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仙者，说法不一。其一，如《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九所记，宋嘉祐中，帝昼寝，见一美男子挟弹而前，自云张仙，曰：『君有天狗守垣，故不得嗣。赖多仁政，予为弹而逐之。』帝顿足而觉，即命图像悬之。自后民间无子者，皆供张仙图像，以求多子，且民间又以『弹』即『诞』为好口彩。另有一说，如《续文献通考》中所载，张远霄，眉山人，宋时游青城山，遇重曈仙翁，得到『能辟疫病』的竹弓、铁弹，并受其点化，遂开始修道求真，时常『以挟弹为人家散灾难，甚著灵效。人因称为张仙或呼张四郎，敬之如神』。张仙能避邪，又可令人有子，自然成为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重要题材之一。

隋唐时期的白狗羌现在仍然活跃在维州，当地尚有白狗岭之名。羌族民间传唱的史诗《羌戈大战》多次唱道“阿巴白构（狗）是大号，率众奔向补尕山；阿巴白构（狗）率羌人，进住格淄（在茂县境内）建家园。”至今，在羌族地区路边、宅旁常可看到石头上刻有图腾（猛犬）之头，用以避邪。今汶川萝卜寨等地羌人祭祀“吞口”之风俗，传说为白狗羌之后的遗俗。

④狗纹：古羌人中有白狗（白构）羌。《新唐书•地理志》称：“武徳七年招白狗羌，置维州及定廉县。”这些地方即今之理县、黑水一带。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也提到白狗羌，称“阿爸白构是大哥，率众奔向补尕山。”（《羌族史》）因此，有的地区羌人曾以狗为图腾，当地的寺庙、寨门均雕刻有狗的纹样。传说桃坪羌族“泰山石敢当”的石碑上即为恶犬之头，可避邪。民间传说狗为人间带来五谷，因此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喂狗。狗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羌族服饰上，如小孩多戴狗头帽，羌人认为可保佑成长；妇女的围腰上常挑绣出狗的纹样，形象简洁，头上竖立着两只耳朵，表现岀机灵与警觉，长长的尾巴向上卷曲，显示出它与人的亲密关系。

羌疾的精湛的石匠技艺最典型的表现在羌族的“石敢当”，“石敢当”既是一件雕刻作品，又是羌族门前的一件重要的摆设。它主要为青石材质制成，一般放在大门的左侧，用来镇宅避邪，不仅是羌族住宅文化内涵的体现，还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除此之外，羌族的石雕技艺还体现在羌族的墓碑上，打凿墓碑所用的工具主要有凿子、铁锤、曲尺、墨斗等，墓碑上的文字和花纹不仅反映了羌族传统的石刻技艺，也反映了羌族独特的民族文化。

根据不同的使用对象，选择的刺绣图样也不同。给老人用的图样，多选用福、禄、寿之类的图案装饰，以祝福老人能健康长寿；给小孩子用的绣品，多选用避邪的图案，以保佑其健康成长，也选择花朵图案，寓意小孩子茁壮成长。羌族年轻姑娘通常借绣品传情达意，常见的礼品是烟荷包。烟荷包上常绣两种图案：一种是鸳鸯戏水，象征情意绵绵；另一种是燕子冬去春来，比翼双飞。这两种绣花图案都寓意着男女双方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新郎新娘的服饰穿着有诸多讲究：一是讲究新，代表新生活的开始；二是讲究喜庆，一般选择红色，以示醒目、避邪；三是讲究发式，改变发型表示女性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家庭生活的开始；四是讲究数量，好事成双；五是讲究绣饰，服饰上的绣花为牡丹、石榴花等代表大富大贵和多子多福的吉祥图案，针法要求精致，花饰成串，代表一切顺利。穿着新婚服饰的时间各地略有不同，在3-15天之间。

新娘结婚时穿红色的嫁衣，嫁衣多用大红的咔叽布或绸缎制成，上面镶滚红、黄、蓝、黑等色的边饰，色彩配搭考究，大襟下摆绣如意云头纹。嫁衣仅在结婚时穿一次，之后就被精心保藏，并视为“传家宝”。一位羌族大妈穿上她三十多年前的嫁衣，色彩仍然如新，光彩照人。同时，新娘还要穿上绣花鞋，过去称为“上轿鞋”。在羌族歌舞中，新娘头上戴花帽，肩披云肩、银饰等饰物，女友则为新娘唱起“额姆幺幺”，以表示对新娘的祝福。结婚时，由舅舅为新娘披上红绸，搭上盖头，由女方送亲队伍（四大亲戚和伴娘）前往男方家。送亲队伍最前方举着硕大的太阳馍开道，据称可以避邪。迎亲的人去女方家接新娘至男方家，男方家则在寨口鸣炮迎接新娘。新郎穿蓝色长衫，外套羊皮褂褂，并由姑舅长辈为其挂红，将红绸披在其肩上。新娘头上要搭红绸绣花盖头，有的羌族地区还有“抢盖头”的习俗。新娘在红盖头上别上多根绣花针，在神龛前由司仪喊揭盖头，人们为一睹新娘“庐山真面目”的风采而争先恐后，这时新郎、新娘也同时去抢盖头，谁抢得盖头，今后谁就掌管家中钥匙。之前新娘别绣花针在盖头上，也是为了避免盖头被新郎抢去。此外，黑虎寨新娘头饰与众不同，出嫁时娘家要在白头帕上面戴上黑色的“猫猫帽”，再在头顶缠红色花带，到婆家后，经过一天才能取下这种头饰。

