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对其先祖历经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迁徙经历无比敬仰，这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积淀，构成其内心世界深层的情感因素，并形成该民族深层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根源。羌族每逢重大祭祀活动和人生经历的重要关口（如冠礼、婚礼），均要由族长叙史，释比诵经，祭祀祖先。正如民间流传甚广的《羌戈大战》唱道：“羌人能安居乐业，是前人用血汗来换。凭了祖先的智慧，尔玛人的子孙才有了今天；凭了祖先的勇敢，尔玛人的子孙才居住在岷江两岸。”羌族人民用这种“长歌祭祖”的方式来缅怀先祖，教育子孙。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清《乾隆吴县志》记载：“十五日中元修斋荐亡，为盂兰盆会，谓之‘鬼节’。”民间俗信，认为中元节是地官大帝的生日，这一天地官大赦，将地狱众鬼放出自由活动。苏州有中元节祭祖之俗，信众之家或到三官殿去烧香祈祷，或在家吃斋诵经，祭奠亡人。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亦有《三神图》之类题材与此民俗相呼应。

天津杨柳青年画流传既广，行商小贩带来的各地顾主反映也多。作坊为了适应外地不同的风俗和生活需要，内容、形式、体裁、色调等花样不断变化和增多。就体裁来看，除了各地都适用的“贡笺”（即整张粉连纸纵62厘米，横112厘米）和“三裁”（即一张整纸裁三开，纵37.3厘米，横62厘米）两种通行的形式外，还有对开竖裁的四条屏、八条屏（每条纵112厘米，横31厘米），四开的门画（各纵56厘米、横31厘米）以及十二开的“上天灶王”，方形的“灯笼方子”、“桌围”、“升官图”，圆形的“圆光”，贺礼用的“中堂画”（分喜、寿、开市、迁居等多种），祭祖用的“家堂”，敬神贴的“天地神牌”、“三界全神”、“祖师纸马”以及“春牛图”（历画）、“窗花纸”、“挂笺八仙人”、“缸鱼”、“格景”、“洋林”（是西北和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帐内装饰画）……共约二十多种。这些方圆大小不同形式的年画，当其分别贴在一个家庭的大门、窗牖、堂屋、灶前、缸后、灯璧、龛中、桌前、院落、粮囤、仓门、马厩、猪圈……不难想象出过去农村里那种欢庆新年的气氛，是何等强烈而又令人向往的。杨柳青年画中除了上述那些用于新年时的体裁形式外，平时一年四季中，画店作坊还印卖“日宫”（二月一日）、“天师”、“钟馗”（五月五日）、“月宫”（八月十五日）、“跑马”（小儿生病时烧）、“冥衣”、“三十六行祖师”等纸马，以及“天官赐福”、“麒麟送子”、“福寿三星”、“孟母三迁”等喜寿屏画，以供端午、中元、中秋、以及开市、收徒、生病、谢神、结婚、生子、祝寿、迁居、升官、中取、丧礼等等购用，这些品类也都与年画一样，属于趋时应景之物，很少为人保存下来，但其与人民生活和民间风俗关系最密切，故受到了国内外民俗学硏究者的注目，在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图册中，有不少是杨柳青年画店作坊印制的，可供参考。

从民俗学角度去看，春节是中国人一种伟大的创造。出于对生活切实又强烈的热望，而把年看作步入未来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起点。一方面，着力地去用比平常生活丰盛得多的新衣和美食，使生活接近于理想，把现实理想化；另一方面，又大事铺张地以吉瑞的福字、喜庆的楹联和画满心中向往的图像的年画，把理想布满身边，把理想现实化。再加上灯笼、祭祖、祭灶、年夜饭、鞭炮、空竹、糖瓜、吊钱、窗花、迎财神、拜年、压岁钱等等这些过年专有的风俗性的事物与事项，将岁时营造成一个极特殊的、美好的、虚拟却又可以触摸的时间与空间。这是一些被强化和夸张了的日子，一种用理想的色彩搅拌起来的缤纷的生活，也是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创造的年文化。而在这独特的文化中，年画唱主角。

康熙时期，耶稣会士依据明晚期利玛窦传教时准许中国信徒祭祖与敬孔的惯例，被康熙帝名之为『利玛窦规矩』。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新派来的传教士则坚持不得偶像崇拜，只能信奉造物主，于是有了中西接触史上有名的『礼仪之争』。康熙帝曾于1706、1708年两度派遣数位传教士返欧向教廷转达中国朝廷的态度，后又印制多份『红色谕旨』，让返欧的传教士与商旅随身携带，希望将他的旨意传递给教廷。虽然不能确认教廷是否收到这份红色谕旨，但教廷后来派传教士来华协调，争议仍未能止息。1990年，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的《人类文明史图鉴》作了生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