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建元（1851）之前，杨柳青坊间毁版情况尚无所闻，故难谈其概。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兵撤独流，古刹“大寺”遭火，存于寺内齐健隆老画店的清初之古旧陈版，同遭池鱼之殃。此后设于裴元堂胡同之西的廉增丽画店，年终开宴，厨师不慎，油盆复火，转瞬之间，火光烛天，延及库房。时值冬腊，天寒冰结，一时水源不济，众人竟以贮存之数缸红花水（颜料）用来灭火，火熄，而版毁财空，廉增丽也由此渐趋衰落，终于倒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六月二日，一支帝国主义武装骑兵三十名，突入杨柳青，入晚憩于文昌阁中，翌晨挟枪向南乡王家院、木厂等村冒进，日夕枪杀数名幼童而返，事后南望各村，未炊而浓烟叠起，南乡古佛寺、老君堂、木厂一带作坊画版，多半被毁于火。同年，运河之水暴涨，坐落东渡口前的中义厚画店，全被浸于水中，印版遭水浸蚀，朽毁不少，就中以著名画师姜先生（佚名）精绘之版，其数尤多。稍晚，有印工永安者，租债猪市清西关帝庙东庑之半，专代各大画店刷印墨线画坯，另一半由寺中主持贞元和尚租与山西会馆作本乡油醋小贩之旅栈。冬夜小贩引火吸烟，不慎火灰遗落油篓之旁，深夜火起，全殿尽化灰尘；存于玉盛作坊的庆德厚、松竹斋、吉玉厚等画店待刷之墨线画版，也同归于尽。

东昌府年画源于有运河航运之便的阳谷县张秋镇（旧属寿张县），此地早期画店均为山西人开设，据传系自元代从山西传入，至清代有源茂永、鲁兴聚、刘振升三家，因此，张秋镇年画与晋南木版年画有着渊源嬗变关系。

东昌府年画源于有运河航运之便的阳谷县张秋镇（旧属寿张县），此地早期画店均为山西人开设，据传系自元代从山西传入，至清代有源茂永、鲁兴聚、刘振升三家，因此，张秋镇年画与晋南木版年画有着渊源嬗变关系。

出自传统京剧剧目《骆马湖》，“洛”应为“骆”，亦名《望江居》《拿李佩》。清朝官员施仕伦微服出巡，却在运河一带突然失踪，副将黄天霸苦苦寻找其下落。来到望江居酒楼后，黄天霸从酒保的口中得知，施仕伦原来被骆马湖寨主李佩抓走。此后，黄天霸得到褚彪、李大成等人的指点，来到骆马湖，以祝寿为名，混入骆马湖，并设计收买了李佩的女婿和义子。最终，里应外合，成功救出了施仕伦，寨主李佩也被生擒。

从文化角度看，北京是多朝古都，民间文化十分丰富，既汲取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精粹，又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民间风俗。从青砖灰瓦的胡同和四合院，到古色古香的潘家园和琉璃厂，再到百年传承的绢花和毛绣艺术，无数历史悠久的古建遗址、多姿多彩的非遗艺术、饱含生活气息的节日风俗，以及数不胜数的民间传说在这里汇聚融合。以北京老城为中心，以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依托，共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正是这些老北京独特的民俗民风和文化特色，为京绣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古都则是一个特殊的城市群体。在古代社会，都城的选择要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地理地势、气候条件和政治意义，其中政治意义是都城的选址关键因素。北京地区虽然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地方诸侯国的都城，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都是忽必烈于中都北郊外修建大都开始，从此成为中华帝国晚期最大的古都。北京之所以作为古都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日下旧闻考》中也曾经这样评论过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绵亘千里，重关俊口”，“独开南面，以朝万国”。其地形上的优势使它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特点，具有王朝统治的安全屏障条件。元代的郭守敬根据地势特点，自大都西北（今凤凰山麓）的白浮泉引水，修渠穿过大都城中，下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今北运河），接济了江河水量，从此运河畅通，使满载粮食与货物的漕船自江南能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中。它将南方的生产、生活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加强、维护北京的政治中心职能。之后，朝廷通过修筑四通八达的驿道，开凿、延伸运河，从而形成了“八方辐辏”的交通格局。交通优势的提升更加巩固了北京帝都的位置。

画店销售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自产自销的，一方面生产，一方面销售，全在一个画店里进行；另外一种是在纸扎店、香烛店、书店、画店等店中兼售，尤其是在春节前的大量销售。在清代同治以前，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坊多集中于七里山塘街与桃花坞一带。当时，山塘街是运河沿岸非常繁盛的商埠，四方商船多停泊在这里，他们除购办货物之外，总要到桃花坞年画画铺带一些苏州特产——木版年画回去。到了春节，家家户户都有张贴年画的习俗，很多平时买卖杂货或书画的店铺，兼营桃花坞木版年画，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