有名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讲述了羌人在得到神灵帮助后，在颈部系羊毛线与戈人大战获胜的故事。颈部饰以羊毛线，既有神灵护佑之意，又内含羌人的审美意念。至今，释比在主持重大法事活动时，仍有向小孩颈部系羊毛线表示神灵赐福的举动。在少年行成年礼时，释比要给他赠送神灵的礼物，即用白色公羊毛线拴系的五色布条，系于颈部作为护身符。因此，在羌族的观念中，颈部系羊毛线是能得到神灵庇佑的。延伸开来，人们在颈部系红线或五色线也可避邪保平安。

羌族婚礼非常庄重，要举办“许口酒”、“小订酒”等仪式。过去在羌族某些地区，如理县、汶川一带，男女青年订婚之后，女方还有种植“女儿麻”的习俗，即待嫁的姑娘在山上选地开垦种麻，然后将麻织成麻布再做成衣服或腰带，以备为嫁妆。理县蒲溪的羌族姑娘将“女儿麻”做成的服装作为自己的嫁衣，同时也给未婚夫制作一件，这两件服装均被视为珍品，不随便外穿，要传给后人。此外，汶川县一带的姑娘在婚前还要将织成的麻布衣送给自己的父母，作为“离娘衣”，以示孝敬。理县薛城、水塘一带，姑娘还将“女儿麻”织成七根腰带，新婚时将其系于自己腰上，再由新郎解开。据说若两人情投意合，腰带不解自开，反之则难以解开。如果腰带三天内还解不开，新娘可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汶川羌锋寨姑娘织出的织花带还用于捆绑自己的嫁妆，据称这样的织花带可以避邪，以免被污秽、邪毒玷污。

镇宅神判在民间叫法不一，有叫“朱砂判子”的也有叫“朱砂神判”的，但意思大概相同，是指朱砂印刷的，其实在民间一般采用大红印刷。用朱砂印刷的原因是民间传说朱砂避瘟气、避邪。至于判子的身世，尚未有具体的文字记载。镇宅神判这对画页，自清代中期至今流传民间，在陕甘宁川等地，农村劳动人民每逢谷雨节前后，每家每户必贴于自家门上，已经形成一种习俗。

过去为生活终年奔波的劳动人民，每到岁末除夕总愿来年新的岁月里得到一个“五谷丰登”天下富足的好年景。这种朴实单纯的想望，在旧社会里岂能实现！但人们依然在那去旧布新的“除夕”傍晚，张贴上几幅含有“福祥喜瑞”的吉利画，以瞩未来。此外，人们为了预知明年岁时节令，以便按时耕作，希望在丰年乐岁的好年景之后，长年没有灾祸临门，子孙健旺。故此，那些供民间农事用的《历画》、《春牛图》和含有驱魔避邪迷信吉祥观念的《门神》、《门童》等等，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于人家门户灶炉之前。这种贴门、历画的习俗，世代传流下来，竟成了一种普遍的风尚，后人也就把这些新画和迷信品门神、灶王等统称作年画了。

相传张天师能驱凶避邪，降妖伏魔。图中，他身穿道袍，骑虎托钵，威镇周围的五毒。每年端午节在门上贴此画以避邪禳灾。

钟馗是神话中人物。古代笔记小说中称他是唐时陕西终南山人氏，相貌丑陋，才华横溢，进京殿试，因唐德宗不悦他的相貌而除名，他愤而自尽。唐玄宗患病，梦见一大鬼逮一小鬼而食。询之，自称：“终南进士钟馗，尝应举不第，触阶死，现为鬼王，誓灭天下妖孽鬼魅。”玄宗惊 醒，霍然而愈。故召吴道子画“钟馗图”悬于宫门，以镇妖驱邪。故事流传民间，均视钟馗为镇鬼避邪的神明。

桃英缤纷，满地芬芳。四五百年来苏州桃花坞用万锭彩墨写就的历史画卷中，人们最喜爱、而且众口相传的人与物，都是祈福避邪的，在七彩的拥抱中坚韧追求、祛除痛苦，一个是唐伯虎，一个是桃花坞木版年画。

