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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定义

许多史料可以证实，秦汉以后岷江上游一带已有古羌人居住。之后，羌支中的宕昌、邓至羌势力得到恢复后，又开始扩张，他们曾一度统治过岷江上游一带的大片区域。这片势力的发展使随后迁来的羌人部落与先迁来的羌人部落逐渐混合，共同构成了现在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祖先。然而留居于原地区的古羌人，仍保存其传统文化。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由于古羌人的畜牧业很发达，被称为“牧羊人”。根据汉文献所载羌支部族户籍和兵员数额推测，这一时期古羌人的人口已在1000万—1200万人以上，超过汉朝总人口的20%，成为当时的东方大族。在以后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古羌人若干分支由于诸种条件和因素，逐步发展演变或融合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语支民族中。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后秦”、“西夏”政权的古羌人也渐次融合于汉族中，至今在一些羌支民族中仍保留着羌文化的某些元素。岷江上游存在着一种“石棺葬文化”，史学专家认为，此文化由青海古羌文化发展而来。以时空对照的方法来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主人应该是司马迁称为“冉、駹”的古羌支族群，是他们奠定了今天羌族族源的基础。之后白马羌、牦牛羌、白狗羌、邓至羌、党项羌也都先后到达过岷江上游，共同成为今天羌族的来源。唐、宋、元以后，中原历代王朝对羌人地区的统治更加深人和严厉，加之外族的侵略，族支间的矛盾和分歧，又迫使羌人不断向各方大迁徙，远走他乡，大量与别的民族融合了。例如他们中有的迁到大凉山区域，有的迁入了云南，有的甚至经云南到了境外，他们均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中。《中国通史》载道：“羌族在青海建立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羌族一部自青海入西藏，另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人西藏，广阔遥远的西部，从此逐渐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通史》（第四册）还记载道：“羌族向西的一路成绩最大，建立以逻些（今拉萨）为中心的唐旄和以山南琼部为中心的吐蕃国。”据《西羌传》记载：“发羌，唐旄在极远的地方。公元101年，青海烧当羌首领迷唐被东汉军队击败残众不满千人，一直向西走去，投奔发羌。”又有《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以蕃、发声近，发羌是吐蕃的祖先。唐旄即葱茈羌，原居住在天山南至葱岭一带为中心，占有广大土地……唐旄北接于阗（新疆和田县），东北与苏毗为邻，西境是天竺（印度），南境即吐蕃，是一个大国。但是，到了明代时期这个东方大族的人口锐减至23万人，清代中期羌族人口为26万人，可是到了清代晚期，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后，羌族人口有急剧下降趋势。至宣统二年（1910年），羌族人口为35990人。100多年的时间，羌族人口减少了20万。”到了民国时期的1940年羌族人口为43947人，“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羌族人口降至3万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羌族人口为35600人。1953—1964年，羌族人口增加了13600余人。1964—1978年，羌族人口增加了35700余人。1978—1982年，羌族人口增加了17800余人。1982—1990年，羌族人口增加了198200余人。”总之，羌族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了百余种羌支，人口曾多达千万以上，而今只剩下30余万人。

-《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贾银忠

题材内容

概述

先以《哪吒大战铁扇公主》、《昭君和番》为例。前者图上的哪吒和铁扇公主是《西游记》中的人物，哪吒还见于《南游记》、《封神演义》等，《西游记》中两人并无大战的事，与哪吒大战的应是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图中哪吒一手拿百变乾坤圈，一手提神风火尖枪，脚踩风火轮，更接近《封神演义》的描述。而铁扇公主骑着麒麟，乃是画家的想象，可见此图是根据民间俗传编绘，一孩儿与一女子厮杀，似更有趣和入画。也可见民间 创造力天马行空，洒脱丰富。后者王昭君故事，《汉书》、《后汉书》都有记载，也是诗词、戏曲、小说、说唱等流行题材。图上昭君马上弹琵琶，匈奴艺人翩翩起舞，单于骑马立城门前，迎接昭君的到来。图左下有牌记『姑苏 吕君翰发行』，为康熙年间名画店刻印。

