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文化表征上，同样地，靠近藏区的羌族有许多藏族特色，靠近汉区的则吸收大量汉族特色。如在宗教信仰上，北路羌族所供奉的诸神中有许多藏传佛教神祇，东南部的羌族信仰中则多玉皇、观音、东岳等汉文化中诸神。由于“藏化”与“汉化”程度各个沟与地区皆不同，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个地区文化能代表典型的羌族文化。当然，或许我们可以将所谓“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分剔除，以找寻、呈现典型的“羌族文化”。事实上，在许多羌族研究学者的探索下以及在羌族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的强调、宣传下，一些羌族文化特色如羌历年、锅庄舞、羌族刺绣、神树林信仰、山神信仰以及端公文化、禹文化等等，都逐渐为人所知。在本书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羌族调查者也曾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色，但他们却困惑于，究竟哪些是汉文化或藏文化因素，哪些才是羌文化因素？是早期调查者之学养不如今之学者，或是“羌族文化”在近半个世纪来曾发生许多变化？在本书文化篇中我会详细说明。

总结各种描述，羌历年传统主要是以感恩还愿为目的的民间仪式和以庆祝丰收为目的的民间庆典组成的。而一些记述在描述“羌历年”的差异时，更以“名称不同，内容却完全一样”带过，其实各地感恩还愿的对象却各有不同，因此赋予节日的意义也是不同。在下图中，位于更西北的羌族地区靠近藏族，其风俗习惯受到藏族很大影响。而东南方向的北川、映秀、绵篪等地则靠近都江堰、绵阳等汉族地区，汉化严重。而耕作方式同样对节庆习俗等有重大影响，在汉化较严重的区域因为地形原因重农业，因此耕牛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地在十月初一或者冬至有祭祀牛王菩萨的习俗，当地牛王庙的香火也是相当旺盛；而在牧业为主的藏化较严重的山区则把祭山大会当作所有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当地羌民多居住在山头与山头的沟中，而山神不仅是他们的保护神，为生计提供保证；同时，不同的山神也是区分资源的标志。在祭祀时，不仅要拜自己山头的山神，也要拜其他山头和最大的山神格日囊措。而与羌族聚居地接近的嘉绒藏族也有祭山的习惯，也叫“还愿”，而日期则在农历六月初一、八月初一、十月初一等等。也有学者直指“所谓羌历年在这些地区原称作‘牛王会’，或与汉人年节的‘冬至’相混，因此也称作‘过小年’。”

本书所依据的文本资料来自两种“田野”。首先，是我由1994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查。1994年夏，我由西安经陇西一路进入青海河湟地区，然后再由陕南进入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循着历史上的羌人之迹，观察他们生活的山川环境，并接洽、安排以后的田野学术活动。此后，我在1995、1996、1998、2000、2001、2002年之寒暑期，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作田野调查。在这段累计约有11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中，我曾在三处作多次的停留访问，这三地是松潘小姓沟、茂县永和沟与北川小坝乡内外沟。它们分别代表西北方最藏化的，中间的以及东方最汉化的羌族地区。此外，我也短暂访问其他各沟村寨，每次在一村寨只停留约5-7日；或在一两年后，再度访问这些村寨。如此做法是由于我所进行的研究需要倾听羌族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之“多元声音”，因此我的田野调查需要多元，并能涵括各种“边缘”。在此研究需求下，我的田野考察地区包括：茂县的永和沟、水磨沟、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牛尾巴，汶川县的羌锋，理县的蒲溪沟、薛城，黑水县的麻窝、黑水与知木林，松潘县的小姓沟，北川县的小坝、片口、青片等地以及以上各县的县城。受访的对象，包括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背景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之羌族民众。

因此，这些服饰特征中有哪些是“传统的”——至少是从20世纪上半叶延续而来——值得探究。在上一章中我提及20世纪前半叶，陶伦士、葛维汉、胡鉴民与《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所描述的“羌民”服饰，经常是形式素朴、色彩单调。葛维汉与胡鉴民都曾注意到，在衣鞋上绣花的习俗在较汉化或藏化(嘉绒化)的地区更流行，因此他们怀疑羌民由邻近的汉族或嘉绒藏族那儿习得绣花的习俗。此外，我也在上一章中提及，在1929年，黎光明记载道：“以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1934年中国旅行家庄学本也认为“此地的汉羌和山外的川人同样缠着素净的白头帕”，当时包头帕的本地人也包括男子；20世纪上半叶的调查者曾提及，羌人无论男女皆戴头巾、扎绑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