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王》之所以成为年画中的抢手货，不能不说是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乡民们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需要。高密现在行销于市的是一种木版印制的《灶王》，它是在扑灰灶王和半印半画灶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传说也与各地不同。有一外地传说是：某地人对玉皇大帝不甚恭敬，玉皇知道此事之后龙颜大怒，降旨责令败走麦城身死成仙的关公爷，正月十五这天晚上下凡去消灭这块地方的刁民。然而关公爷素来仁慈，不肯大开杀戒，便着人捎话给这块地方的人，要他们正月十五日晚上家家户户点灯送灯，以造成一种假象哄瞒玉皇，说是此地已失天火，这些人在劫难逃。谁知对人间情况了如指掌的灶王爷却多嘴多舌，向玉皇打了“小报告”，吐露了关公爷弄虚作假的真情。玉皇大怒，把关公爷贬出天庭，命灶王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回天庭详细汇报人间善恶，以防有人欺瞒圣听。乡间凡人怕灶王回天述职这天再多嘴多舌给人间带来灾难，便弄些很粘的糖瓜给他吃，以此粘住他的嘴。关于杨家埠年画的灶王，在潍县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叫张腊月的，喜新厌旧，休掉了勤快贤惠的妻子丁香女，再娶了好吃懒做的王海棠。丁香女改嫁之后，日子越过越好，张、王二人却坐吃山空，张郎沦为乞丐。讨饭中，张腊月无意间闯进丁香女家，他面对前妻，羞愧得无地自容，最后死在了丁家的灶前。丁怜张有悔过之心，便画张像挂在灶前以祀之。邻人问丁祀的是何人，丁不便说明实情，只好说祭的是灶王，邻人听后都纷纷仿效。于是，张腊月便成了“灶王”。至今，潍坊的地方剧团有的还能演《张郎休妻》这个剧目。而高密的扑灰《灶王》，及后来的木版印制的《灶王》，描绘的却是古籍记载中的传说：《淮南子?泛论》记载：“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后祀于灶神。”神农便是灶王的化身。神农尝百草，发现五谷，对百姓来说功德无量，人们自然而然地要纪念他。在“灶王”顶上印上指导农家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图，不仅迎合了人们的特有文化心理，又增加了《灶王》对乡民们的吸引力。高密年画中的财神还有《文财神》与《武财神》之分。画师们印制的“文财神”据说是商朝比干丞相的化身，“武财神”是关公爷的化身。这两个人物共同的鲜明特点就是“忠”：比干丞相为保社稷，忠心直谏纣王而被杀；关公爷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如云也不为所动，忠心保汉室宗亲、结义兄长刘玄德。要是能请到这两位“忠”心耿耿的财神来保佑，能不发财吗？你看，文武财神的全副对联就写得明白极了：兴家立业财源主，治国安邦福禄神。除夕之夜，家家户户挂上一张漂亮的《文财神》或《武财神》，烧香化纸，跪拜乞求，虔诚至极。

台湾扒龙舟最有地方特色的是宜兰县礁溪乡二龙村，参加比赛的是两个邻村分别以赖姓和林姓宗亲组成的乡民。比赛次数虽多，但从未决出过胜负，原因是他们不设裁判，起划号令由船头的两位锣手自己商量，双方同意就敲锣下令开赛。可是只要有一方觉得本方起划的冲势尚未把握好，就不肯敲锣，所以常常比上个把钟头，还没比出一回合来；再有，终点处抢旗，也没有裁判，除非实力过于悬殊，不然谁先抢到旗也没个定论。因此，这两村的乡民，每年都认为自己是“冠军”。上、下二龙村虽然只有160多户人家，可是据说这种比赛已有190多年的历史了。二龙村村民坚信，龙船有龙神，如果划输了，会带来恶运。为求平安，上、下村比赛时都十分卖力，志在必得。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不办比赛，那一年村子一定会出问题，二龙河也一定会淹死人。故而比赛格外激烈，据说以往要连续比赛六天，现在已缩短到只有一天了。届时，要放水灯、请戏班演平安戏，热闹非凡。