-《康乾盛世苏州版1文册》高福民

概述

《后汉书》：“张堪为渔阳守，有善政，民歌曰：桑无附枝，麦秀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乐不可支”即俗语之“乐不够”。此图所绘，一娃娃玩乐器，一手击鼓，一手打钹。身后衬以花卉。此图与第三十八图《十不闲》实为对应画。两幅相配贴用。

-《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刘见

概述

《春牛图》是民间历画的一种，因图上印有春牛和芒神，故得名春牛图。过去农村无日历，农历的节气又无固定之日，《春牛图》则可告知农耕之早晚，如“立春”之日在腊月中，芒神则在牛前，以示春来早；“立春”在正月中，芒神则立其后，以示农晚，冻土未解，不宜早耕；是年干支若是“壬癸”，则雨水多，芒神则加履。图中芒神赤一足，履一足，表示风调雨顺。画面上方有诗曰：“今日打了春，按《后汉书.礼仪志》载有：“立春之日，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和“立春祭青帝句芒”。春牛图由此演变而来。

-《凤翔年画》邰高娣

概述

秦始皇崩，李斯、赵高矫诏杀长子扶苏而立胡亥，是为二世。二世荒淫暴虐，宠信赵高，置国事不顾。赵有女，美而寡。二世见之大悦，欲纳为妃。女坚不从，赵亦从旁逼迫之。有哑婢，教女装疯以拒之。女遂胡言乱语，于金殿大骂二世。二世佯命斩首，女不惧，仍大骂，乃放归。史谓赵高为宦者。宦官皆阉人，如何有女？《后汉书•宦者传•序》：“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赵高或为所谓“杂调它士”？

-《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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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蜀锦已驰名于天下，并远销于魏、吴，诸葛亮亦将蜀锦作为国家进行统一战争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他曾颁令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史书记载，魏明帝在赠送日本女王的礼物中便有四川进贡的“绛地交龙锦”五匹、“绀地句文锦”三匹。《后汉书》中亦称盛产蜀锦、蜀布的四川“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两晋时，成都的织锦业进一步发展，当时诗人左思在《蜀都赋》中便曾用“机抒之声彼此相闻”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来形容当时锦江两岸锦绫生产之兴旺和蜀锦色泽花纹之鲜艳。而常璩在其著作《华阳国志》中亦将蜀锦与蜀绣并称为“蜀中之宝”。

-《蜀锦文化初探_邓晓_校对版.txt》

-《中国丝绸文化史》邓晓

东汉朝廷奖励农桑，蜀锦及织造技艺得以继续发展。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蜀锦及织造技艺发展迅速，书中的描述是“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中国丝绸文化史》钟秉章、卢卫平、黄修忠

-《蜀锦织造技艺_钟秉章_卢卫平_黄修忠_校对版.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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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源流

