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羌戈大战》是一个神话传说，但羌族所供奉并使用的白色石英石本身坚硬、锋利。在原始社会，羌人把它作为工具，或取火，或割兽皮、树皮，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很有用的帮手。难怪羌人把白石作为图腾供奉起来，也说明白石在羌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其生活生产密不可分的。羌人崇拜白石实为古羌人石崇拜的遗存，它完整地保存在羌族原始信仰当中。李绍明先生在《巴蜀民族史论集》中写道：“现今羌族的石崇拜应视为古羌文化的延续……被称为以白石为中心的多神崇拜或以白石为表征的诸神信仰，这种以白石作为诸神代表的石崇拜可谓石崇拜的典型形式，在其他民族的自然崇拜中尚不多见。”

在1905年，年轻的革命派人士刘师培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志》。在序言中他说，期望借此书“唤醒中华种族”。与许多革命党知识分子相同，这时他心目中的中华种族只是“汉族”。在本书中，他指出东周时之外患来自四种不同种类之异族，其中之一便是“氐羌种族”。此族原为西方“犬戎”，东移后成为分布在河南、山西一带的骊戎、姜戎、伊洛之戎等等。在更大的范围里，他又视氐羌种族为西藏族的一支。此西藏族在西汉时蔓延到青海、河西等地，包括著名的冉駹与白马氐。因此，东汉时的氐羌入侵中原，也被他视为西藏族的东侵。无论如何，他也指出周之戎狄、汉之氐羌，后来都“风俗刑政卒与汉族相融”而混合在汉族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章太炎将“卫藏”视为华夏同种，或是刘师培强调汉族与西藏族之不同，他们所建构的“羌”或“氐羌”种族，都是联结“华夏”（或汉族）与西方回疆、青海、康藏各地族群的中间桥梁。如此居于广大华夏西部边缘的模糊位置，使得“羌”或“氐羌”在后来的“中国民族史”中，得以发挥其类似黏着剂的功能。

在民国创建之后，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研究，更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普遍出现的羌、羌人与氐羌等，自然也引起学者们相当的研究兴趣。如前面提及的，有关甲骨文中之羌，羌族与姜姓之族的关系，姜姓炎帝与古代诸“民族集团说”，羌族与藏族之关系等等问题，都在此时成为学者们研究探索的对象。今之学者可能将这些研究纳入冷门的“民族史”范畴，然而，前面我曾引述梁启超所揭示的“历史研究旨趣”，以此旨趣来看，这“民族史”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却是历史研究的主干。

在一九一一年之后，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逐步脱离西方商业殖民主义列强的掌握。民族志与民族史的研究与书写，建构、说明并强化中华民族下汉族与各边缘少数民族间的紧密关系（虽然有时并不很成功）。由于「羌」曾经是华夏心目中一个漂移的族群边界（Wang 1992；王明珂 1997：227-53），在中国历史文献上被称为「羌」的人群曾出现在东自河南、西至青海、北起天山南路、南至云南的广大地区。因此，在丰富的中国历史记忆中「羌族史」可以将许多中国西部与西南边疆族群与汉族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也就是民国以来许多「羌族史」写作所努力建构的民族历史图象。在这种以「历史」建构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关系的潮流下，自然中国学者与Graham将羌溯及商、周时期与华夏有密切关联的东方民族的观点成为典范，Torrance「以色列人后裔」的看法成为异端。

枝桠既备，树亦成形。到了1930、1940年代，中华民族之历史结构已规模初具，此时出现许多名为“中国民族史”之综合性著作。关于“羌”或“氐羌”的琐碎研究，在此时也凝结为较完整的体系——有关一个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史”的一部分。在这些名为“中国民族史”的著作中，“羌”或“氐羌”皆代表一古代重要民族或民族集团，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与古华夏相争战，另一方面又不断融入华夏，因此其后代目前广布于汉、藏与许多西南民族之中。譬如，王桐龄认为氐、羌与戎都是西藏民族的一支；戎在周秦时同化于汉，氐、羌也在魏晋南北朝时加入汉人血统之中。又如，林惠祥认为“氐羌系”为藏族来源之一，春秋时为西戎，其与华夏族杂居者皆同化为华夏。这一民族在汉代为羌，宋时为西夏，明代为西番诸卫，清时为唐古特族；另有一部分为氐羌，与回族杂居西北；一部分为西南夷，与罗罗、缅甸族及僰掸族相近。同样地，两位作者皆以羌或氐羌来联结汉、藏，或联结汉、藏及各西南、西北之非汉族群。

