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木版印刷年画起于何时？至今尚乏实物根据。按《东京梦华录》卷十曾记有“贴灶马与灶上”和“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锺馗、桃板，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知北宋期间木刻印刷的年画，民间已普遍贴用，且样式繁多，可是从题材来看，大都还没脱离宗教的内容。后来甘肃黑城发现的两幅约为辽金时期遗留下来的版画，一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一题为“义勇武安王”，前者形似小说扉页插图，后者仍属“神祃”一类的“圣像”。到了明代，随着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且每行都有“行会”和行头。基于当时经济上这一特点,文学和版画艺术也呈现出群芳争秀之景象；富有人民性的民歌、小说、戏曲、传奇等，不朽佳作的迭出，刺激了版画插图和印刷业的飞速进展；印刷术在字型上有了铜、铅、锡、木等活字的应用；版画插图方面刻工往往兼能自行拟稿，置绘刻于一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人民也就有对自己的美术家——民间艺人——要求他们创作出来更符自己心意的美术品，而那装饰室内供人欣赏的、又含有吉祥意味的木版年画艺术，也就在上述这一基础上并融合了传统绘画艺术的优点，而渐形发展起来。到了晚明万历年间版画黄金时代之呈露，小说、戏曲几乎是无不附图，更促进了木版年画形式的完美和成熟。如存于国内最早的两幅年画：《九九消寒图》（弘治元年——1488——刊刻）和《寿星图》（隆庆元年——1567——印刷）作比较，就可看出前者只是单线拓印，后者已是木版着色了。创于明末杨柳青的年画，最初也是和《寿星图》一样，同是先用木版印出线纹后，再用彩笔填色而成。后来即使采用了木版套色，然而艺人为了仍保持其固有的传统绘画之风格，在最后一道工序，还要将人物的头脸衣饰等重要部位，加以敷粉施金晕染一番。这样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既有遒劲工丽的木刻韵味，又不失民族传统绘画风格——即后世人们评论画品时所常引用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味”之格调。

中国古代都城既是当时相关朝代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那时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明代作为汉民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历史时期，对汉族优秀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发扬，也为后来的清代的文化传承做了最完整的整合。而元代和清代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北京的位置处于农牧交错带上，从辽金时起就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枢纽。作为当朝的执政者背靠游牧民族政权的发源地，在统治阶层心理上能够产生较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进退有余且张弛有度。清代的统治者实现了对原初民族地域的超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特征，拉近了它与中原封建文化空间的距离。民族间的冲突与交流、统一与碰撞，游牧民族文化逐渐与中原封建文化融会贯通，也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衣冠是否是国之根本？象征意义是否大于实际意义？是否真的像皇太极所言“宽衣大袖”会导致“待他人割肉而后食”？这个问题离题太远，本文不作讨论。但清朝统治者坚信“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正是吸取了辽、金以及元朝的历史教训，衣冠的问题，在清朝受到格外重视。为防止满族贵族忘了祖训，乾隆曾说：“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凛感慕……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二十年后，他再次强调“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方为能享上帝之主，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可见，满式衣冠，始终为清朝统治者所坚定不移地执行，并未在政权稳定时有所松懈。

天津自清初以来是我国年画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据宋代有关史料记载，辽金进兵中原，采工匠北迁为奴，不少画工因畏惧北国严寒，躲到天津杨柳青，杨柳青年画也因此开始发展，故有北宋院体画传杨柳青之说。金元时期又有武强年画刻版艺人受聘于杨柳青，清末民初画家钱慧安、周暮桥、吴友如、田子林也曾受聘于杨柳青为其绘制画稿。所以，杨柳青年画既汇集了全国各地年画之长，又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点。又由于杨柳青年画在制作过程中采用印制和手绘相结合，并吸收了宫廷绘画的特点，因而在视觉上显得格外精细文雅而广受民间欢迎。清末民初，天津城里鼓楼北大街每逢年节热闹空前，各地年画客商云集津门，形成了北方年画重要集散地。

北京地区从春秋战国至隋、唐、辽、金、元都极为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为丝织刺绣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辽金时期刺绣业进入高峰，元代将金银绣线用于刺绣。“京绣”是在明清时期，在北京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绣种，因其专司服务于皇家，所以又称“宫绣”，以刺绣服饰、生活用品为主。由于地处皇都，京绣受到宫廷绣精工之风的影响，加上继承与改进各地刺绣工艺，特别是博采于顾绣、湘绣、苏绣，终于形成了京绣结构严谨丰满、装饰华丽的特点。

杨柳青年画的繁荣发达，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北京在辽金时代就是北方的刻印中心，又是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集中了大批画家，他们的绘画继承了宋朝院画的风格，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传统，这便使地处北京很近又兼水陆交通便捷的杨柳青独占地利人和之优势，这是杨柳青年画得以发展的特殊条件。

杨柳青年画的繁荣发达，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北京在辽金时代就是北方的刻印中心，又是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集中了大批画家，他们的绘画继承了宋朝院画的风格，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传统，这便使地处北京很近又兼水陆交通便捷的杨柳青独占地利人和之优势，这是杨柳青年画得以发展的特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