-《蜀锦文化初探_邓晓_校对版.txt》

历史源流

-《中国丝绸文化史》邓晓

基本介绍

概述

汉代，羌族部落在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区分布较广，同时，在西南也有耗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等羌族部落。其中，冉駹地区的羌人居住在广大的川西地区和岷江上游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他们与汉区交往频繁，受影响较深。尽管土地贫瘠，农业较差，但畜牧业较发达。例如，饲养牦牛，编织牛毛毡毯。他们还积累了独特的治疗病毒的医药经验。在建筑方面更有独特性，“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这些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在羌民族中至今尚在使用。总之，在汉代长达400多年的统治中，羌汉人民往来加深，兼之汉王朝一些政策的实施，也从客观上促进了羌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羌汉人民之间的融合。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羌，西戎牧羊人也。”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也记载：古代羌人之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这说明古代羌人居住在河湟地区，是依随水草的游牧民族，以牧放羊群为主要生产而辅以粗耕的农业。后来古羌人的一支迁移至岷江上游，与原住居民冉駹逐渐融合，开始定居生活，农业逐渐成为主要产业，而传统的畜牧便转产为重要的副业。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松州故治即今四川松潘县。叶护在西突厥。春桑见《北史·附国传》，在今青海及四川西境。从“东至松州”这句话看来，知道党项原居之地在巴颜喀喇山之东，即今积石山一带。这一族的地点和他们“无君长，不相统一”的政治状态，都和《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相合，知道他们确是羌的一种。其后他们迁至今陕西、甘肃、宁夏等省，而住在今陕西横山（夏州）甘肃庆阳[庆州]和宁夏灵武（灵州）的尤为强悍。他们的大姓里有拓拔氏，恐是依附北魏的掘姓。观赵元昊上宋仁宗表云：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羌人的服饰，自古以来史书多有记载，只是略为零散。《后汉书•西羌传》言，羌人“披发廋面”，“食肉衣皮”。《周书•异域传》、《北史•宕昌传》也记载宕昌羌人“皆衣裘褐”，有“羌人括领”之说。《隋书•党项羌》载：“党项羌者……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羌人“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环髻，饰之以金，耳垂铛。”《新唐书•党项传》记“男女衣裘褐，被毡”。这些都粗略地描述了唐及唐之前羌人主要的服饰特征，其服装材料以动物毛皮为主，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羌族服饰文化图志》孟燕

概述

汉代在西羌地区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先设军事机构——西平亭（今青海西宁市），然后设置郡县，其行政长官为郡守县令。同时还针对羌区的特殊情况增设“属国都尉”，其任务是“主蛮夷降者”（《后汉书·百官志》）。管辖西羌的最重要的官吏是护羌校尉，其主要任务是直接奉汉王朝使命，专管西羌事务，调解部落矛盾，处理羌汉纠纷，按时巡视访察边民疾苦，不时派通晓羌语的人了解羌人动向以便警戒设防。东汉时期，羌人三次大规模起义，先后延续了60余年，终被东汉王朝镇压。但羌人的反抗也给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促使其走向衰亡。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说：“寇敌略定矣，汉祚亦衰焉。”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关于岷江上游高山纵谷地区，早在公元5世纪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作者描述当地“冉駹夷”之生活及文化习俗有下列要点：族群部落繁多；社会上层人物通汉文；土著冬则入蜀为佣；行火葬；住石砌的房子并有石碉楼(邛笼)；种麦，养牦牛、马与羊，出产药材等等。这些都与近现代羌族没有多大差别。是否这个文献证明一个历史事实：至少由古代岷江上游的“冉駹夷”到今日之当地羌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延续的民族？我认为此古代文献与近现代民族志资料所显示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延续性”。仍在于一种人群经济生态、社会结构，与相关汉与非汉关系的延续。此种历史延续性，经由一复杂的近代过程后，才造成今日建立在主观认同上的羌族。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羌族建筑在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中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羌族建筑包括碉楼、石砌住宅、板屋土屋、官寨、聚落、桥梁和栈道等。《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就描述过早在2000年前的冉駹人的住房，“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称为“邛笼”。邛笼是羌语碉楼的音译。碉楼见证了羌族的历史，最能代表羌族建筑，展现羌族建筑的风格。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羌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传说，这反映了远古时期群婚、血缘婚的历史真实。《后汉书·西羌传》有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纪后相与婚姻。”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已确立了一夫一妻的族外婚制。据上述传说，那时已把这种一夫一妻的族外婚制视为天神制定的不可违反的婚制。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羌族的建筑很有特色。羌寨一般建在山脉重重、地势陡峭的高半山，因而羌族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羌族建筑正是以碉楼、石砌房、索挢等享有盛名。羌语称碉楼为“邛笼”。碉楼的历史悠久，早在2000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碉楼是羌族人用来御敌、储存粮食柴草的建筑，形状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在基本形状形成之后，羌族人还把他们崇拜的白石装饰于碉楼之上，以表达对美好追求和向往。

