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风姑苏版的分工情况，可以从部分作品上的落款加以分析。丁亮先“货卖西洋画”的记载以及流传的“姑苏版”作品，《元夕图》“桃坞陈仁柔”的落款以及《苏州景·新造万年桥》画面边缘“陈仁柔发行”的字样，都说明洋风姑苏版的画商同时也是绘稿人。由于市场的缘故，可能也有邀请名人出稿题字的情况。由于没有刻工与印工的记录，因此尚不清楚绘稿人是否也参与刻印。但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传统版画的绘稿人如陈老莲、萧云从，以及后来的钱慧安等，并没有在起稿时发挥版画印制的特性，都是以绘画的习惯在起稿，而之后的印制，也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绘画的效果为目的。这一点在现代荣宝斋复制传统水墨画的木版水印技术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元夕图》的题字落款为桃坞陈仁柔，这立刻就能让人联想到《苏州景·新造万年桥》画面外的左下方有一行小字“桃花坞陈仁柔发行”。而《苏州景·新造万年桥》的落款又与《金阊古迹图》、《姑苏虎丘图》同为“桃坞秀涛子”。由此可以推断，《元夕图》、《苏州景·新造万年桥》、《姑苏虎丘志》、《金阊古迹图》这四件作品的作者均为陈仁柔，“秀涛子”即陈仁柔，而且陈仁柔本人既是画家也是发行商，这与丁亮先的情况是一样的。

《尊荣图》尺幅近似于《三童戏游图》，有趣的是冯德宝藏有一件《三元夺贵图》与《尊荣图》的图像形式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儿童手中以及花瓶上的鲜花。除了题字和署款不同外，根据画面细节也可以确定两图不是出自同一块印版。两图很可能是对于《螳螂三童图》和《三童游戏图》这类作品的再仿刻。

拼接后的作品称之为《岁朝图》比较恰当。应该是一件完整四联画作品的右侧两联。作者桃坞主人对于雪景的表达似乎有特别的偏爱。根据丁卯年的题字我们可以估计桃坞主人的其他作品距1747年应该不会太远。

端容镜的插图《金闺小照》，上书一行小字“承勋鲍天锡摹”。难免让人觉得《西洋远画》的摹写者也是鲍天锡。类似的题字，可见于康熙二十八年（1699）苏州启贤堂刊《扬州梦传奇》，上署“旌邑鲍承勋子摹”。可见鲍天锡常以善摹写而自诩。鲍天锡在作品上不单署其名，而是强调作为鲍承勋之子，郑振铎正是据此推测鲍承勋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徽州刻工起初往往是白手起家，依靠手上技艺，通过积累，由刻工上升为书坊业主，设立刻坊，雇工刻书画。书画刻印技艺作为家庭手工业，在徽州刻工中世代相传。鲍承勋、鲍天锡父子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况。昏花镜的插图《如意珠》一图标明刻版者为“旌邑吕祚裕孟宽父镌”。《如意珠》的画面并不复杂，完成该图对于技术娴熟的徽州刻工而言三两天足矣，无需两人合作完成。因此，吕祚裕、孟宽父二人应该是整本书的刻制者。吕、孟二位作为旌德老乡，很可能是鲍家的雇工。鲍天锡由刻而绘，“旌邑鲍承勋”则无疑是他们的金字招牌，刻印质量的保证。

在画面表现形式上，十友斋版《全本西厢记图》更注重场景表现的真实性。画面的透视关系清楚，房屋围墙井然有序，整体上更像是表现一个大宅院。墨浪子版《西厢佳剧图》则在编排上显得不那么严密。尤其是场景与场景之间不容易处理的地方便用云彩遮挡，有些地方则戛然而止，留有生硬的痕迹。墨浪子版《西厢佳剧图》除了房屋处理较为随意外，近大远小的表达意识较弱，人物与房屋的比例关系，在处理上也主观性较强。这些安排也许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为的是清楚地表达《西厢记》的曲调。如右上方第一句为：“西洛才子张珙，春兰应试登程，观山玩水赴神京，□马□□厮□。”且旁边注明为“右调西江月”。十友斋版《全本西厢记图》墙面上的题字只是普通的写明故事情节，并非照录原剧词牌格式。

雍正时期，一共才十三年，但『西风版』进入了成熟期。一提起『西风版』的名胜繁华画，人们立即会想起丹青史上众所周知的杰作《姑苏阊门图•三百六十行》。此画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题款为宝绘轩主人，以左右双幅合成全景，相当于两幅中堂大小，场面恢宏。构图则相当精妙：从城外向城内俯瞰古老雄伟的阊门。近处描绘了护城河两岸和吊桥上下繁闹的街市、各行各业的商号，河上穿梭往来的客船、货船、游船和鸣锣开道的官船，人物三百余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远处城墙街道绵延，舳舻帆樯林立，楼阁隐约，绿树成荫，露出『宝林寺』、『桃花桥』、『皋桥』、『都亭桥』、『教场』、『齐门』数十处名胜，还有高耸入云的报恩寺塔，有实有虚，有景有物，使人观之如身临其境。画面题字：『万商云集在金阊，航海梯山来四方。栋宇翚飞连甲第，居人稠密类蜂房。绣阁朱甍杂绮罗，花棚柳市拥笙歌。高驄画舫频来往，栉比如鱗贸易多。不异当年宋汴京，吴中名胜冠寰瀛。金城永固民安堵，物阜时康颂太平。甲寅秋七月，宝绘轩主人并题。』『甲寅』即清雍正十二年。此图与北宋张择端、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康熙朝徐扬的《姑苏繁华图》相比，毫不逊色，是研究清初苏州社会经济形象的珍贵依据。

