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羌族史》称：周王室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把若干姜姓国，如申、吕、许等正式分封到河南许昌、南阳一带，其他还有姜姓大国齐，早在西周初年就封于山东（姜姓即为“羌人的一支”）。西周以来，羌人更有条件接受中原文化，有的部落较之甘肃、青海地区从事畜牧业乃至狩猎的羌人进了一步，但发展水平又不及姜姓的程度高，与周的政治关系亦远不如与姜姓那样密切，姜氏之戎可以说就是这种介乎于姜与羌之间的类型。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起源于上古史前时期。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传说资料中有许多关于羌人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古代文献都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业且以养羊为特色的一个民族。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羌人“以产牧为业”。牧就是牧羊，产就是粗耕。这说明他们以牧羊为主要生产，而以粗耕为辅。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今甘肃、青海河湟东至陕西泾渭流域的广大地区，即有我国先民的活动遗址，这些先民正是古代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根据历史传说，三苗是帝舜时期的一个部族，是黄帝的夏官缙云氏之后。缙云氏姓姜，炎帝之苗裔。这里追溯到西羌的本源，即是上古姜姓部族炎帝之后。

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弋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后，由于一些神迹而受到土著信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从此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像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这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历史叙事说明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传统之一。

姜氏戎（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同为姜姓。这些国家都是最先进入中原的。齐、吕、申、许做了诸侯、贵族，均自称是华夏（族）。到了周代，已形成一个比较普遍的概念，即重视遵守周礼，接受华夏文明，所谓“诸夏用夷狄礼则夷狄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除羌人中的姜姓部落在西周时已开始融入华夏外，还有部分羌人在舂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义渠国”，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他们已能建筑城堡，实行定居，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对死者实行火葬，这些都是羌人的习俗。随后秦灭义渠，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西方诸戎（一般统称为西戎）大都融合于秦。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说：“自是中国无戎寇。’”

上古畜牧起源于狩猎，是男子从事的产业。农业种植起源于采集，是女子操作的劳动。传说中的姜姓部落多与农业有关，早于神农的共工氏就是姜姓部落的一支。传说共工氏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乃是洪水泛滥的时代。共工氏及其后代都致力于防治洪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神）。”（《礼记.祭法》）共工氏子孙在黄帝时任“土官”，少皞时任“水官”，禹之时四岳继续协助禹治水。水是早期文明的先决条件，也是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传说姜姓共工氏不仅是古羌人中也是中国古代先民中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部落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羌人姜姓部落开启了中国的农耕文明。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涅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

以上“羌族历史”之建构，除了基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之外，学者们也尝试由考古学、语言学上寻求支持。如甘青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火烧沟类型、诺木洪文化、辛店文化与安国类型文化，以及新疆的战国时期火葬墓，都曾被认为是羌人文化的遗存。除了这些考古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及所跨时代，与前述历史上的羌人活动时、空相契合外，主要的证据是随葬的牛、羊骨与少量的火葬遗存。考古学者也宣称有些考古证据，可证明西周时期渭水流域姜姓族与羌的关联，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便是邹衡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由关中地区先周文化中存在的两种鬲——分裆鬲与联裆鬲——来印证文献中的姬姓族与姜姓族。联裆鬲来自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中，分裆鬲来自于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中；前者代表姬姓黄帝族，后者代表姜姓炎帝族。姜姓族由西往东迁，姬姓族由东向西迁，两种考古文化交融于渭水中游一带。许倬云与Katheryn M.Linduff也认为，先周族原先活动在山西、陕西北方高地，吸收光社文化与草原居民的文化。在古公亶父时，他们又迁至泾水上游，定居于岐山并与姜姓结盟，此时期羌族文化遗存，表现在寺洼与安国文化之中。1980年代陕西扶风县刘家的辛店文化墓葬发掘，使学者对于从考古上证明羌与姜的关系更具信心。由于辛店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西羌地理分布部分重叠，刘家文化墓地普遍随葬石头之习俗与文献中羌人崇拜白石的记载一致，又由于死者头部的双联小铜泡可能是发卡，反映了文献记载羌人披发的习俗，因此发掘者称之为姜戎（姜姓羌族）墓葬。

