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后，约在1930-1940年代，当葛维汉到岷江上游考察时，他发现许多羌民都自称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并说他们所信的天神就是“上帝耶和华”。葛维汉在他有关羌族的著作中驳斥这种说法，并指出羌民是多神信仰者，以色列后裔之说是受陶伦士及其羌民助手的误导。对于羌民的宗教，葛维汉明确指出，羌民并非一神教信徒，除了信他们自己的神外，羌民还信邻近其他民族的神。他指出，当地天神“木巴舍”在几个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村寨，又称作“阿爸齐”，这暗示着这是羌民接受陶伦士等传教士“天父”之说的结果。他也注意到，由于受汉人道教影响，羌民更普遍地将“木巴舍”等同于“玉皇”。葛维汉自己则认为，“木巴舍”的意思相当于“天”。“天”是古代周人的神，在历史上羌族(姜姓之族)又是周人的盟友。显然在此诠释中，葛维汉视当代羌民为商周之羌或姜姓之族的后裔。对他而言，羌民对“天”的信仰，证实此民族的历史延续性。为了反驳陶伦士的“羌民为一神教信徒”之说，他指出，羌民家中大多祭五种主神。供奉那些神，以及各个神的名字，各地皆有不同。另外，羌民家中一般还祭十二个次级的小神，同样也是各地有异。除了各家中所祭的神外，每个村寨与地区都有当地的神。因此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羌民有多少地名与寨名，就有多少的神。当然，他也不认为白石代表唯一的天神。他指出，白石在许多地方都被当作各种地方神祇的代表。甚至在汶川的克枯寨，白石被部分人视为谷神，却被另一些人视为仓颉神。他又指称，汉人的神如川主、玉皇、关圣人、观音、武昌、梅山、土地等等，被羌民视为自己的神。他特别提及在蒲溪沟，羌民祭司“端公”以服装分为红、白两种。红端公拜孙悟空、沙和尚，擅长于驱魔除病、消灾还愿；白端公拜西天佛祖，长于求子、祈雨，祭山求五谷丰收。

关于羌族宗教，首先，他认为“羌族”是个信鬼神的民族，“其信仰还在灵”。崇拜与拜物的阶段”。因此他驳斥羌族信仰为一神教之说。其次，他指出白石崇拜源于一则羌族传说，也就是羌人由外地迁来与本地葛人（戈基人）打仗的故事。他认为，羌族所信仰的并非白石本身，而是天地、树林、火神等等。他也提及，羌族事实上信许多的神，有供奉在屋顶上以数块白石为代表的神，有供在室内大致为十二尊的神。他举例说明，这些神在各地都有不同。这些大大小小的神祈中，多少都夹杂着汉人佛道或民间信仰中的神，如关老爷、姜子牙、土地、灶神、财神等等。汉化更深的，家中只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同时，他注意到各个地方的羌族都有其地方神，每个寨也有其地方神。的羌族宗教信仰，一方面清楚显示羌族宗教不是一神教，一方面也显示各地的诸神信仰有相当大的差异。

19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伦士在岷江中上游“羌民”地区宣教。他深爱他的教民们，也对他们的文化习俗及其来源深感兴趣。在第五章中我曾提及，由于将“羌民”宗教视为一种“一神教”，因此他认为这个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羌民”的各种文化特征，被他引来证明这个观点——今之“羌民文化”，对他而言，是一种古代传统的延续，借此他证实羌民为“古以色列人后裔”。

所有本世纪上半叶研究「羌人」或「羌民」的中外学者，可以说都参与了这个「羌族文化」与其族群性（ethnicity）的建构。不同的只是，在民族溯源上，Torrance认为「羌」是川西一个独特的种族（race），他们是东迁的古以色列人后裔。这显然是由于他认为羌民所信仰的是一神教，而一神教在一种以演化与传播论为基础的古典民族学中又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演化上的最高形式。于是在文化优越感与种族中心主义的思考下，羌民被认为是文明先进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在另一方面，Graham与中国学者们则都认为羌民是商代以来由东方西迁的、与汉族有长远关系的一个民族。Torrance的看法，在考古、历史与民族志资料上都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只是Torrance有此意见，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此理论的学者（Torrance 1937：8）。Graham与中国学者们的意见——羌为由东方西迁的民族——则遭遇另一种质疑：究竟西迁的是一个「民族」，或是华夏心目中的一个西方异族概念（Wang 1992：98-160）？无论如何，这些本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史与民族志告诉我们，在岷江上游人群「民族化」的过程中，藉由「历史」该「民族」的属性曾为不同文化偏见与霸权下的论题——羌族究竟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西方人的「边缘」？或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边缘？不同文化偏见与霸权，也使得一方将所有的羌人文化都视为独特的、以色列起源的，另一方则认为羌人文化中混合大量的汉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