该文给人很多启示。两张画面之间的拼接可谓是严丝合缝，甚至连色相间的偏差也经过了精心的调试。但是，拼接后的《苏州金阊图》还存在两个疑点：一是构成《苏州金阊图》的两幅作品，原本是一幅画从中裁开的，还是本身就是由两幅画面构成？显然现存的《姑苏阊门图》和《三百六十行图》各有题字，可以认定作品绝不是一幅裁开的，而是联幅通景画作。张氏忽略了这一重要细节。二是根据画面题诗首句“万商云集在金阊”，可以确定作品表达的是苏州从阊门沿城墙至今天金门一带的风景，这一带城墙外的地区古称金阊。而上述两张即使拼在一起也只是表达了以阊门为主的热闹景象，尚没有充分体现众商云集、航运繁忙的景致。可见张氏拼接后的画面与内容依然是不完整的。

与之相似的是，浮世绘画家也在作品上签字画押，留下画家自己的姓名，或者画坊店号。例如，鸟居清信自称“和画式”，他的弟弟清倍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更清楚“日本婵娟画鸟居氏清倍画”。奥村政信写“正名芳月堂奥村文角政信笔”，怀月堂度繁的题字甚至包括了自己的国籍，他的落款是“日本戏画怀月末月度繁图”。这种藏版的署名方式也与姑苏版基本一致。

《玄墓山梅雪景》画题：“分得春光到画堂，相催雪积近时妆。流莺啼到无人处，金缕歌残月正长。丝管寒，絮飘忙，空愁风雪减芬芳。东君若肯相怜惜，乞惜花铃护海棠。右调鹧鸪天，梅雪主人。”《雪中送炭图》和《玄墓山梅雪景》可以拼合成《雪景高士图》。桃坞主人也称自己为梅雪主人。上有“松斋”的题字（《泰西五马图》落款也是“松斋”）。另有，“归鹤轩”、“雪亭”“草亭”等落款。从这件作品看出画家名号的多样，因此掌握泰西画法的画家可能并不像我们过去推测的那样多，很可能是局限于几个画家，仅仅是在几个家族里传承。《雪景高士图》上的署款名号丰富，提示我们洋风姑苏版的是否是合笔画？亦或作者有多个名号？此图也提醒我们，研究工作首先要尽量还原作品的原始面貌，单独地分析作品的一联，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湘云一早打发人请宝玉过去看诗，并议成立诗社事。诗是一首古风，题作《桃花诗》。宝玉读罢，潸然泪下。宝琴说是她写的。宝玉不信，说声调气口完全是黛玉的。果然。时届三月，万物向荣，就以桃花社代替海棠社。大家一致推黛玉为社主。图上题字，“诗”乃“社”之误。

这幅年画描绘的是孩子们趁着教书先生不在，在书房玩捉迷藏时的欢快场景。中间的一个孩子蒙着眼睛，慢慢地摸索着其他几个孩子。当然，也有两个依然拿着书本，却也忍不住瞧上几眼，似乎随时准备加入其中。屏风一侧的妇女正在画着扇面，也被这边厢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所吸引。画面左上题字之一为：“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教子要有义方，成名夺利把名扬，个个为官伴君王。先生严训真可敬，好比周侗教儿郎。”表达了对子孙成才的殷切希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梅雪迎春图》。左联原定名为《李白读书图》，右联为《梅雪迎春图》。根据画面内容，这幅作品也是表现渔樵耕读的内容。由于两联作品的资料出处不同，清晰度并不一致，因此很难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但画面中央被一分为二的石拱桥给人以提醒，因为两幅作品各有一段堆着积雪的石桥。石桥下方积雪的树冠在两幅作品上也各有一部分。再看远处的湖面、远山和空中的云彩都是一致的。左联的《李白读书图》表现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读书生活。右联《梅雪迎春》表现的主题是放鹤亭。名称来自画面中央亭子上的匾额——“放鹤亭”。亭子的旁边有一位长者和三个童子，两个童子正打开一个笼子，从中飞出了两只鹤。另一个童子正蹲在溪边洗手。四个人的目光都注视远去的鹤。这显然来自于支道林的典故，宋代苏轼有脍炙人口的《放鹤亭记》一文流传至今。放鹤亭位于江苏徐州（古称彭城）的云龙山之巅，为彭城隐士张天骥于1078年建造。就画面人物形象和左联李白的题材，《梅雪迎春图》应该表现的是苏轼而不是张天骥。也许是为了表现雪景，《梅雪迎春图》的画面用色较重，显得比较低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两张作品的图片资料都不够清晰，此图的拼接也有一个疑点，就是左右两联的题字似乎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右联用的是“轩”而左联是“斋”，这与《雪景高士图》有相似之处。

图上题字，缺一“虎”字，应为“虎溪三笑”。虎溪在江西庐山下。相传晋时，庐山东林寺慧远，送客未尝过虎溪。一次陶潜与道士陆静修来访，语道契合，相送不觉过溪，虎辄骤鸣，相与大笑而别。此图所绘，与传说景物不合。若戴凉笠者为慧远，另二人孰为陶潜，孰为陆静修？那个亦不像道士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