-《探究产品开发过程中羌绣元素的应用》权凌枫

概述

羌族传统葬俗为火葬。《庄子》曰：“羌人死，焚而扬其灰。”《后汉书》亦称：“死则烧其尸。”羌族逝者穿寿衣（三裤六衣）入棺，父母健在者穿白色丧服，否则穿深色丧服，并在棺内置放五谷杂粮。此外，还要杀一头黑羊为死者引路。若是有威望的老人或民族英雄去世，则要举行隆重的丧礼——唱丧歌，跳丧舞。举行大葬时要由一名有威望的释比身披牛皮铠甲，右手执刀，左肩挎枪，其后紧跟着八名释比，他们都头戴面具，摇羊皮鼓和铜铃，并跳丧事舞蹈《跳盔甲》，这就是流传民间的丧葬祭祀舞蹈。

-《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钟茂兰、范欣、范朴

概述

在岷江上游地区，汉晋时期便有土著行火葬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称当时的冉駹夷：“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半个世纪之前或更早，岷江上游“羌民”及北川“青片、白草番”也普遍流行火葬。每个村寨都有本村寨的火坟；在较汉化地区，则各汉姓家族分别有本家族的火坟。我们很难断定，此羌族火葬习俗与战国时氐羌之火葬是否有直接关联。至少，学者普遍认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南迁之古羌人遗存，也就是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此一当地古文化人群主要是葬于石棺的。被认为是南迁“氐羌系民族”之一的“嘉良夷”，也是今日羌族近邻嘉绒藏族（旧称西番）之前身；《隋书》对其葬俗的描述显示，至少嘉良夷社会上层流行的是土葬。无论如何，近代岷江上游与北川村寨民众的火葬习俗，有可能直接沿承汉晋时期同一地区“冉駹”的旧习，也可能受唐代以来逐渐东进的吐蕃及其佛教文化影响。信奉藏传佛教并与今之羌族比邻或错居的嘉绒藏族，近代以来行火葬、天葬或水葬。火葬是几种葬法中最普遍的，近代羌族之火葬习俗可能与此有关。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起源于上古史前时期。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传说资料中有许多关于羌人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古代文献都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业且以养羊为特色的一个民族。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羌人“以产牧为业”。牧就是牧羊，产就是粗耕。这说明他们以牧羊为主要生产，而以粗耕为辅。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今甘肃、青海河湟东至陕西泾渭流域的广大地区，即有我国先民的活动遗址，这些先民正是古代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根据历史传说，三苗是帝舜时期的一个部族，是黄帝的夏官缙云氏之后。缙云氏姓姜，炎帝之苗裔。这里追溯到西羌的本源，即是上古姜姓部族炎帝之后。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羌族的姓氏，《后汉书·西羌传》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部落）号由此发展为一种父子连名制，在历史上曾实行过很长的时期。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羌族男女皆有留长发的习俗，《后汉书•西羌传》称“羌胡被发左衽。”“被发”即为“披发”。在我国大西北古羌人曾经活动的甘肃、青海等地，发掘岀大批史前文物，其中有不少器物上描绘有披发人物的形象。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岀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口呈人头像，其头像额前垂短发，其余头发则披于颈部。史书记载秦厉公时，有羌族首领爰剑，其妻自认为丑陋而将头发披覆于面部，羌民见之争相效仿，久而久之形成披发覆面的习俗。关于“披发覆面”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上亦有表现，如甘肃永昌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罐上所绘的人物不仅披发，并且面颊上都绘有明显的黑线条，象征覆面的头发。又如青海柳湾出土的彩绘人像陶壶上绘有全裸披发的妇女，其面部也绘有黑线，象征覆面的头发。这些实物证实了早在史前时代羌人就有披发覆面的习俗。如今羌族妇女多留长发，少女时梳成长辫，婚后则挽髻。羌族男孩七岁时剃光头，仅在百会穴（即前脑门）处留一绺头发。成年时蓄发包帕，缠头帕时留出头发，然后将头发与蓝丝线一起编成发辫盘绕于脑后。松坪沟的羌族男子至今仍留有此发型，包头帕后还要插上几支雄鹰或锦鸡的尾羽，显得十分威武。汶川县羌锋寨一位84岁老人称自己的编发辫正是保持了羌族原始的发型。在茂县北部地区的羌族男子多留长发，并披于肩上。