这段话显示，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中已有一“亘数千年”的羌族，然而相对的，他们对羌的“民族知识”仍然浅薄。1940年代，典范的民族分类与历史知识尚未完成，另有一例可以为证。当时华西协会大学的秦学圣，曾随西方学者到岷江上游作调查——调查他认为应在岷江上游的“苗族”。这个观念，与现在民族识别划分后的苗族居地相去甚远。这些都显示，在民国之初二三十年的民族史建构中，学者并非追溯一个已存在之“羌族”的历史，而是在有关“羌”的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建构历史上的“羌族”，这也说明了为何早期进行“羌民”田野调查的大多是西方学者或传教士。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积极推动各种少数民族政策，其基础是民族识别与分类。民族识别、分类的基础，则是民族史与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历史与民族志知识，透过国家教育深入村寨群众之中，如此也强化了民族识别与区分下之族群体系。从此，本地人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受汉人关怀，也受本土知识分子关怀。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较积极地推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此时许多新中国建立以来培养的羌族知识分子，成了新一代的本土知识分子，并开始涉身本民族事务。在贫下阶级翻身的政策下，许多本土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偏远山间村寨，在民族认同下，他们热衷于学习并研究本民族历史。这些羌族知识分子所知道的“羌族史”，主要也就是我在第五章中提到的“典范羌族史”；对此历史所知多寡深浅，因各人教育背景与社会背景不同而有别。然而，他们不只是学习代表社会主流之学者所写的“羌族史”，他们也在本土记忆如端公经文与地方传说中，找寻可与典范历史相衔接的轨迹。他们相互讨论、辩驳，并在言谈间、在文字上，表达他们对本民族历史的看法。

在如此的历史建构中，将姜、羌或氐羌民族的共同族源溯及姜姓炎帝（神农）尤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传说中，炎帝有两种身份：在有些文献中他曾与黄帝争战而败于后者之手，在另一些文献中他却又是黄帝的兄弟。在前面我们曾提及，黄帝曾在晚清的国族建构中被尊为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共同祖先。之后，在许多民族史书写中，被黄帝击败的“弟兄”——炎帝——成为许多非汉族群的祖先，特别是与氐羌有关的族群之共祖。“炎黄子孙”成为包括所有汉与非汉的中华民族的代名词。由于前述炎帝与黄帝间的双重关系，因此“炎黄子孙”也有双重历史隐喻：一方面强调各民族间的“弟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则区分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的后裔。

我与本书作者王明珂先生应是相隔一世代的人，我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前，所以我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应是属于“客观文化特征”派的；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后的，所以他的“民族”、“族群”概念明显是较偏于“主观认同”派的。因此，朋友们与同行们，无论是与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一两世代的人假如看到我为王先生这本明显是解构文化特征论的《羌在汉藏之间》的著作写序，想必会为我捏一把冷汗。不过我自己倒是心平气和，而且十分高兴愿意为这一本难得兼具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及族群研究的当代“典范”大著作推介。