唐代社会，其高度繁荣的封建经济，加之民族融合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在唐代，工艺美术有官、民之分，此外还有直属中央的少府监及将作监。少府监，在高宗、武后时曾称内务监、尚方监，所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制造帝王后妃、宗亲贵戚、内外臣工的舆服器用及各类玩好。《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中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唐代刺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唐太宗时，内职官中已设“绣帅”一职掌管刺绣事务，与织帅等并列。唐代刺绣进步的标志有两个：题材的拓宽和技法的丰富。由于唐代佛教的盛行，善男信女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心，绣经、绣像逐渐成为刺绣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刺绣技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苏鹗撰《杜阳杂编》曾说南海女子卢媚娘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的大小不逾粟粒，但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又载有：“（唐）同昌公主出嫁……（有）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绣品的日益精巧促进了唐代刺绣技法的提升和发展，针法日益增多和丰富。随着刺绣工艺的成熟以及对佛像等绘画性刺绣作品的需求的激增，致使唐代的刺绣成为刺绣史上的分水岭，促使刺绣朝着欣赏性绣画与日用实用绣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刺绣的技法在刺绣题材的要求下，针法臻于成熟，并进入了多种针法综合融会发展时期；齐针绣或近似于套针的长短针法已逐渐受到了欢迎，并广泛应用到一般生活用品与宗教用品上，另一方面则加快了刺绣在民间的普及，这在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有所反映。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是对于刺绣应用的咏颂。

近代瑶族在各种生产活动中也存在互惠行为。湘南、桂北、江永、江华、全州、灌阳、富川、恭城、钟山等县山区的瑶族，在开挖生荒地、插田、耘田、收割、刮茶子山、砍竹山等劳动中，常相互“打背工”，即派工互相帮助。主家只招待饭食，不另付报酬。在春季开生荒、秋季刮茶子山的大型“打背工”活动中，由于工作量大，费时耗力，常安排一二人在地旁击铜锣，唱山歌鼓劲，场面气氛十分热烈。金秀沿河十村和长二、六段一带茶山瑶，每年插秧季节，各村劳动力倾巢出动，互帮插田。从纬度较低的村寨开始，往纬度高的村寨推进；插完金秀沿河十村，再插长二、六段等村。在插田活动中，未婚青年男女晚上互相对唱“香哩”歌，谈情说爱，场面也很动人。江华、连南、连山盛产杉木的瑶区，每当砍伐成片杉木，扛至河边扎木排漂运的时候，也兴变工活动。十万大山山子瑶近代存留着一种“共耕组织”，其实质是原始农村公社制度的残留形式。同一村的各户人，或有宗亲、姻亲关系的家庭，共同凑钱从壮族山主手中买下一片山林，头一年合伙砍烧山林，播下谷物，共同除草松土，护理禾苗，收获的谷物按“份”分配。次年将山地分到各户耕种，生产中仍不乏互助互利行为。

端节，是水族年节中范围最广、人数最多、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传统年节。《贵州通志》载：“水家苗都匀有之，有韦蒙二姓在内外套与花苗杂居……每岁中秋月首戌日赶场，亥日过端节，以是之晴雨主是年之丰歉。”《荔波县志稿》也载：“九月节，本属三洞、恒丰等乡之水家，于每年九月至十月之交，逢亥日过节，名曰过多（即过端）……”端节是水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此期间，水族通过宗亲间大规模的联系，巩固和强化了族群间的认同感，而水族之所以在端节期间进行如此大规模地走动，根本原因还是源于其迁移过程中，对本族群相对弱小的客观认识，期望通过紧密地联系来增强整个族群的生存能力，而端节间的族群交流，无疑为扩大婚姻圈，提高水族人口素质，扩大族群规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马尾绣作为水族妇女智慧的结晶，在节日期间展示出的文化内涵则更为深邃，其不仅是妇女进行自我展示，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年轻姑娘对外展示自己精巧手艺，暗示其持家能力，寻求美满婚姻的重要途径。

两汉时期不但成为中国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成型期，也是装饰性壁画盛行的时期。翻开中国美术史，战国时期的壁画，经过秦大一统后的持续发展，在两汉凸现宏阔瑰丽的奇彩。宫廷、官邸、豪宅乃至祠庙、墓室，皆有雕饰。其题材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随着西汉初年“休养生息”国策的推行，繁华富庶渐渐取代战乱给高密带来的一度萧条。西汉曾六代封王都高密。高密一带首次成为刘汉皇室宗亲的领地，是胶西王刘卬时期。刘卬系齐王刘肥之子，他都高密期间，大兴土木，广征能工巧匠，兴建宫室苑囿。那些瑰丽的壁画虽然湮没于年代久远，但高密及邻近区域出土了不少用于装饰墓室、祠堂、石阕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造型古朴生动，风格雄浑，这些以豪放线条和浓艳重彩组成的平面绘画，充分显现了高密人雄强、刚阳、浑厚和乐观的气质与风骨，同时充分展现了此时期高密璀燦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内涵成为扑灰年画物化载体的瑰丽襁褓。