-《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钟茂兰、范欣、范朴

概述

碉楼是羌族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今岷江上游一带古羌先民的伟大创造：“冉駹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公元前1年）以为汉山郡……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据考证，书中记载的“邛笼”即是指的碉楼，“邛笼”一词来源于羌语，翻译为汉语意“碉楼”。可见，早在2000年前，羌族就以其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于世。

-《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贾银忠

概述

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蔡文姬为陈留郡国人，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其父获罪死于狱中；文姬流落南匈奴，在胡中12年。后因曹操怜惜故人蔡邕，『痛其无嗣』，乃遣使者将文姬赎回，重嫁给陈留人。文姬归汉后整理蔡邕所遗书籍四百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保存作出了贡献。

-《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上》冯骥才

概述

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弋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后，由于一些神迹而受到土著信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从此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像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这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历史叙事说明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传统之一。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从陈奂说，凡西南夷都是氐，氐的区域是够大的。从魏收说，氐的区域只限于武都郡及巴、蜀一角，又嫌太小了。这个问题，不是文字材料所能解决。只恨司马迁这篇报告写的不仔细，我们推敲不出他的原意来。按氐所居地，从《汉书·地理志》看来，陇西郡有氐道，广汉郡有甸氐道和刚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张掖郡有氐池，武都郡有氐道水，敦煌郡有氐置水，可见其占有之地虽没有羌大，但也不算太小。何况《后汉书·西南夷传》明白说冉駹内有“九氐”，使我们知道《史记》所说的“氐类”决不限于冉駹东北的国家。更何况《史记》所说的嶲、昆明的编发，随畜迁徙，无君长，都和羌人风俗一致，氐、羌种俗大抵相同，从文化上看来，此种人可为氐类，也正和西夜、无雷的可为羌类是一样的呢。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姜氏戎（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同为姜姓。这些国家都是最先进入中原的。齐、吕、申、许做了诸侯、贵族，均自称是华夏（族）。到了周代，已形成一个比较普遍的概念，即重视遵守周礼，接受华夏文明，所谓“诸夏用夷狄礼则夷狄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除羌人中的姜姓部落在西周时已开始融入华夏外，还有部分羌人在舂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义渠国”，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他们已能建筑城堡，实行定居，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对死者实行火葬，这些都是羌人的习俗。随后秦灭义渠，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西方诸戎（一般统称为西戎）大都融合于秦。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说：“自是中国无戎寇。’”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到了汉代，原来进入中原的羌人，已与汉族融合。而未进入中原的则形成众多部落，各有酋长，散布于长城以南的陇西和青海河湟地区。这些部落名号不同，不相统属，常互相攻战掳掠，"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后汉书·西羌传》)。他们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与西周初年建立的齐、吕、申、许等羌人大不相同。众多部落中最强的有先零羌和烧当羌。其次则有钟羌、勒姐羌、卑湳羌、当煎羌、幵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封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以及效功、傅难、当阒、乌吾、零悟、滇那、黄羝等羌族部落。他们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和陕西西南部，与汉王朝都曾发生过大小不同的冲突，对汉叛服无常，但最后大部分羌人部落都失败降服，被分散内迁至边塞诸郡安置。没有降附的仍居塞外，被称为外羌。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他所引的《西戎传》不知是谁做的，或即《魏略》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讲得很好，使我们知道氐是介于华、羌之间的一种人。他们都有中国姓，多能说中原话，其生产方式为织布、种田、养豕，已完会和汉人相同；惟衣服和结婚礼节则仍似羌。汉禄福县即今甘肃酒泉县治。《后汉书·西南夷传》云：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羌族是古老的民族，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羌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族独特的民族服饰与羌族聚居地的自然条件相伴而生，与羌族人民生产及生活条件密切关联。古代的羌族服饰以“披毡”最具特色。《后汉书·西羌传》中曾记载，两汉时期的甘青羌人“女披大华毡的为盛饰”，这也许是有关羌人服饰的最早记述。

