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文化过程中，东汉以来进入关中的羌人，到了魏晋隋唐时，基本上在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上已与一般北方汉人无异。居于政治社会上层的羌人，在此文化与族群认同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陕西南安羌人领袖，建立后秦的姚姓家族，据文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也就是舜帝的后代。在文化展演上，姚苌在位之时，立太学，礼遇先贤后裔及年高德劭的百姓。其子姚兴更以奖掖儒学、提倡佛法、尊崇孝道等方式来攀附、夸耀汉文化。经由这些文化展演，姚氏家族期望洗脱他们的戎狄身份。

元、明而后，羌戎后裔的西蕃虽说没有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大王朝，但自元世祖封西蕃高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统领其地僧尼之后，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成为一个佛教国。到元顺帝时，西宁湟水边上龙本族里产生了一个极聪明的小孩罗桑扎巴，入家称他为“宗喀巴”，他到西藏勤苦修习了一生，创立“黄教”，把藏中原有的“黑教”压了下去。佛法经他的整肃，更大行于番部。除土伯特四部(前藏、后藏、阿里及川西）、青海廿九旗，厄鲁特蒙古各王旗及甘、川、滇各边番土司等区域都奉行黄教外，连内外蒙古全部也唯西藏黄教活佛的马首是瞻。因为西藏以宗教的法王兼取治的领袖，拿宗教来维系政治的组织，一切的军事、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等都集中在寺院的喇嘛手里，因此西藏佛教的区域早已超过了当年吐蕃最盛时代的政治疆域，其组织的严密也超过了当年的吐蕃。藏人称甘肃西南部、青海、川西和云南北部为“安多区”，这一区和前后藏因宗教的统一而发生民族的团结，可以说吐蕃虽亡而实际上还是存在。

其次，有些读者敏锐地指出，我的书名为《羌在汉藏之间》，本书内容也描述羌族介于汉藏之间的族群特质，但在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上，本书明显偏重于汉化过程，而忽略藏化过程。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并非疏忽，而是我实无此能力。我无法阅读藏文原典，且绝大多数的藏文原典与藏学研究都集中在佛法化的西藏此一层面，使得我无法像分析华夏边缘那样的深入分析藏族边缘之形成与变迁。我曾对许多研究藏学的朋友提及此事；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弥补本书在此方面之不足，或纠正本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