在民国创建之后，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研究，更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普遍出现的羌、羌人与氐羌等，自然也引起学者们相当的研究兴趣。如前面提及的，有关甲骨文中之羌，羌族与姜姓之族的关系，姜姓炎帝与古代诸“民族集团说”，羌族与藏族之关系等等问题，都在此时成为学者们研究探索的对象。今之学者可能将这些研究纳入冷门的“民族史”范畴，然而，前面我曾引述梁启超所揭示的“历史研究旨趣”，以此旨趣来看，这“民族史”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却是历史研究的主干。

据史书记载，炎帝姜姓，黄帝姬姓，而“姜出丁西羌”。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其《检论·序种姓》中说：“羌者，姜也；‘羌’从人，作族之名；‘姜’从女，作羌族女子之姓。”可见“羌姜”本一字。据此推断，羌族人把炎帝奉为始祖。

上古时期的水利事业是原始农业的开端，传说中的我国农业的始祖就是姜姓的“神农氏”。“神农氏”即传说中的炎帝，属姜姓羌人。《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由于“羌”与“姜”在文字上的相似，殷商之羌人又被认为与中国古史中的“姜姓”之族有关。在基于“神话学”的古华夏研究中，这一族群被认为出于传说中的姜姓“大岳”或炎帝神农氏（姜姓）；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也就是申、吕、齐、许等姜姓之国的统治家族。如此，姜姓或羌人被认为是一古代民族集团，所谓“神农集团”或“姜炎集团”，他们的文化特征是一种与羊有关的岳神信仰。学者们又认为，随着羌人的迁徙，羌人的岳神信仰也散布四方，这便是中国四方“五岳”之说的由来。“姜炎集团”由西往东迁，与“黄帝集团”发生接触、争战，最后两族融合——这是许多研究早期“华夏”形成历史之学者的普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根据中国上古典籍《国语》记载，黄帝、炎帝为兄弟，因此有些学者将炎帝与黄帝视为同一民族集团，“炎黄”集团，相对于“风偃”与“苗蛮”集团。另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始祖大禹，据记载他“生于西羌”，有些学者也因此及其他证据认为夏民族为羌人。

较认真的学者考虑到“民族”是一个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业、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征等的人群，他们也以此来思考历史上的“羌族”。因此，他们努力在文献、考古与民族学资料上印证这个“羌族”在广大时空中的存在与延续。部分考古遗存中的火葬以及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火葬之俗，被认为是文献中“羌人火葬”的反映。当代岷江上游村寨居民有“白石”崇拜，因此有些随葬白石头的墓葬被认为是古“羌人”遗存。当代羌族中有一种祭司，汉语称“端公”。有学者认为这是羌人的“鬼主”，又将中国古史文献中的“鬼方”等同于“西羌”，如此将商周之“鬼方”、汉代之“西羌”与今日之“羌族”联系在一起。在语言上，由于今日羌族与藏族都属“藏缅语族”，汉代川西一带“白狼羌”留下的“白狼歌”也被认为属藏缅语，而春秋时之“姜戎氏”又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这些都被用来证明“羌”为一有共同语言特征的人群。在经济生业与宗教信仰上，中国古籍称羌为“西戎牧羊人也”之记载，羌字由羊、人所构成，与姜姓有关之“大岳”也被认为与羊神信仰有关。再者，某些甘青西藏考古遗存中的羊骨以及当代羌族身穿的“羊皮袄”、端公的“羊皮鼓”，都被拿来印证一个在经济与宗教生活上与羊关系密切的“羌”族之存在及其历史延续性。

同时，古羌人是汉族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晋语》有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姓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壮大，大举东进。"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相传，蚩尤作五兵(器），即戈、矛、戟、酋矛、夷矛。这些金属兵器的制作表现出他们卓越的制造才能，所以后世把蚩尤奉为主兵之神。至于夏禹，也有史料传说他是羌人的后裔。自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至晋500年间的许多文献，都说禹生于西羌石纽，是西羌（夷）人。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人）”。

