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本书作者王明珂先生应是相隔一世代的人，我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前，所以我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应是属于“客观文化特征”派的；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后的，所以他的“民族”、“族群”概念明显是较偏于“主观认同”派的。因此，朋友们与同行们，无论是与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一两世代的人假如看到我为王先生这本明显是解构文化特征论的《羌在汉藏之间》的著作写序，想必会为我捏一把冷汗。不过我自己倒是心平气和，而且十分高兴愿意为这一本难得兼具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及族群研究的当代“典范”大著作推介。

对于这样的论点，国族主义的支持者以及民族实体论者必然不大愿意接受。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审慎阅读作者在全书中精细、不厌其烦地反复辨析与论述，应该会使你对“民族”、“族群”等概念有较宽广且较具弹性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民族”、“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作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有民族的归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之别。“他人分类”又可分为行政分类或政治分类、学者分类与他族分类等等，而“自我分类”则可因本身身份之不同，譬如知识分子、权力掌握者或是一般民众而异，更可因空间与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以兰屿或澳洲的塔斯玛尼亚的那种孤立的小岛而言，人群的分类与认同不论是“自我”或“他人”的，都不致于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文化特征，无论是有形的文化，或者无形的深层价值判断、宇宙观等等，也是会有较长久的连续性存在。不过在像中国或亚洲大陆东半部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中，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其间族群的认同与分辨自然是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所以王明珂先生这本书正可提供读者一个回顾反思长久存在的“我族”或“他族”观念的有利架构范式，譬如说在传说中与“羌人”同样被认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后的“越人”，却没有像“羌人”那样成为华夏边缘领域飘移不定的族群，而在历史上却成为许多群体的所谓“百越”，这是因为南方没有一个较强大的藏族存在之故？或是由于华南地理环境所致，即是可以根据本书作者的方法再加探讨发展的另一个华夏少数民族互动的范例？

对居于中华民族核心的汉族而言，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不同的意义。「历史」用以证明少数民族与汉族间长远的密切关系，或兄弟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则被用来强调他们的「独特性」，也就是他们不同于汉人之处；借由刻划汉族边缘来强化汉族认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由一些流行的族群理论说起。如许多研究族群或民族的学者所相信的，一个族群的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祖源上（Geertz 1973：261-62；Keyes 1981：5-8；van den Berghe 1981：15-16；Isaacs1989：115-43）。那么，在如古代中国那样阶序化的社会中，皇戚、贵族、士大夫与「百姓」之间无论如何也没有共同的「起源」；是否在近代「萸帝」被集体想象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之前（沈松侨 1998），「华夏」或「中国人」这样的族群（或民族）并不存在？我认为并非如此。一个族群或民族可以被共同的「起源」凝聚，也可以由共同的「边缘」来凝聚。在古代中国，共同的起源（透过神话、历史与族谱）被用来凝聚不同层次的贵戚、士大夫，而共同的「边缘」则被用来凝聚所有在此边缘内的华夏。我在从前的文章中曾表示如此的看法：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边缘」的维持；中国以封贡制度将一些不可能直接统治的地域与人群约束在她四周，这些外邦的珍贵贡品与奇风异俗被记录在各种中国文献中，如此刻划一个「异质化」的边缘，并借以强调此边缘内人群间的共性（王明珂 1997：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