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若与炎帝和大禹相比，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较热衷于从事以大禹为羌族祖先的历史文化建构。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居关中的羌人，攀附黄帝后裔为其祖源，而忽略中国史籍记载“羌为姜姓炎帝后”一样，古今“羌人”、“羌族”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承认自身是“失败者”的后裔。即使承认本族是炎帝后裔，当今羌族知识分子强调的也只是一个古老华夏记忆——《国语》中称炎、黄为弟兄。所以他们认为，羌族与汉族是兄弟；因炎帝在前，所以羌族还是大哥。在有关“大禹”出生地的历史争论中，本书的例子也说明“历史”如何在本族群中被争论，并成为争夺孰为本族群核心、孰为本族群边缘的符号资源。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大禹遗迹存在于作为本地汉人政治文化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显示“大禹”曾是推动华夏边缘西移的历史符记。在近代羌族的民族化过程中，或者说，在本地较汉化的人群成为羌族的过程中，“大禹”被他们攀附为羌族祖先。由“大禹”之符号意义在此华夏边缘的变迁，也显示两千余年来此华夏边缘的变迁及其近代质变。

“英雄祖先历史”代表一种以向外扩张、对内阶级分化，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历史心性之产物。“弟兄祖先故事”则代表一种以对内分配、争夺，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历史心性产品。因此“弟兄关系”并非本地各族群和谐相处的符记。相反地，由于资源极端匮乏，宣称有弟兄祖源关系的各个族群以及他们与邻近的“蛮子”和“汉人”。经常在无止境的相互掠夺与仇杀之中。

在此，我们接触到的是“汉化”或“族群认同与变迁过程”的问题。羌族社会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以及对相关“历史”与“文化”的人类学探索，给予”汉化”或“汉民族起源”问题提供了具体、细致的例证。“汉化”并非是如许多学者所言，华夏如大海能容，“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的结果；“汉化”也不是百夷爱慕华夏文化所致。“汉化”的符记或过程，也不是借着习汉语、服中原衣冠或与华夏婚媾等语言、文化与血缘的改变来完成。在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汉化”概念视为汉族沙文主义下的产物，但未提出更具意义的诠释模式，如此也无助于我们了解此现象。由华夏边缘的历史以及近代岷江上游与北川土著的历史民族志看来，我认为“汉化”应被视为华夏起源与形成的一种重要方式。或者，描述此现象较有涵容性的名词应是“华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