周代羌人有了很大的发展，种姓繁衍，遍布西北，其中一部分进入中原。西周建国之初，面临国内外诸多困难，周王室为了巩固周的统治，继续加强与姜姓的联盟，封姜姓之国申、吕和许等于江汉及淮河流域。并建立东方的大国齐国，以镇压反叛的淮夷。周建立的姜姓之国还有纪(今山东寿光）、向（今安徽怀远）、州（今山东安丘）、鄣（今山东东平）、厉（今湖北随州）等。他们和齐、吕、许等大国一样处于周王朝的周边要塞地区，共同起着屏藩周王室的重要作用。西周末年，周幽王宠褒姒(褒姒娘家为姒姓之国）废申后。申后之父申侯（姜姓）联合缯及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在申侯的主持下，太子宜臼被立为平王。西周故地为犬戎所侵，西周告亡。西周灭亡后，平王被迫东迁洛邑。由于周姜联盟破裂，周王室一蹶不振。

然而，若与炎帝和大禹相比，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较热衷于从事以大禹为羌族祖先的历史文化建构。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居关中的羌人，攀附黄帝后裔为其祖源，而忽略中国史籍记载“羌为姜姓炎帝后”一样，古今“羌人”、“羌族”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承认自身是“失败者”的后裔。即使承认本族是炎帝后裔，当今羌族知识分子强调的也只是一个古老华夏记忆——《国语》中称炎、黄为弟兄。所以他们认为，羌族与汉族是兄弟；因炎帝在前，所以羌族还是大哥。在有关“大禹”出生地的历史争论中，本书的例子也说明“历史”如何在本族群中被争论，并成为争夺孰为本族群核心、孰为本族群边缘的符号资源。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大禹遗迹存在于作为本地汉人政治文化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显示“大禹”曾是推动华夏边缘西移的历史符记。在近代羌族的民族化过程中，或者说，在本地较汉化的人群成为羌族的过程中，“大禹”被他们攀附为羌族祖先。由“大禹”之符号意义在此华夏边缘的变迁，也显示两千余年来此华夏边缘的变迁及其近代质变。

羌族祭火是羌人尚火的另一种表现。羌族对火甚为崇拜，认为火乃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火给人带来光明与文明。因此出于民族习俗，释比把它规范成一种祭祀礼仪——火祭，并将其列入羌族的祭祀活动之中。氐羌民族凡敬神祭祀之时，都要以火祭的方式进行。传说中的炎帝是姜姓部落的首领，羌人也把炎帝奉为“火神第一人”，举行“火祭”以示尊崇。羌人自认为是火神之子，祭火神与祭祀祖先是融为一体的。对羌人火祭，史书曾有明文注释。如：“炎帝神农氏也，羌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纪事，名百官……”《太平御览》第87卷《帝王世纪》也说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谓炎帝。”“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左传•哀公九年》）。由此可见，炎帝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因为其以火为徳，尚火的缘故。

为了周和姜姓有接叠不断的婚姻，所以武王得了天下之后，除大封同姓外，受封得最多的要推姜姓了。齐太公尚父一向给战国游士说成东海上的隐士，渭水边的钓徒，或朝歌市的屠户，其实乃是周室的一位舅爷。一部《左传》，周王对齐侯说话，总称为“伯舅”。周与姜正同耶律氏的辽帝和萧氏一样，凡娶皇后必是萧氏，怪不得现在戏合上演“杨家将”时儘看见“萧太后”了。

可以说，吐蕃王国的兴起与向东扩张以及因此与唐朝沿着羌人地带发生的冲突，以及他们对此地人群带来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彻底改变了中原人对这个地带上异族的概念。即使大致来说，青藏高原东缘仍是汉与非汉的边界，但由这时起，中原人很少称这地带上的异族为“羌”，而开始称他们为“番”。这个变化也表现在一个地名上——唐代青海西宁附近的“临番城”，便坐落在离汉代“临羌城”不远的地方。“羌”与“番”都是指异族，但他们在中世纪中国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两者背后的历史记忆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羌”代表一个模糊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太多的历史记忆——如三苗、姜姓、大禹和神农——可以将“羌”与中原华夏族群联系在一起。而相反地，“番”代表严格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唐朝与吐蕃间长期战争中的挫折，强化了唐人心目中“番”的异类性。当愈来愈多西方“吐蕃化”的人群被中原人称为“番”或“西番”时，过去以“羌”这个异族概念作为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界，一种较模糊的华夏边缘，逐渐被“番”这个更严峻的异族概念所取代。

史书中还记载了古羌人是三苗之后，《诗地理考》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史记·五帝本纪》载曰：“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古羌人在那一时期，是强大的一支，它与其他氏族或部族之间有着广泛的交往，形成了“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关系。

