铺夺回衣物粮米之真实事件。画面正中是当铺的门面，中间门楼高起，门额居中画一坐龙，门楣横写“裕国便民”楷书大字。门旁两侧设有方木栅栏作护墙，以示防范严谨。门前有朱漆幡杆冲天而立，上有“钱龙戏金柱”金碧辉煌的当铺招牌，犹存当铺始于寺僧借贷之痕迹。当铺两旁，巷口竖有牌楼和屋舍店铺，与昔日北京前门外街巷旧景相似。街上百姓肩负粮食和钱串，体壮者搬箱携箧，赤身者抢衣扛被……人物中除了一般劳动者外，还有戴礼帽的文化人，穿旗装的满族妇女，剃光头的小尼僧，披衲衣的老道士，以及身穿军装、手持洋枪的“洋兵”等。如实形象地体现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统治者亡命西逃，众多饥饿难忍的平民起来造反的真相。其他像地上的当票、钱板，墙上贴的戏园海报、商店广吿，如“天乐园五月十二日准演玉成班各样新戏”、“广和楼本月十二日准演义顺和班”、“仁记洋药土药发客”、“圆光”（属星相卜卦行当）等，都是硏究当时社会市肆商业和戏班演员活动的难得资料。此图画面完整，繁而不乱，布局合理，情节生动，内容也惬合劳苦大众之心意。它反映了人民的爱憎思想和欣赏习惯，所以颇受城乡人民欢迎，这些正是杨柳青年画艺术的优良传统，也是创作方面的典型之作。类似这样的作品在其他画种中，是不多见的。故此杨柳青年画艺术值得深入硏究，尤其是对人文科学方面的形象数据价值，亦不容忽视。

为庆贺中秋节，贾母传命于大观园凸碧山庄排宴，设在厅前平台上。围屏桌椅，皆列成圆形势，取团圆之意。男女分席，赏月笑语。贾母命人折来桂枝，作击鼓传花游戏。花落谁手，罚谁饮酒一杯，说一个笑话。一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见《红楼梦》七十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