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江余杭有“蚕王殿”，我们是通过两幅“纸马”知道的这个名称。纸马多印神像，是同纸钱一起焚烧传递信息的。一幅纸马题为《蚕花五圣》。画面的上部并列着五位官员，他们身上的官袍可能是清代之前的服制，大概都与蚕业有关，为地方做了公德事，在民间传颂，被蚕农推举为“圣”，但他们的事迹已失考。画面的下部，左边是两名妇女托盘，右边是一名男子推船捕鱼，中间是养蚕的支架，放着一层层盛蚕茧的竹箩，上面是个聚宝盆，放射出金钱的光芒，并题有“咸茂蚕田”。江南的养蚕人亲昵地称蚕为“蚕宝宝”、“蚕花”，视蚕室为“蚕田”。也就是说，像养育孩子一样地养蚕，像种田看待禾苗一样地待蚕,希望有一个好收成，得到美满的结果。江南富庶，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在这里，养蚕有了“蚕花五圣”的保佑，同样会发财兴旺。

杨柳青年画中采取仕女和儿童的题材很多。《渔妇图》反映天津地区处于九河下梢，民间妇女多有随家捕鱼的习俗。这是一幅美人画，那仕女的纤细指甲也不似劳动人民。

明朝吋，凤翔木版年画的题材多为花、草、虫、鱼之类。到了清朝，主要以历史剧、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为题材。民国初年多为品画，以花、鸟、禽、兽、胖娃娃和美女为主，还有一部分“六神”之类的题材等。民间艺人们在木版年画里画上“桃”以象征长寿；画上“鱼”和“莲花”，表示“连年有余”；画上秦琼和敬德，贴在门上当“门神”，认为是理想中驱邪除恶的英雄；画上钟馗，以示“镇宅除邪”。还有寄托美好祝愿的《吉祥如意》和《天官赐福》，表现男耕女织，捕鱼打猎，生活气息浓郁的《男十忙》、《女十忙》、《渔家女》、《打围郎》等。特别是世兴局创制的讽刺年画《爱钱钻钱眼》、《东头吹胀西头捏消》，《扶上树上掇梯子》等以极通俗的群众语言、鲜明的艺术形象，针砭时弊，抑恶扬善，这在全国木版年画中也是少有的佳作。

此图画湖泊，近水滨为荷塘。群儿在荷塘采莲、捕鱼、捉蟹。一老者，似渔翁，憩于柳岸。构图设计与第九图相仿佛，但此图场景大、人物多、趣味性之情节亦多。可见远山、房舍，似“渔家群儿乐趣图”。所谓“乐有余”，即幸福欢乐长久远也。

中国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在其辖区所绘制的壁画。目前发现约35处，集中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太平军自广西起事之初，即在王府"门内涂黄，对画龙虎"，定都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后，设绣锦衙专掌彩绘刺绣之事，在太平天国的管辖区域内，壁画颇为盛行。题材大致可分为：①反映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军事斗争的攻占防守图，如《攻城胜利图》、《守城图》、《防江望楼图》、《望楼兵营图》等；②描绘人民生产劳动状况的山水人物，如《捕鱼图》、《采樵图》、《樵夫挑刺图》等，较有生活气息；③花鸟，一部分以凤、龙、虎、象、狮、豹等象征居住人之等级高下；另一部分以孔雀、麒麟、蜂猴、柏鹿、喜鹊、梅花等动植物为题材，或谐音，或喻意，表达福禄吉祥之意，此类画幅数量较多；④历史神话故事，描绘诸神相斗，具有神怪气氛，此类题材仅见于浙江绍兴一地。重要的遗存有南京堂子街、南京罗廊巷、南京如意里、苏州忠王府、宜兴和平衙、金华侍王府、绍兴李家台门、绩溪旺川等处。留有姓名的作者有张宝庆、李匡济、郑长春、洪福祥、虞蟾、陈崇光、罗琪、朱彝等。

康熙中期前刊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的《渔民丰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反映劳动生产场面的『苏州版』，是书籍插图版画演变而来的小幅年画。柳枝飞舞，波浪起伏，画面上近30个人物，有摇船的、捕鱼的、卖鱼的、吵闹的、打架的、旁观的，一片喧闹声，全景式图像，近、中、远的人物大小差别不大，无主要人物。艺术特点与同时期《玄奘西天取经》、《二十八宿闹昆阳》等作品相似，以满而密的散点式布满全图，显得热烈而使人眼花缭乱。五色套印，花青、藤黄、淡墨为主，朱磦、深褐只少量使用。

身处乱世，桃花坞木版年画终未能在十里洋场和广阔农村重拾昔日之盛，至抗日战争期间又遭蹂躏，凋蔽不堪，作坊相继歇业、停产，不少艺人被迫改行，有的贩菜捕鱼，有的拉车打杂，有的迫于生计流落他乡。及至解放前夕，桃花坞木版年画铺仅剩下王荣兴、朱荣记和朱瑞记三家。

题材大致可分为：①反映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军事斗争的攻占防守图，如《攻城胜利图》、《守城图》、《防江望楼图》、《望楼兵营图》等；②描绘人民生产劳动状况的山水人物，如《捕鱼图》、《采樵图》、《樵夫挑刺图》等，较有生活气息；③花鸟，一部分以凤、龙、虎、象、狮、豹等象征居住人之等级高下；另一部分以孔雀、麒麟、蜂猴、柏鹿、喜鹊、梅花等动植物为题材，或谐音，或喻意，表达福禄吉祥之意，此类画幅数量较多；④历史神话故事，描绘诸神相斗，具有神怪气氛，此类题材仅见于浙江绍兴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