所有本世纪上半叶研究「羌人」或「羌民」的中外学者，可以说都参与了这个「羌族文化」与其族群性（ethnicity）的建构。不同的只是，在民族溯源上，Torrance认为「羌」是川西一个独特的种族（race），他们是东迁的古以色列人后裔。这显然是由于他认为羌民所信仰的是一神教，而一神教在一种以演化与传播论为基础的古典民族学中又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演化上的最高形式。于是在文化优越感与种族中心主义的思考下，羌民被认为是文明先进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在另一方面，Graham与中国学者们则都认为羌民是商代以来由东方西迁的、与汉族有长远关系的一个民族。Torrance的看法，在考古、历史与民族志资料上都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只是Torrance有此意见，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此理论的学者（Torrance 1937：8）。Graham与中国学者们的意见——羌为由东方西迁的民族——则遭遇另一种质疑：究竟西迁的是一个「民族」，或是华夏心目中的一个西方异族概念（Wang 1992：98-160）？无论如何，这些本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史与民族志告诉我们，在岷江上游人群「民族化」的过程中，藉由「历史」该「民族」的属性曾为不同文化偏见与霸权下的论题——羌族究竟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西方人的「边缘」？或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边缘？不同文化偏见与霸权，也使得一方将所有的羌人文化都视为独特的、以色列起源的，另一方则认为羌人文化中混合大量的汉人文化。

其二是鬼方。甲骨文中，西方诸国有羌方、鬼方、土方、 方：羌方在西，鬼、 在西北；土在正北。鬼方又见于《诗》、《易》及金文，殷高宗伐之三年乃克，无疑是一个大国。近百年来，东西洋历史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每分配边疆各族到几个大族里去，这当然是该做的工作；可是为了材料的稀少，许多问题没法论定。例如匈奴，有人放在突厥族，有人放在蒙古族，而以突厥为多，可是没有人放在西藏族的。荤粥、獯鬻和玁狁的字音和匈奴极相像，当然跟匈奴可以归在一类。鬼方和混夷亦复如是。“鬼”之为“混”，音韵上是阴阳对转。“混”与“荤”、“獯”非独同部，亦是同母，所以王国维《鬼方昆夷玀狁考》说这些名词都是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照这样说，鬼方该是突厥族。可是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为鬼方的区域即是羌戎的区域。鬼方的“鬼”即是《左传》里“九州之戎”的“九”；九州之戎即“陆浑戎”，陆浑戎“允”姓，这允字即从“玀狁”来。《山海经》说“氐、羌，乞姓”，“乞”即“允”字之譌。照这样说，鬼方又该是西藏族。王说固有据，吕说亦殊不弱，在这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时，我就怯于下笔了。现在王说尚未被推翻，我写此文时虽没有提到鬼方，但《西羌传》所举的“太原戎”，“犬戎”、“九州戎”等，凡王氏以为即是鬼方的，我都收了进去。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

在田野研究中，我曾得到许多羌族朋友的帮忙。而我，一位解构“典范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在构思本书时最感到不安的便是：如果他们的民族自尊与骄傲建立在这些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知识之上，那么，是否我的著作会伤害到他们的民族认同与感情？然而，我希望读者与我的羌族朋友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发现我并非只是解构“羌族史”或“中国民族史”，而是在更广阔、更具诠释力的认知体系上，重新建构一个关于“羌”的历史或历史民族志知识。这个新的历史与历史民族志，可以让我们对于“羌族”、“汉族”、“藏族”或“中国民族”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我所发掘与重建的历史中，传统“民族史”中的历史主体“羌族”似乎并不存在。的确，没有一个那样的“民族”在历史中延续。当代羌族与羌族认同，为上述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历史之最新阶段产物。然而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羌人”并不存在。历史上被华夏称作“羌”的人群，世代生息于华夏西部“漂移的族群边缘”上，他们的后裔因此散在今日之羌、汉、藏、彝及其他民族之中。我们也不能说，当今羌族只是被动地接受主体民族所给予的“历史”才成为羌族；或是说，在成为羌族之前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人群。当代羌族的本土“历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英雄祖先历史”，另一类是“弟兄祖先故事”。在英雄祖先历史中，他们或借由“过去”来呈现自身的边缘弱势形象（如愚笨的蛮子），或借由“过去”来塑造足以为傲的我族形象（如汉族的拯救者与守护者）。无论如何，这些“历史”多起源于一个“羌族”英雄祖先——如周仓、樊梨花或大禹。

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像、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断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