《金阊古迹图》的作者署款是桃坞秀涛子。描写的是从苏州城北边的齐门外向西南方向远望。近景是以戏台为中心。戏台用众多的木棍支起，约有一层楼高。戏台上面的布景相当讲究，上面有假山和柳树所营造的庭院，而且看上去戏台四面都可观赏，每一面分别表现不同的场景。此刻东边的戏台上正上演着一出戏，但观赏的人并不是很多。戏台的东北方向还搭了两个有一人多高的凉棚，正对着戏台的凉棚制作相对讲究一些，里面有数位男子正在饮酒。侧对着戏台的凉棚制作相对简单一些，里面坐着十几位妇女和儿童，想必是妇女儿童区。做生意的小贩，踩着梯子向他们贩卖货物。戏台旁画面空内处标注有“齐门戏台”四字，但齐门在画面上没有表达。戏台周边有民居也有商铺，以及众多的行人和络绎不绝的船只，可以看出齐门外同样是热闹繁华。《金阊古迹图》的远景以河道行船为中心。在距离阊门不远的河道开阔处有5艘龙舟，船头都冲向河道中央的一艘小船。小船上的船夫们正在费力地牵引着另外一艘“船”只硕大的绿色蟾蜍，牵引绳从蟾蜍的口中伸出，显得像是刚被捕获的样子。蟾蜍应该是个道具，体积大到几乎把整艘船都遮挡住了。在我国传统观念中，蟾蜍是五毒之一，古人认为端午节是一个“阳之极”的日子，端阳避五毒，这恐怕也是基于古人阴阳五行的观念。不过，此处的蟾蜍应该还有一层含义。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只“大蟾蜍”实际上只有三只足，后面那只足长在尾巴的位置。三足蟾又名金蟾，是传说中旺财的神兽，所以端午节用船拖着“大蟾蜍”东行，不仅有避邪招财的意思，还点出了端午时令。阊门在画面的左上角，由于是远景，并没有像《金阊三百六十行》那样描画精细，但景物的基本特征和《金阊三百六十行》的描写是一致的，如月城、吊桥上的商铺、水城门等。可以看出该图的描绘尽管不会是对景写生，但都是有事实为依据的。《金阊古迹图》人物的造型方法与前述《金阊三百六十行》近似，即以传统画法塑造人，只是在人物衣纹上增添排线。不过《金阊三百六十行》上点景人物都有的微弱投影，在《金阊古迹图》上没有描画。假如我们根据戏台的投影，可以推测此图的光源似乎来自画面的左侧，即实景的南面，说明此时正是正午，而就在戏台上方的船只的投影，却显示光源来自相反的方向，像是午后的光景。画面的光影安排似乎有些主观和凌乱，没有《金阊三百六十行》那么统一协调。另外，比较两图船身明暗表达的明确性和排线组织方式的差异，可以判断《金阊古迹图》与《金阊三百六十行》的作者并非同一人，而“桃坞秀涛子”这位作者应该是受到《金阊三百六十行》影响的一位“泰西笔法”的追随者，作品的时代与《金阊三百六十行》相比也要晚一些，估计已经是乾隆时代的作品了。作者落款同样为“桃坞秀涛子”的还有两件描绘苏州的实景作品：《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图》和《姑苏虎丘志》，两图分别以山塘普济桥和虎丘为中心，都是描写虎丘一带的风景，而且都是表现明月当空的夜景。

桃花坞年画生长于江南水乡，具有图文并解、题材多样、故事连续的特质。由于年画的销售主要集中在农历腊月，因此一般都是以表现喜庆祥和的热闹景象和祈福避邪等为题材。桃花坞年画也不例外，其主要形式有门画、中堂和屏条等，多以祈福迎祥、驱凶避邪、戏文、民间故事等为题材，常常运用夸张、谐音、象征等手法进行表现，富含深刻的寓意。传统桃花坞年画代表作品《一团和气》是桃花坞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佳作。画面中的人物整体呈圆形，含有致富获利、“团圆”、“圆满”的内容，表达了人们在新春佳节中期盼着家庭幸福、和睦，生活美满、万事如意的良好愿望。故事的连续性在桃花坞年画除了在单张上有表现外，多张上也有呈现。《姑苏阊门图》是雍正十二年（1734）由宝绘轩刊印的，它是以大对屏的形式，左右双幅合成全景，场面宏大。在这幅作品中作者采用鸟瞰式构图，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繁盛。整幅作品主要描绘了近处护城河两岸和吊桥上下繁华热闹的街市，河面上穿梭忙碌的各类船只和远处绵延的城墙街道、林立的帆樯，成荫绿树中隐约的楼阁，以及高耸入云的报恩寺塔。无论是街区、船只，还是画中众多的人物，每一处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作品以绘画为创作语言，酣畅淋漓地用连续性的画面语言向人们讲述了当时阊门的繁华和人们生活的幸福。近景与远景充分合理地运用，视点由城外向城内的移动，都使人观之仿佛真的置身于图中热闹、繁华的美景之中。桃花坞年画中这种多张的连续性在戏文故事里也经常能见到，如《杨家将》、《西厢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定军山》等。这些图文并解的作品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中，用它特有的绘画语言展现了桃花坞年画的美丽，正是由于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接近于人们生活，因此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