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外来文化输入的高潮，一次是汉魏隋唐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是明晚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传入。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辗转四年，才抵达中国澳门，而后入居广东肇庆（曾经是两广总督驻地）与韶州。由于明朝闭关锁国，之前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利玛窦首开先河，被称为『泰西儒士』，身穿儒服，广结中国儒家士友，他是文化交流使者，不是居高临下的强权代言人。1601年，入京觐见明万历皇帝，贡呈圣像、万国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物品，获得了在北京居住的殊荣。他在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科技文明带来中国，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基于透视法建立起来的艺术表现及其价值观。延续至清代康乾时期，其他传教士络绎不断，其中具有渊博知识的传教士受到朝廷器重，特别是法国传教士成为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教授康熙数学、物理，包括西方科学的各个方面……甚至有专门讲解人体解剖构造课程，史称『国王数学家』。在他们影响下，皇帝对铜版画赞赏有加，宫中画家率先学习透视法，宫廷流风所及，国际贸易频繁，民间引为风尚，才在中国江南工商业大都会城市苏州，诞生了空前绝后的『仿泰西笔法』——康乾盛世『苏州版』。

清政府倾向禁教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礼部议覆闽浙总督满保严禁天主教事并奉旨，“查西洋人留京者，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要求“查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毋得潜居内地。”愈加严厉的禁教是在乾隆年间。乾隆十二年（1747）发生苏州王安多尼教案，西洋传教士王安多尼、谈方济(Tristano Francescoc d’Attimis，1707-1748）被处死。涉案中国人中，陈三观与开洋画店的管信德被判杖一百，丁亮先在逃未结案。在后续的处理中“已起经卷、字札、器物概行销毁，仍大张出示晓谕，希即悔过自新。一切被惑入教及经卷什物，勒限两个月首出，缴官销毁，逾期不首仍暗藏私奉者，察出从重治罪，并请饬各属确查，出具并无容隐西洋人印结存案。”在那些被要求“销毁”的“经卷、字札、器物”里，可能就包含大量天主教绘画和带有西方风格的艺术作品。

为了更好的从中国商人那里获得这些书籍和其他物资，日本方面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为将军带来“御用之书”的中国商人，会得到额外的经济奖励。那些没有信牌的商船，如果能够带来将军急需的物品，就可以得到褒奖信牌。雍正六年（1728）八月李卫密奏雍正，提出近年赴长崎贸易商船从事异常活动的问题，如中国商人应日方要求携带“教演弓箭藤牌”、“阵法”、“讲解律例”及“疗治马匹”的专业人士赴长崎。同样的内容也见于日方文献记载，中国商人于1720年至1727年陆续予以满足。可是向日本输出医师在浙江乍浦一带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以至于浙江总督李卫为此从1728年起开始加强警戒，严格限制驶向日本的商船。“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需求也开始做出反应。

南京云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古都南京特定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息息相关的。具有“六朝古都'“十代都会”之称的南京，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官办文化、官办手工业繁荣。中国的四大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只有南京在南方，属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业、织锦业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成为蜀锦、宋锦、云锦的发源地。手工织造的南京云锦就孕育在这块钟灵毓秀、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等地方志书记载：“秣陵之民善织，江南生产蚕丝。”这里所提的秣陵，指的就是现在南京一带。南京在明清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云锦织造业在南京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云锦是贵族的奢侈品，不仅专供皇家，也为江南的贵族、士大夫所喜爱。南京是明初的京师，永乐后的南都（留都），留有一套以六部为首的中央机构，留驻了不少高级官员和贵族。清代的南京则驻有统辖今天江苏、安徽、江西、上海的两江总督，南京遂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除总督外，江宁还驻有统辖江苏民政的江宁布政使、统辖江苏军事的江宁将军、江南提督等高级官员，尤以掌管云锦织造的江宁织造更为人瞩目。康熙南巡至南京，多以织造署为江宁行宫，以至今天南京百姓仍以“大行宫”称呼织造署旧址一带。这些居住南京的贵族、官员，他们的奢侈品是南京都城文化、贵族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