-《羌族服饰文化图志》孟燕

概述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涅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后汉书•西羌传》中曾记载，这一带的诸羌部落“无相长一”，也就是说，他们是难以产生中央化政权的“无君”人群。为何到了南北朝时，这些部落中会出现这些“政权”？事实上，根据中国文献，党项、宕昌等是由许多不能相统的部落所构成。受北魏或南朝之封的党项与宕昌领袖，事实上只是诸多部落领袖中之一二，且为其中比较受“汉化”影响的族支首领。其政权较前两者更中央化、社会更阶序化的吐谷浑，这种受中原影响的特质就更明显了——与北朝时期其他五胡政权类似，其社会上层人物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中原制度、文物与习俗。吐谷浑政权不但对中原王朝称藩属，在政治制度上也采纳部分中原官制。而且，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男子服饰与华夏大致相同。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北史》中关于党项羌的生活习俗描述与此类似，只是添加了在当地人年80以上死者，亲戚不悲哭，年少的死者亲人才为他悲哭。《新唐书》的相关记载也大致如此。《北史》与《新唐书》所描述的“羌人”，与较早见于《后汉书》的羌人，事实上是不同地理区域的非汉人群：前者在甘南之洗河至白龙江一带，后者在青海河湟一带。但汉人所记载的土著风俗，如国无法令、妻继母寡嫂、不能相统等等，仍是不变的。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对于行土葬并崇尚慎终追远的古代华夏来说，火焚亲人遗体是大逆人伦的事。在他们眼中，此也印证了“蛮夷”之蛮夷性。因此如果某些非汉土著普遍有火葬的习俗，华夏应不会忽略对此“异类文化”的描述。汉代活跃在河湟地区的西羌，《后汉书•西羌传》对他们的社会与习俗有许多记载，然而并没有提到“火葬”。魏晋南北朝时，活动在陇西至洮河一带的宕昌羌，是否有火葬之俗也相当可疑。中国文献描述宕昌羌的习俗，也未提及“火葬”。《旧唐书•党项传》称，党项“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后来重修的《新唐书》，对于党项文化习俗的描述沿袭前书，但将此句删除，这有可能是《新唐书》作者们基于其认知所做的修改。无论如何，所谓“党项羌”实包括党项此一政治势力下的许多族群部落。此广大人群之地方族群间、各社会阶层间，都可能有不同的葬法，包括土葬、火葬、水葬与天葬。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西戎的名号应以《竹书纪年》所记的为最早。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见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唐李贤作注，又在注文里引用了些。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于我们的研究有极大的用处。这篇里说商代末年周王季与戎的关系，有以下五条。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勤劳智慧的羌族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马家窖文化和齐家文化，而古羌碉的建筑技术则是中华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羌碉被法国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明珠”、“东方金字塔”3早在2000多年以前，羌族就以其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于世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今岷江上游-带古羌族的伟大创造：“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这种充分利用当地石头砌石为室或垒石为碉的技艺，经过羌族人民的不断发展创新，成为羌族建筑技艺的代表。羌族地区的羌碉的建筑技艺是具有唯一性的技艺，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它作为古老羌族的文化符号，拥有着较高的建筑科技水平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贾银忠

概述

早在2 000多年以前，羌族人就以其精湛的建筑技艺著称于世。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羌人“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古时羌语的音译词，意为碉楼。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威、茂，古冉駹地，垒石为碉以居，如浮屠（佛塔）数重，门内以辑木上下，货藏于上，人居于中，畜圈于下，高至二三丈者谓之鸡笼，十余丈者谓之碉。”