章太炎心目中之华夏与异族之区分，以及“羌”在此区分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他“中夏之族”的概念上。基于文史典籍记忆，他认为“中夏之族”便是黄帝、神农之族裔。他指出，这一族人起于西方“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之间”。此一广大西方人群的北方边缘有“羌”，南方边缘则有“髳”（苗），也就是说“中夏之族”为“西域、羌、髳所合也”。由他的举证内容可知，中国文献记忆中大禹兴于西羌，神农为姜姓，以及在文字上羌与姜的相似性，都使得他将“羌”视为“中夏之族”。他认为，羌就是姜，姜姓神农所统领的地域有西域、青海与陇西。因此他又称：“卫藏与西域三十六国皆犹有顺理之性，则神农、黄帝所不能外，亦其种类相似。”由此可见，章氏把“卫藏与西域”诸地人群纳入华夏之中，是由于他认为这些边疆人群与“羌”有密切关联。在章氏包含卫藏与西域的“中夏”国族概念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回疆与西藏之民被纳入中华民族的一个早期思想渊源。无论如何，虽然一方面历史上与“羌”有关的族群都被章太炎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今之“羌”或西域、卫藏之民与华夏只是“种类相似”——他将之比喻为：如艾之与蒿，橘之与枳——虽同种，然而还是有差别的。

原始社会末期，今关中西部的武功、杨凌一带曾是炎帝后裔姜族部落的封国有邰。部族的始祖叫后稷，姬姓，名弃，为姜嫄所生。姜嫄姓有邰氏，为炎帝之后，嫁给帝喾。相传，有邰姑娘姜嫄，未出嫁前，生活在有邰氏部落（在今陕西武功境内）里。一天，她与同伴到野外去玩，看到田野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姜嫄出于好奇心，就将自己的脚踩上去比大小，谁知这一踩便心有所动，感而怀孕，诞下一名男孩。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姜嫄怕被人笑话，就把他丢弃在小巷里，令人惊异的是，动物们见了这个小孩，都备加爱护，绕道而行。于是姜嫄又把他丢弃到结冰的河上，成群的飞鸟都来围在这小孩的周围，用羽毛为他保暖。姜嫄见这小孩大难不死，意识到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就改变主意把他抱回家抚养。因为一开始就把他遗弃，所以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弃。弃从小就喜欢种植各种植物，长大以后成了种庄稼的能手，后来帝尧任命他为农官后稷。在他的管理下，天下农业连年丰收。帝尧很高兴，就封他为有邰氏的国君，邰就是弃的后人。按照传说惯例，人们把弃视为社稷神（即庄稼神），而弃的后代，就用国名邰作为自己的姓氏。《史记·周纪》中记载：“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封于邰”。《说文解字》里也提到：“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室外家”。现在，在南肖里村的村子中央，还有一座庙宇，里面供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姜嫄，当地人习惯称她为姜嫄圣母，认为是她哺育了自己的祖先。这座庙也是南肖里村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庙宇，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一，人们都要去祭拜她，虽然现在的信众大多为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但是祭拜仪式和过程依然隆重，老人们在这天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去上布施，以用来修葺庙宇，翻新塑像，为家里的子孙后代们祈求安康，也忠心的敬拜着自己的祖先，从这天的鼎盛香火中我们可以窥见古时祭拜的场面的宏大和人们虔诚的心。

这两段记载一经对照，就显出其不协调，究竟周师如《周语》所说的“败绩”呢，还是如《左传》所说的“成师”呢？或许这次战事，周师虽大败，晋师尚得全师而退，所以晋穆侯生第二个儿子时就题名作成师了。“姜氏之戎”即是姜戎，这事《竹书纪年》虽失载，可是与“王征申戎”同在一年，申戎又是姜姓，是不是本为一件事呢？照说，与姜氏之戎战是“败绩”，与申戎战是“破之”，不像一件事情。然而“成师”这名和“破之”似有关系，则又像是一件事。究竟如何，只得待新材料的发现来解决了。申戎原即姜戎的一支而封国于申的，其后幽王废申后，两亲家吵架，申侯便联合了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郦山下，这申侯无疑即申戎之君，所以和犬戎会有这般的团结。我们即此可以知道秦穆公所以要把姜戎赶出来，也就为了他们在那边有相当大的力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