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素以“丝绸之国”闻名世界，中国南部广大地区自古以来桑蚕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刺绣、织锦工艺的发展。中国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简简单单的一根银针、几缕丝线就能在丝绸上勾画大千世界、再现千娇百媚。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等，都是对刺绣的歌颂。

唐代社会，其高度繁荣的封建经济，加之民族融合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在唐代，工艺美术有官、民之分，此外还有直属中央的少府监及将作监。少府监，在高宗、武后时曾称内务监、尚方监，所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制造帝王后妃、宗亲贵戚、内外臣工的舆服器用及各类玩好。《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中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唐代刺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唐太宗时，内职官中已设“绣帅”一职掌管刺绣事务，与织帅等并列。唐代刺绣进步的标志有两个：题材的拓宽和技法的丰富。由于唐代佛教的盛行，善男信女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心，绣经、绣像逐渐成为刺绣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刺绣技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苏鹗撰《杜阳杂编》曾说南海女子卢媚娘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的大小不逾粟粒，但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又载有：“（唐）同昌公主出嫁……（有）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绣品的日益精巧促进了唐代刺绣技法的提升和发展，针法日益增多和丰富。随着刺绣工艺的成熟以及对佛像等绘画性刺绣作品的需求的激增，致使唐代的刺绣成为刺绣史上的分水岭，促使刺绣朝着欣赏性绣画与日用实用绣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刺绣的技法在刺绣题材的要求下，针法臻于成熟，并进入了多种针法综合融会发展时期；齐针绣或近似于套针的长短针法已逐渐受到了欢迎，并广泛应用到一般生活用品与宗教用品上，另一方面则加快了刺绣在民间的普及，这在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有所反映。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是对于刺绣应用的咏颂。

《玄墓山梅雪景》画题：“分得春光到画堂，相催雪积近时妆。流莺啼到无人处，金缕歌残月正长。丝管寒，絮飘忙，空愁风雪减芬芳。东君若肯相怜惜，乞惜花铃护海棠。右调鹧鸪天，梅雪主人。”《雪中送炭图》和《玄墓山梅雪景》可以拼合成《雪景高士图》。桃坞主人也称自己为梅雪主人。上有“松斋”的题字（《泰西五马图》落款也是“松斋”）。另有，“归鹤轩”、“雪亭”“草亭”等落款。从这件作品看出画家名号的多样，因此掌握泰西画法的画家可能并不像我们过去推测的那样多，很可能是局限于几个画家，仅仅是在几个家族里传承。《雪景高士图》上的署款名号丰富，提示我们洋风姑苏版的是否是合笔画？亦或作者有多个名号？此图也提醒我们，研究工作首先要尽量还原作品的原始面貌，单独地分析作品的一联，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金银彩绣”所用的“钉金”技法并非宁波独有，这种技法源于“钉线绣”。钉线绣又称贴线绣，是由原始装饰方式演变而来，原是适合在皮革材料上的一种装饰手法：将动物皮条用动物筋线固定在皮革上，形成立体花纹，既满足保暖要求，又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种随材而出的工艺也很自然地伴随材料的变化而形成新的装饰风格，动物筋变成了金银丝线，皮革材料变成了棉布和丝绸。古人喜欢用真金装饰衣物最早有记载的是西汉恒宽的《盐铁论》，用金线做金缕衣，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中也有金线锦袍的记载。唐代诗人温庭筠曾吟“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杜甫也曾写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最早的金银绣实物为法门寺出土的“紫红罗地蹙金绣半臂”、“紫红罗地蹙金绣案裙”、“紫红罗地蹙金绣袈裟”、“紫红罗地蹙金绣裙”、“紫红罗地蹙金绣拜垫”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