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妇女大都喜欢选择欢快、喜庆、温暖的色调，如大红、桃红、橘黄等纯度高的鲜亮色彩大面积使用，并与对比色绿色、紫色、蓝色等进行配置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既凸显了装饰效果，视觉冲击，又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从江侗族的背带、枪药袋，童帽等，一般都是以黑色自制棉布或者侗族特有的亮布为底，用色彩鲜艳的红色或绿色丝绒线绣成。妇女们大胆使用高纯度、强对比的色彩，配色以对比色为主，调和色为辅，在黑色的底布上显色格外鲜艳、华丽。比如背带中背带盖由四个燕子形状的“二龙抢宝”两两相对，围绕中间的“宝贝”组成。为了将色彩分析得更加清晰，我们将其中的“二龙抢宝”之一的纹样模糊化，使画面只剩下单纯的色彩，纹样以紫色为底色，底布的CMYK值为77%87%0%0%，这与纯紫的CMYK（50%85%0%0%）值已经很接近了，只是多出了一些青色，这样的紫色更加显示稳重。三间色桔色掺杂在中间做∽状祥云图案，其实这里的桔色已经开始偏向低彩度，从分析图看来在CMYK的值里的M（洋红）只有45%，Y（黄）值只有31%，C值为5%，K值为0,加入了青色后使得彩度和纯度降低，低彩度的桔色作为辅助纹样来说能够保持画面的平衡，突出纹样的中心。桔色与对比色绿色相呼应产生强对比，加以白线勾边，并且配上了亮片，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在分析图上最为突出，让人一眼就注意到的就是纹样中作为重点的龙纹样和“宝贝”所使用的品红色，纯品红的CMYK值为15%100%20%0%，而纹样上的品红的CMYK为15%91%18%0，品红色本来给人的感觉就是热情，而这样高纯度的值使得整个画面为之一亮，且白色勾勒整个轮廓后，有一种浮雕般的感觉，让人心生欢喜。高纯度和低彩度的合理搭配，对比色的大胆使用，这种近乎于色彩搭配教科书里才会出现的范例，竟然出自大字不识，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美学教育的从江妇女，让人不由得心生感叹。

北方诸民族都是以能歌善舞为传统的民族，至今许多民族仍保留这种文化传统。满族先世往昔在民间也同样有自己的“乌春赫赫”、“乌春哈哈”（男女歌手）和“莽式乌春”。北方的竞歌赛舞颇具特色。在“神树祭”、“火祭”、“柳祭”、“海祭”及婚、丧、结拜、合盟、凯旋、庆猎、渔丰、选猎达（狩猎头领）等等仪式上，都有不同的歌，不同的舞。这在《东海沉冤录》、《两世罕王传》、《萨大人传》中都多处细腻记载，而且均是扮装扮相的歌舞，即要装扮成某几个神话故事中男女英雄、宇宙神祗临降、或扮成半人半兽、兽身禽羽人面、鱼身人面等等诸神，各神有各神的歌舞，宛入进入一个奇特神国。北方诸民族数千年来，在萨满教文化的薰陶哺育之下，民族性格中充满豪放、洪阔、慓悍、热烈的情怀，特别是北方的高寒风雪塑造了其自强不息、排山倒海的英雄禀赋。萨满教中的神歌与所祀诸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和代表，惩恶扬善，去邪扶正，施惠于群。在萨满教神语中就有“象蚁群宁死保洞穴，象黄蜂爱巢尸不全”的戒语，养成“三人顶一虎”的勇猛精神。萨满教中许多神话、神歌便是育人奋发的教科书。萨满教传播百世的讲述族源、古训、以激奋后腾飞的意识，对各民族影响甚深。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达斡尔、蒙古族等等，都有讲唱的古俗，以讲唱抒发胸臆，以讲唱戒世，以讲唱立世育人。

年画作品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既是世俗生活的写照，也充作民间政教之教科书；既包含宗教哲理，又烙印了历史与现实之痕迹，因此，难以用单一的标准进行统一划分。考虑到它的题材内容、功能属性、艺术形式、制作技法诸多因素，不妨从以下各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划分。

在老河口的灶王年画中就印有具有提醒及时农耕作用的时令节气表，行话叫“历斗”，从功能讲相当于现在的日历，所以灶王也是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的历画的一种。这种经过艺人整理的农历岁节时令二十四节气表，可以提醒百姓耕作时间和气候变化情况，也是百姓世俗生活各项活动的时间依据。虽没在节气表中有具体的日期但会显示今年是什么年，显示每月是大进还是小进，尤其是显示了二十四节气。古代农村鲜有今天的日历、月历之类的历书，百姓安排生活和农时主要是查看灶王爷年画上的历斗。每年的春天，木版年画作坊就开始刻这一年的历斗。虽然每年要刻新的印版比较麻烦，但对于供奉它的老百姓来说，不仅供奉了灶君，还具有比较实用的功能，可以根据它来知晓月份更替，可以根据它来安排春耕秋收等。这个简单的万年历，对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全年农事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故而灶王年画受到老河口百姓的喜爱。农业生产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民俗的传承对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年画这种艺术形式而言，除了经济收藏、装饰美化等实用功能以外，还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了天文、历法、农业知识。很多年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景，尤其体现了中华民族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观念和科学的劳动态度。由此可见，民间年画就是农民自编自写的农业知识教科书，以图画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朴素的天文知识和成功的农业生产经验，传播着天人合一、互相协作的中华古老智慧。

