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位于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太湖之滨和大运河畔，水网密布，交通便利，东北面有直通大洋的出海口。『江尾海头』的张家港黄泗浦曾是唐代天宝十二载（753）鉴真第六次东渡弘法的出发地，『六国码头』的太仓刘家港曾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在上海崛起前，苏州是中华帝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贸易都会，带着海洋文明的性格，开放包容求新。在上，有皇帝以洋先生为师，在下，苏州的众多工匠以透视法为教材吸收源源不断汇入这个城市的西方美学，应远在海外的客户和欣赏洋风欧味的国内人士之需，制作精美的『苏州版』年画。在这个城市繁盛一时的年代，借鉴透视法的『苏州版』，通过商船传入日本江户时代对外开放的唯一港口长崎，成为向日本输入西画技巧重要的『二传手』，对日本浮世绘版画有明确的贡献：最新的研究发现，『苏州版』直接启发了浮世绘的诞生，『苏州版』技法影响了浮世绘的成熟。而以浮世绘版画为代表的日本美术乃至东方艺术，又对欧洲现代艺术理念及其价值观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跨洋越陆的文化正循环圈成为世界美术史上的佳话。从这个角度，也足见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前身——康乾盛世『苏州版』在东西方美术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商人从事长崎贸易是有厚利可图的一项事业，大抵中国物品一成，到日本可以取得五成的价格；及回舶所载货物，又可以翻倍。如果是为政府购铜，还可以获得额外奖，所以当时有“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的说法。这也鼓励了中国商人与日本海上贸易的热情。根据《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江南地区的港口如乍浦港、上海港和南京港与日本一直保持贸易往来。即使在禁海时期，也有少数的南京船、温州船前往日本贸易。

绘画也是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之一，日本港口贸易往来货物清单里，有“墨三千斤，古画五箱”的记录。从日本在长崎设置的官员职务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日本在长崎奉行之下，设置了一种名为“目利”的职务，由各方面的专家来审查判断进口货物的价格。书籍有专门的“书物目利”，药物有专门的“药物目利”，纺织品有专门的“丝目利”，在这些常见商品的“目利”之外，还有一种“唐绘目利”，专门负责进口中国绘画的事物。现存的江户时代的《长崎唐馆交易图卷》，就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唐绘目利”渡边秀诠完成的。这位渡边秀诠可能是渡边秀石的后人，渡边秀石（1639-1707）从1697年起被幕府任命为“唐绘目利兼御用绘师”，负责为幕府鉴定、评价和摹绘中国舶人的绘画，子孙世袭这一职位，直至幕府灭亡。他开创的画派被称为长崎派中的汉画派。

17世纪初期，日本实行的是“朱印船贸易制度”，由幕府将军给商船颁发盖有将军红色大印的远航许可证，即朱印状。拥有朱印状的商船称为朱印船，只有朱印船才被允许进行海外贸易。这一制度由德川家康在1601年前后确立。贩卖的商品主要是生丝和各种丝织品，贸易的对象是中国及东南亚各国。1611年，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传播，这一政策导致了1616年“元和禁教令”的颁布，这个禁令有两个要点，一是禁止除中国、朝鲜以外的外国人在日本进行商业活动，二是限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在长崎和平户两个港口。由于从事朱印船贸易的商人常常帮助西方传教士偷渡进入日本，并常常贩卖武器等违禁品，幕府开始限制朱印船贸易，直至1633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海，这就是第一次锁国令。这时，相对宽松的“朱印船贸易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废止。1634年，在长崎湾内填海造“出岛”（人工岛），把做生意的葡萄牙人圈进去。1635年颁布第二次锁国令，指定长崎为唯一的贸易港，即便是来自中国的商船也只限于长崎一港。而到1639年，德川幕府将居住在“出岛”的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又在1641年把居住在平户的荷兰商馆搬迁进去，与日本在长崎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就只剩下荷兰和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