氏族公社残余广西南丹县白裤瑶、贵州荔波县青裤瑶、广西和云南部分山子瑶、蓝靛瑶等瑶族支系不同程度地保留氏族公社残余。其中以白裤瑶、青裤瑶较为突出。南丹白裤瑶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保留着一种瑶语称为“委腰”的组织。“委腰”意为同一锅吃饭的同宗共祖的兄弟。同一“委腰”的各户成员，有共同祖先来源传说，有共同的头人，共同的山林、土地，共同的土地共同耕种，或租给别人耕种，收获物共同分配。共同的山林允许各户牧牛伐薪。每个委腰还有公共墓地及祭祀活动。荔波瑶麓的青裤瑶氏族各有首领，处理氏族间大小事务。覃氏族有公共耕地40余亩，所有权属于氏族，每年由首领分发各人耕种，以其所得，充当公共事业，如招待客人，施给残废老弱无依者。氏族间某家遇红白事或建屋动土等，全族人都要帮助；犯罪罚款，如被罚者无力赔足，则由族人按照亲疏分担之。广西上思县十万大山山子瑶直到民国初年仍保留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共耕组织。构成这种共耕组织的成员，是有宗亲关系的各户人家，有姻亲关系的人也可以加入。每一共耕组织有被称为“包到”意即“保头”的头人，有公共的山林土地。公共山林土地头年开垦，由“保头”指挥各户共同进行，收获物共同分配，次年分到各户耕种，种三五年丢荒轮歇，过十五六年长出的树木有碗口粗可重新开垦时，各户又共同耕作，共同分配产品。氏族虽无公共庙宇、墓地，但有共同的祭祀活动。

家庭以上的社会单位为宗族。根据《评皇券牒》记载，瑶族始祖盘护与评皇的第三公主结婚后，繁衍十二姓瑶人，这是瑶族最初的十二姓宗族。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不断迁徙，十二姓宗族在各地不断变化。据报告，老挝瑶族只有邓、赵、冯、杨、陈、盘、黄、周等九个宗族的姓。实际情况也许不是这样，因为从老挝迁到泰国的瑶族中还有李、雷、胡、沈、包这些《评皇券牒》中常提到的姓氏。对瑶人来说，同姓人就是同宗人。迁移到美国的瑶人在同族盛大集会上男子肩披写有“陈氏宗亲”、“赵氏宗亲”等字样的绶带，就是宗亲认同的表现。由于人口增长、男子娶不同数目的女人为妻、女子招郎上门、过继收养、异族同化于瑶族以及不断地分散迁徙等原因，同一宗姓的人总是不断裂变为大大小小的宗族。在现实生活中，老、缅、泰三国瑶人只与那些追溯至十余代祖先的亲属保持较密切的关系，瑶人称具有这样系谱的亲属关系为一个“宗支”的人。同宗支的人不但同姓，有相同的字辈，有共同的仪式和祭祀活动，而且有共同的首领——族长，有共同的祭祀祖先的神台，这神台就设在族长家。同宗支的人一般居住在相同或相邻的村寨里，以便共同举行那些只有同一宗支的人才能举行的宗教仪式，如祭祖、挂灯、度戒，并在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据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考察组的报告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的报告，泰国瑶人中邓姓有“邓酸”、“邓烤”、“邓青”、“邓厄”、“邓如”等不同亚姓群体；赵姓有大赵、小赵（或老小赵）、十二德赵、万大赵、赵春、赵尖刀、赵龙（Long）、龙大赵等亚姓群体；李姓有李鱼、李青、李喜、李凤等亚姓群体；盘姓有红盘、白盘两个亚姓群体；冯姓有红老冯或红冯、白老冯或白冯两个亚姓群体；陈姓有大老陈或老陈、小老陈或小陈两个亚姓群体等。每个亚姓依自己人口和分布状况而裂变为不同的较小的宗支。各亚姓分别按形成的早晚、祭祖用的供品和仪式程序的不同、地位或性格的不同而获得名称。此外，一些异族人（主要是汉人）由于通婚、避乱、通商等原因长期居住在瑶族地区，语言、生活习俗同于瑶人而成为瑶人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改用瑶族姓氏，有的保留自己姓氏。在泰国瑶族中，就有刘、王、劳、陶、台等姓氏'并构成独立的宗姓、宗支。上述宗姓基本上也就是老挝、缅甸瑶族的宗姓。据报告，泰国没有而老挝有的瑶人宗族有蒋、张、祝等姓氏。

直领对襟如意纹式长袍面料多为红色或紫色、蓝色缎料。形制为直领对襟，前开襟，宽袍窄袖，有假领帔，无纽扣、无口袋，下摆两侧开衩，长度约至膝下，袖口、领口、前襟，及下摆两侧开衩处均饰云头如意式图案。在清代，服饰的制式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明文规定皇族宗亲袍服开四衩，普通官员袍服开两衩，百姓是不能穿着下摆两侧开衩的长袍。无论上衣、长袍，下摆两侧开衩明主人的身份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