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者依各自主业形成分工，每道工序的从业人员基本形成以老带小的师承模式，作坊都有“口诀”相传，并有师傅指导实践。2006年杨柳青木板年画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西青区政府曾与南开大学联合开办年画培训班培训年轻传承人，但效果不尽人意，于是就停止了。原因是现代培训方式无法替代传统口耳相传的师徒制。借用乌丙安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来说：“从保持年画流派的特色、保存年画创作风格的多样性的角度说，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是最佳传承方式。因为，民间艺术独有的神来之笔的绝艺、巧夺天工的绝技、鬼斧神工的绝活，往往都来自神秘莫测的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活动中，这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原初根据。不可以强行把民间艺术的传承推向培训班、讲习所的大规模授课教学的现代模式。培训班取代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实质上是对民间艺术遗产的致命性的破坏，将从根本上损害民间艺术遗产的万花筒式的多种流派、多种风格和艺人个人绝技的传授，最终把民间艺术成品变成大工厂规模生产的毫无艺术特色的商品，其结果就很有可能灭绝了真正的民间艺术遗产的存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代先民的伟大精神创造，它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民族精神，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不竭的源泉。保护和利用好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族精深的凝聚和延续，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其重要意义决定了这是各级政府应十分重视的一件大事，它不是一项临时性的“运动”而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政府应有领导分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要有相应的规定或立法；要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应有明确的任务目标和责任目标；将此纳入凤翔县经济与文化发展及旅游总体规划；在经费方面应给予一定的投入支持。在机制健全并良性运转的情况下，使凤翔木版年画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应有的保护。

戴氏先人自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从江南随漕船北上，到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至民国时期戴廉增敬记画店停业，共传十九世。清乾隆（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中期，第九世的戴廉增首创以姓名为店名的年画经营形式，请画师、雇徒工，使画样、雕版、印刷有了明确分工，成为杨柳青镇规模最大、年画品种最多的画店，所制“金贡笺”被指定为贡品，专供皇宫内府。

考虑到洋风姑苏版在风格形式和制作方法上与传统“姑苏版”大为不同，它的生产环境和消费环境就与传统版画颇为不同。洋风姑苏版的表现手法基本限定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传播。于其制作方法的独特性和西洋特征，很可能是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手工作坊内部传承。其制作的复杂性，也必须在作坊主的组织下，进行起稿、分版、雕刻、印刷、染色的分工协作。

李伯重也暗示了这种发展趋势，他在《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一文中提出，明清苏州城市工业发展存在一种依照产业层级进行地域分工的趋势，到清代中期，产业分工中较低层级的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转移到了郊区市镇，中等层级的棉布加工业转移到城厢附廓，较高层级的丝织业丁业转移到府城内。在纸张加工业、印刷业等工业门类里，较低层级的烧纸油纸制作、普通祭祀用品印制等转移到城厢附廓，较高层级的笺纸制作、书籍印刷则留在府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