-《羌族文化》陈蜀玉

概述

在这段文字里，年代和事迹记的都很明白，似乎录自《竹书纪年》，但李贤《注》中却未提及，不知范晔根据的资料是什么。文中谓“义渠臣于秦”，合之《秦本纪》及《六国表》，知为惠文君十一年事；又“取徒经二十五城”，则在《秦本纪》中为惠文王后元十年事，《六国表》则为后元十一年事，与义渠臣秦事前后相隔有十三年和十四年两说。这里说“后八年”、“后二年”及“明年”，只有十二年，不知《史记》与《后汉书》哪一个有误。“渭阴”，《六国表》作“渭阳”，也不知道哪一个对。当惠文王之世，义渠曾经两次败秦，可见他们国力的不弱。秦所取义渠地，郁郅在汉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县，徒经在汉西河郡，今山西境，又可见其幅员的广阔，伸入了河东。败秦于李伯事，见《史记·张仪列传》附录的《犀首传》，文云：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在我国的史籍中，关于羌的记载古已有之。最早如甲骨文中即有“羌”；《说文》中解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西羌传》又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在各个时期、各种历史文献中，普遍都有着关于羌或氐羌的零散记载，因此学者对羌族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方面。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羌文化保护》何坤

概述

这是说吐蕃一名的来源由于“发羌”而不由于秃发；勃悉野为其祖名，亦不由于樊尼的改姓。按发羌一名，始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云“绝远，未尝往来”，与《旧唐书》所说的“未通于中国”合。又云“迷唐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踰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可见当东汉和帝时，发羌尚居于黄河源头，是一个相当大的部落，故能为失败者所依附。近人姚薇元同志作《藏族考源》，论之曰：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由“叙事”的层面来说，由于我们所知的羌文化几乎都赖汉文史料，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汉人描述他们心目中某西方异族文化的历史，这也是汉人描绘其西方族群文化边缘的历史，在此历史中延续、变迁的是华夏或汉人的西方族群文化边缘。《后汉书•西羌传》中有关羌人历史与文化习俗的描述，显示此文献的成章与出现时代，也就是华夏（或汉人）西部族群边缘初步成型的时代。唐末之后，汉人对“羌人文化”的描述鲜少，反映了在吐蕃兴起及其文化影响东渐之后，以“羌”为代表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的萎缩。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探索岷江上游羌民文化的学术活动，亦应视为华夏重新描绘、建构其族群（或民族）边缘的尝试。而西方学者如陶伦士等的“羌民文化以色列根源说”，也可被视为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下的“我族”东方边缘建构活动之一。于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汉晋时期以来一个华夏的西方边缘——“羌人地带”在岷江上游的残余——在各种文化势力交逼下，同时成为汉、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边缘”。也因此，“天神”木比塔被诠释为玉皇大帝、西方佛祖以及上帝耶和华。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概述

史书中还记载了古羌人是三苗之后，《诗地理考》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史记·五帝本纪》载曰：“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古羌人在那一时期，是强大的一支，它与其他氏族或部族之间有着广泛的交往，形成了“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关系。

-《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贾银忠

概述

“端公”是对汉族道教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专事跳神弄鬼的巫婆神汉的称谓，但从其社会功能上来讲又有别于道教。道教的起源与羌族释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载，春秋战国时期，岷山山脉、岷江流域一带羌族著名的祭祀总坛（场所）设在今大邑县鹤鸣山（各羌区还有各自的分坛）。每年八月十五，川西北各地羌族释比齐聚盛大的祭祀活动，《后汉书》称：“其地，好巫鬼禁盛行。”东汉时期一位名叫张陵的人，传为汉留后，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顺帝（126—144年）来到川西大邑县鹤鸣山，加入羌族释比宗教集团中的祭祀活动。据芦山县志载，张道陵到鹤鸣山后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遂解使鬼法。他不但学会羌族释比的修炼及药物治疗的方法，还学到了法术，“得咒鬼之术书，遂解使鬼法”，即为引意张道陵从羌族释比处得道后，着手创建道，五斗米道即为张道陵所创。该道尊老子为教主，《五千文》（即《道德经》）为基本经典。何为“五斗米”，初创时要求信道者和求医治病者须交五斗米，故得此名。据现存芦山县国家重点文物汉碑《樊敏碑》：“季世不详，米巫凶虐，续蠢青羌……谄附者众。”由于时青城山一带“米巫”（即五斗米道）盛行，致使许多人纷纷加入该教。最后道教被各大门派带到北方，对道教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改革后的道教涉及理、药物、冶炼等，并著有大量经文。一部分信徒始终遵循原始道教的规矩，装神弄鬼，替人驱邪消灾进行迷信活动，他们不修经，没有固定庙宇、道观，这部分人俗称端公。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人和现象被取缔即行消失。从前面介绍的羌族释比和上面的端公可以看出羌族释比和汉族端公之间的社会功能有着天壤之事的职业是有本质差别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贾银忠

