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及东西文化体系的差异，不免使我想起已故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教授的东西文明“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创见。张先生以这对观念来说明新石器时代进入金属器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之东西文化的差别。所谓“延续性”与“断裂性”是指很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指金属器发明之后生产工具的变化而言。西方文化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代表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苏美尔的金属器发明应用在农业的生产工具上，而与较早期用石器于生产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工具性质的利用上是一种断裂，但在中国，金属青铜器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夏末商初起用之时，是用在政治与宗教仪式上，而生产工具则仍沿用原有的石、木、骨、蚌等，所以说是一种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关系也同时表现在人际关系、文字的应用、城乡关系、财富累积与集中、权力的获得以至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上。要立刻以张先生的这种“延续性”与“断裂性”文化传统差别的说法与上述本书所强调的东西族群关系模式的差异勾连起来，也许较不易理解，但是假如把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致中和宇宙观”模式的论证，或称“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的寻求，对自然、对人群、对自我三层面的和谐均衡的理想境界来对比说明，也许就较易于理解在东亚大陆境内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融合自然、人群，甚至超自然于一体，而企图共同分享资源与文化经验的传统在不断“延续”之中，这也许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当前“多元一体”国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吧。总之，作者在本书中的种种论述确能引起许多学术的反思与共鸣，这应是本书最值得推荐的特点，希望读者能从本书的阅读中不仅欣赏作者的细腻论述与宽广的理论架构，同时也能借此对族群关系脉络有更多的反思与体认。

理论是技术的基础，也是指引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对于羌绣艺术特点的探索和辨识，可以让我们一方面准确了解羌族的特质及其文化内涵，促进其文化产业化发展对传统精髓的把握与传承；另一方面，对羌绣源流及其技术发展的互动认识，也可以鼓励与推动羌绣产业在新时期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本文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的探索与尝试，鉴于国内至今少有专论羌绣艺术特点的文章，对羌绣艺术源流的探索更属空白，故笔者拙文小作，以抛砖引玉。笔者认为技艺上包容并收、文化上汉羌融合；花样与图案秀丽精巧，艺术表现力大气而厚重；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唯美与实用的统一；是羌绣最为显著的四个特点，而通过对大量与古羌有关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相关的文物进行判读，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羌族图案与彩陶图纹之间的互生关系，也可以论证出羌绣艺术的源流，即：彩陶器在先，其后出现作为装饰或带原始宗教意义的纹案，再由此产生刺绣的图案与相应技法。

(1)铁的传说。认为铁是天上飞来的，是神圣的、威力无比的神物。释比在法事活动中用水浇烧红的石头，意外地发现了与石头不同的物质，由于无法解释，便认为是天上飞来的。释比将铁制作成各种用具，作用比石器大得多，因而羌族无比崇拜。

太湖边上的香山有位叫阿巧师傅的能工巧匠。他的父亲原来也是个造桥名匠。阿巧从小看父亲带徒制作各种各样的石器，也用凿子、榔头把石头敲敲打打学着干活。有一次，师徒出外造桥，快完工时发现桥顶心缺少一块龙门石，他父亲想起家里有一块尚未平整的方石，连夜回家来取。到草棚一看，只见那方石早已凿得平平整整了。后一查问，方知是11岁的儿子阿巧干的。从此以后，父亲就全力培养阿巧，不但自己亲授，还让他向几位名师大匠学艺。业精于勤，阿巧到了十八九岁时，已经掌握了造桥的全部技艺，成为独挡一面的造桥作头，所以重建大桥的重任最终落到了阿巧师傅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