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浪子《全本西厢记》对屏。元杂剧《西厢记》，为元代杰出戏曲家王实甫代表作。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评点为『第六才子书』，金圣叹对清廷文化专制政策甚是反感，谓：『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剧中情节有『佛殿奇逢』、『僧房假寓』、『墙角联吟』、『斋坛闹会』、『惠明下书』、『白马解围』、『红娘请宴』、『母氏停婚』、『琴心写怀』、『锦字传情』……画家为了表现全部情节，在两幅整纸画面上，画出深邃广阔的楼阁亭台、树木庭院，把车骑官将、才子佳人安置其中，每一情节题一首曲词。画面分为近景和远景，近景用两版，远景为一版，每幅用三块版来表现一个景物繁杂的场面，在画幅尺寸上已有较大突破。但基本上沿用传统绘画的远近法和界画法，各种人物一般大，明暗光影和焦点的几何折射并不严格照取西洋画法，而是『不取形似，不落窠臼』，力求神似，直抒奇逸。这也是康熙时代早期『西风版』风格的鲜明特点。左右各题诗一首，左幅题：『西厢佳剧古传今，作诵元稹撰会真，屡继骚人续锦绣，丹青摹写博斯文。墨浪子并题。』右幅题：『郎才女貌并青年，志定姻缘无怪燃，偏是文章多弄巧，更加演写在人间。题于唐解元中桃坞。』题唐寅唐解元，显然是托名。类似墨浪子此画的手法，即带楼阁亭台实景的戏文故事在苏州版作品中颇多。

雍正对西洋画接受的程度较高，乾隆则更加偏重中国的传统趣味。乾隆也很欣赏郎世宁的写实逼真，其御制诗中多次表达了这种赏识，如：“凹凸丹青法，流传自海西”；“我知其理不能写，爰命世宁神笔传”；“著色精细入毫末”；“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写真无过其右者”等等。但颇有中国传统艺术修养的乾隆并非一味地赞叹，也指出了郎世宁的画因形似而造成不足，如前诗所云“似则似矣逊古格”，“奇形即命世宁传，神韵更教廷标写”，认为郎世宁在神韵风采上尚不如中国画。实际上，这也是清代士大夫对西方绘画的看法，如翰林院编修胡敬在《国朝院画录》卷上评论郎世宁说：“世宁之画本西洋，而能以中法参之，其绘花卉具生动之姿，非若彼中庸手之詹詹于绳尺者比。然大致不离故习，观爱乌罕四骏，高庙仍命金廷标仿李公麟笔补图，于世宁未许其神全，而第许其形似，亦如数理之须合中西二法，义蕴方备，大圣人之衡鉴，虽小必审察而善择两端焉。”这种倾向在乾隆朝制作的宫廷版画里也可以看出。乾隆最早送往法国雕版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西洋画的因素更为充分，而后来的《平定苗疆战图》、《平定台湾战图》更趋中国色彩的平面化和装饰性。从乾隆前后铜版的制作上看，他更多选择平面和诗书画合一的中国风格。法国制版的部分作品并不能代表乾隆的喜好，相反，后期的作品更能真实的代表皇帝的趣味，这部分作品都更加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标准，画面用平光，描绘细腻，略带装饰性。

就现有的材料看，清代末期杨柳青年画的第一个特征，是风格愈益接近一般民间画，更多的普及到穷乡僻壤，适合了最大多数人民的需要。从嘉庆、道光期间年画的内容意趣，技巧的精细工整，色彩的优良，和乾隆时期“姑苏版”一样，说明了当时年画的主要对象，是城市的家庭和知识分子阶层，成本是相对高的。清代末期却改变了这种情况，重点转向农村。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落，以及受了侵入的资本主义商品竞争方式的感染，就从画工、刻工、纸张、印刷、颜料及敷色等各方面压低了成本，以获得销路。因而就很少由有艺术修养的画家来绘稿，甚至进行绘稿的是一些初学绘画的民间艺人和家庭妇女。因此，在风格上接近了民间画，但却缺乏民间画优秀的传统的特色：朴质的画风、有力的线条、匀当的色彩，或者只能把上列特点做到形似的程度。纸张和颜料，也改用了价格低廉的外来品，即使采用国产纸张，也都是普通和粗劣的一类。结果就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终于一蹶不振。

至于木版印刷年画起于何时？至今尚乏实物根据。按《东京梦华录》卷十曾记有“贴灶马与灶上”和“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锺馗、桃板，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知北宋期间木刻印刷的年画，民间已普遍贴用，且样式繁多，可是从题材来看，大都还没脱离宗教的内容。后来甘肃黑城发现的两幅约为辽金时期遗留下来的版画，一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一题为“义勇武安王”，前者形似小说扉页插图，后者仍属“神祃”一类的“圣像”。到了明代，随着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且每行都有“行会”和行头。基于当时经济上这一特点,文学和版画艺术也呈现出群芳争秀之景象；富有人民性的民歌、小说、戏曲、传奇等，不朽佳作的迭出，刺激了版画插图和印刷业的飞速进展；印刷术在字型上有了铜、铅、锡、木等活字的应用；版画插图方面刻工往往兼能自行拟稿，置绘刻于一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人民也就有对自己的美术家——民间艺人——要求他们创作出来更符自己心意的美术品，而那装饰室内供人欣赏的、又含有吉祥意味的木版年画艺术，也就在上述这一基础上并融合了传统绘画艺术的优点，而渐形发展起来。到了晚明万历年间版画黄金时代之呈露，小说、戏曲几乎是无不附图，更促进了木版年画形式的完美和成熟。如存于国内最早的两幅年画：《九九消寒图》（弘治元年——1488——刊刻）和《寿星图》（隆庆元年——1567——印刷）作比较，就可看出前者只是单线拓印，后者已是木版着色了。创于明末杨柳青的年画，最初也是和《寿星图》一样，同是先用木版印出线纹后，再用彩笔填色而成。后来即使采用了木版套色，然而艺人为了仍保持其固有的传统绘画之风格，在最后一道工序，还要将人物的头脸衣饰等重要部位，加以敷粉施金晕染一番。这样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既有遒劲工丽的木刻韵味，又不失民族传统绘画风格——即后世人们评论画品时所常引用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味”之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