概述

《史记》此文录自《战国·秦策》二。这可见秦力虽强，有时也亦颇为义渠所窘。义渠为西方大国，有如东方的中山。她和魏国发生外交关系，因为魏和她接境的原因。义渠灭亡之年，《史记》中无可稽考；这里确定为昭王三十五年。按《秦始皇本纪》云“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是他灭义渠时年已五十三，其母宣太后至少近七十。看《后汉书》文，似昭王初立时她即用“美人计”与义渠王相通，故能生二子；他们交好了三十余年，她突然在甘泉宫里把他杀掉，秦就立刻起兵伐灭义渠，可谓处心积虑到了极点。这种阴谋，正和赵襄子的姊姊嫁给代王。襄子请代王赴宴，就命厨师把铜枓击杀了他，兴兵伐灭代国，遥遥相对，可算战国时最辣手的两件事。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其一是三苗。《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似乎说到羌人必当从三苗开头。一部《尚书》才二十八篇，而称说“三苗”或“苗民”的已有《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四篇，又似乎这是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容不讲。我所以竟没有讲，为的是我们所见到的三苗故事只有神话的价值而没有历史的证明。记三苗的神话的有《吕刑》和《山海经》，我已写在另一篇论《山海经》的文章里了。至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乃是战国、秦、汉间人把神话加以历史化的作品，我们不该再信。范晔的话，也只承着这几篇而来，并无确当的根据。如果古代真有三苗，那么他们和羌人有何关系，和现代的苗民又有何关系，也不是现存的书本材料所能解决，所以我们仍以存疑态度对付了它。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概述

在西方，“羌”与“戎”都是大名，戎是西方诸族的通称，为表示其地望则曰“西戎”。羌自是某一族的专名，但因他们所占的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例如范晔《后汉书》的《西羌传》就是把西方各族都收了进去的，因此西方诸族也不妨称为“西羌”或“羌戎”。又因西方诸族之中，氐亦甚大，所以往往连称“氐羌”。我们现在要作细密的分析，使得这一族不为那一族所混淆，几乎成为不可想像的事。

-《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_羌族》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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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像、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断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创作。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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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作为人名，李隆基“梦钟馗”之前即已有之。前引沈括《补笔谈》文字之后，即载有“皇祐中，金陵上元县发现一冢，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汉大司农郑众女也。悫有妹，名钟馗。”这段文字，尝为人讥。认为郑众乃东汉经学家，生卒去刘宋约三百多年，如何有女为宗悫之母。沈括能不知郑众为何许人？其所述或有脱漏文字，亦未可知。然由此而知宗悫有妹名钟馗者。后世之“钟馗小妹”，或由此附会而来。此朝人多以“钟馗”为名。或写如“钟葵”。后魏人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后因功赐名为暄。名钟葵而字辟邪，取字之用意是很明显的。隋有乔钟馗、杨钟馗。降及李唐，可以想象，在一般民俗生活里，钟馗或已视为“神祗”了。故而，王仁煦《切韵》有“钟馗，神名”一语。有说“钟馗”乃椎之一物的音转。《周叫•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杅上终葵首。”其《注》：“终葵，椎也。”《后汉书•马融传•广成颂》：“翚终葵，扬关斧。刊重冰，拨蛰户。”据说，古时以椎为辟邪物，遂转音为终葵。后物而人化，即衍变为“捉鬼钟馗”。此说大致如此，亦嫌过于牵强。

-《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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