老河口木版年画通过很多方式体现儒家思想。例如在老河口木版年画中常常能看到一些经典语句作为年画的主题，图文并茂，格外生动。虽有迷信色彩，但这些箴言往往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原则。比如“忠义春秋”、“一团和气”、“还我山河”、“精忠报国”等。其中“忠义春秋”来自“春秋大义”一词。学者熊逸在《春秋大义》书中说：“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是儒家思想在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社会礼仪等方面的看法、取舍和褒贬。其本质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春秋，指东周诸侯列国之历史，但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言《春秋》之微言大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正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老河口木版年画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儒家文化，因此老河口木版年画也成为传统社会一种最直接、最经济、最便利、最直观、最易懂的儒家文化教科书。

但是，它有一些基本花饰的构成单元，可以由这些基本小单元通过不同的组合排列，形成不同的图案纹饰。有一种叫“绣模”的绣片，上面集中了这些基本小单元，可以用作刺绣时的指导，有如关于刺绣的“教科书”。保存好的绣模非常少，也很珍贵。

丁云先（1881—1946），浙江绍兴人。曾在杭州从师学传真画像。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上海设“维妙轩”画室，传徒授艺，并为教科书作插图，丁云先以画香烟牌子居多，有《七十二贤》、《水浒一百单八将》等，更以《老虎与美人》月份牌而闻名于时。

年画作品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既是世俗生活的写照，也充作民间政教之教科书；既包含宗教哲理，又烙印了历史与现实之痕迹，因此，难以用单一的标准进行统一划分。考虑到它的题材内容、功能属性、艺术形式、制作技法诸多因素，不妨从以下各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划分。

年画作品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既是世俗生活的写照，也充作民间政教之教科书；既包含宗教哲理，又烙印了历史与现实之痕迹，因此，难以用单一的标准进行统一划分。考虑到它的题材内容、功能属性、艺术形式、制作技法诸多因素，不妨从以下各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划分。

辛亥革命之后，贵州省却处于地方军阀轮番统治之下。官、兵、匪的轮番骚扰掠夺，使各族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邓恩铭经常思索，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使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呢？教师和教科书都不能给他以满意的答案。荔波毕竟是地处边远偏僻小县，没有更多新鲜的书籍可读。于是强烈的求知欲促使邓恩铭暗暗地下决心：到外地去求学，去领略那更为广阔的世界，去探索更为深奥的知识。

有学者把笑话分为嘲讽笑话、幽默笑话和诙谐笑话三种。说明了笑话故事既是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教科书。同时，笑话故事还是活跃人民生活，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的工具。笑话故事就是常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小插曲，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揭示出事物现象的本质，引起人们发笑，达到嘲讽敌人、教育自己的目的。

年画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美术的最大一宗。它是我国传统绘画之山水、花鸟等画种日益兴盛，人物画逐渐衰落之际新兴起来的一个画种，借助年俗文化而发展，又借助雕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而普及到城乡各地，其表现内容无所不包，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过去，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最为重要的两个事项就是听戏和赏画，所赏之画主要是每年更换一次的年画。年画和戏里好看好听的故事，牵动着人们的心，所谓“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说的就是民间年画的魅力。画里有说不尽的千秋事，有道不完的人间情。它是百姓学习知识的教科书，也是人们了解世事的窗口。年画的价值，正在于它不是宫廷少数统治者的艺术和文人雅士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它表达的是社会最为广大的民众集体的信仰、观念和情感，而这正是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形象的资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自古以来，手艺的传承多半依靠师傅言传身教，这其中或有经济原因，或因“传男不传女”“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观念使然，导致中国传统技艺传承具有保守性与落后性，如一些手艺人去世后，便是技艺失传。目前能够采访到的京绣老艺人是一部“活的教科书”，对于了解20世纪20年代以后京绣以及服饰的发展状况有极大的帮助。当前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寻找更多的京绣艺人，对其进行访谈、录音，了解其从事京绣时的工作状态、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为日后的研究留下第一手文本资料。并通过DV短片的录制记录其当前工作及生存状况。日本作家盐野米松就写过一本名叫《留住手艺——对传统手艺人的访谈》的书，以访谈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记录了28位老手艺人的手艺生活。它就像一段活的电影拷贝，为后世说明生活中我们曾经这样和那样过。翻及此书的人们无不为其朴实无华的文字打动。目前，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当下应用文献形式把原有技术形态、文化方式、生产生活方式记录下来迫在眉睫。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延续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寻找杰出传承人也是京绣保护工作的一个重点。历史上，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是文化生命线得以延续的重要法宝。发展到今天，如果传承人没有了，活态的文化就会中断，剩下的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历史见证。可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本。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历朝历代，除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外，各民族还有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后者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现在对于传承人的记录，除了文本记录之外，还有相关口述史研究、结合图像、图片、文字、录像进行动态记录。

中国传统的百工之艺，其传承方式，至今仍以口传身授为主，师傅继承了上代的经验，再传授给徒弟，除了实际操作之外，并有许多『口诀』，这些口诀不但精炼，而且顺口，云锦的口诀非常丰富，可说都是一部图案教科书。

《西双版纳傣族织锦工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傣锦产生、发展的历程；傣锦的种类及其艺术价值；讴歌了傣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劳动。它既可以作为傣锦编织技术普及、教育的教科书，亦可作为科研读本和傣锦资料的汇编本，让傣锦编织工艺精益求精，一代代地得以良性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