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年人说的“五弟兄祖先故事”，解释休溪王家五大房的由来。他父亲所说的与此有些差别：由湖北麻城孝感来的是三弟兄，其中之一迁到灌县石堰场，然后他的后代有五弟兄来到蒲溪的休溪寨。我曾抄录这一王家的家谱，这是一个号称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世居于四川省中部资阳与简东的王姓家族族谱（里面找不到这五弟兄或三弟兄的痕迹，也找不到与休溪王家的任何关联）。

与文本相关的是“文类”的问题。中国之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宋代以来的族谱，明、清时期汉人士大夫的异域游记，近代民族志书写等等，都是一种“文类”。一种文类不仅承载着许多文本，文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文本。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一种文类持续被书写、流传，显示此种情境的延续存在。其内涵形式的改变或消失，也显示此种情境的改变与消亡。透过对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希望了解的是一种“文类”所潜藏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

对居于中华民族核心的汉族而言，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不同的意义。「历史」用以证明少数民族与汉族间长远的密切关系，或兄弟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则被用来强调他们的「独特性」，也就是他们不同于汉人之处；借由刻划汉族边缘来强化汉族认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由一些流行的族群理论说起。如许多研究族群或民族的学者所相信的，一个族群的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祖源上（Geertz 1973：261-62；Keyes 1981：5-8；van den Berghe 1981：15-16；Isaacs1989：115-43）。那么，在如古代中国那样阶序化的社会中，皇戚、贵族、士大夫与「百姓」之间无论如何也没有共同的「起源」；是否在近代「萸帝」被集体想象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之前（沈松侨 1998），「华夏」或「中国人」这样的族群（或民族）并不存在？我认为并非如此。一个族群或民族可以被共同的「起源」凝聚，也可以由共同的「边缘」来凝聚。在古代中国，共同的起源（透过神话、历史与族谱）被用来凝聚不同层次的贵戚、士大夫，而共同的「边缘」则被用来凝聚所有在此边缘内的华夏。我在从前的文章中曾表示如此的看法：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边缘」的维持；中国以封贡制度将一些不可能直接统治的地域与人群约束在她四周，这些外邦的珍贵贡品与奇风异俗被记录在各种中国文献中，如此刻划一个「异质化」的边缘，并借以强调此边缘内人群间的共性（王明珂 1997：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