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村寨的羌族同胞朋友们，我们住在汉人与藏族之间。西邻戎人，东与汉地接壤。我们欲和戎人沟通，有语言上的困难。我们不能读藏文书，我们也不信喇嘛教。即使我们与汉人很有来往，也总有些困难……如今，美国圣经教会的陶伦士先生游遍汶川、理番、茂州，他发现各村寨献羊子的习俗与《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雷同……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涅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

“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约当公元前13世纪）。由甲骨资料中，我们知道商人称西方某一区域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其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他们在商人眼中是敌对的西方人群，也是被视为“非人”的异族。公元前11世纪，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结合西方各部族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继承许多商人的文化传统。西周时人并未称任何异族为“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浅的西方诸部族，此时被周人称为“戎”，大约在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也在这时期，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于“华夏”的主要是“戎狄”异族。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统治下的“戎狄”也逐渐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如此，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持续向西漂移。战国晚期，“氐羌”一词出现在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指西方传闻中的一异族。文献中或说他们行“火葬”，或说他们“无君”，其实都在强调这些西方人的异类性；这些异族的地理分布，“在秦之西”。然而“氐羌”似乎只是偏好以神话传说为隐喻的战国思想家们的西方异族想像；记载古今人事的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

在《西羌传》中则是，作者先提及西羌出于古代四凶之一的“三苗”，他们是姜姓族的别支，其国原在南岳；在舜驱逐流放“四凶”的时候，他们被驱赶到“河关西南”，黄河上游之地（河首）。后来该篇又提及，羌无弋爰剑，一位曾为秦人奴隶的戎人，因避秦人追捕，而逃入河湟西羌之中。在此，因种种神迹，他被当地羌人奉为首领，他的后裔便成为许多河湟羌部落的酋豪家族。后来又因秦国的军事压力，爰剑子孙分散四方；其中一个孙子“卬”率众迁往西南，他的后裔又成为许多西南羌部的豪酋家族。因此，在《西羌传》中事实上包括了三个“英雄祖先历史”。一是三苗与其后裔（所有羌人）的历史；二是无弋爰剑与其后裔（所有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三是卬与其后裔（西南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

由此文看来，他自陶伦士或汉人知识分子处得到“羌族”（或羌民）这样的民族概念。而且，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两个民族范畴——汉人与戎人（或藏族）。这篇文告似乎曾流传在理县、汶川一带；当然，主要是在陶伦士所称的“羌民”之间。在我作田野调查的期间（1995-2002年），有些羌族知识分子仍耳闻过去曾有人写过一篇《告羌族同胞书》，来宣传羌族团结。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是一篇宣扬基督教，及宣称羌族是以色列人后裔的文告。只有一位理县蒲溪沟的老者曾说，他小时候听过“羌族是犹太人后代”的说法：

当时羌族的范围，据陶伦士描述，主要是在汶川、理番、威州、茂州、叠溪、松潘，少部分在龙安府，还有部分有待考察的羌族分布于甘南、川北。他还指出，武都的羌人已经汉化，川滇之交的越嶲羌人也很衰微。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羌”的概念。他也根据亲身观察，来区别“羌民”与其他民族之不同。譬如，他指出以“戎人”(嘉绒)为主体的理番五屯中“九子屯”为羌民。此认知显示他对当地语言、服饰及其他文化表征有些了解。然而，这些各地人群之文化区分固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存在一个以语言、体质、文化来界定的“民族”概念。这个“民族”概念，驱使他寻找、研究、强调“羌民”与“戎”或“汉人”之不同。无论如何，陶伦士及其羌民助手的传教与民族调查活动，不仅使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得知本地有“羌族”存在以及那些是“羌族文化”，也让许多土著知道自己是“羌族”——因此在客观文化与主观认同上都使“羌族”这一范畴逐渐具体化。

这是“姜戎”，当然姓姜，他们原先也住在瓜州，同为晋惠公所迁。当时秦人逐戎，晋人便迎了进来。惠公安顿这瓜州的两支戎人，命陆浑戎住在周的伊川，姜戎住在晋的南鄙。这个姜戎岂不很显明地即是申、吕、齐、许的本家；但因为他们住在老地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便不能脱卸“戎”名。瓜州在今何地？杜预《解》云：

在地理空间的起源与延续上，在《西羌传》中，“南岳”（三苗所居）与中原北方（戎人所居）是空间的起点。然后在叙事中，因着羌人（或戎人）被击败或向外征服等缘由，地理空间不断转变，最后终于到达汉晋时期羌人所居的青藏高原东缘之地。因此，“历史”合理化为“西羌”居于华夏西方空间边缘，以及由于西南诸羌部落在空间与血缘上都是河湟羌的“分支”，所以他们又是整个西方羌人的边缘。相对地，在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中，空间源始常是“几个弟兄到这儿来”，他们自何处来不清楚。由于没有外来的空间“起点”，自然没有由外地到本地的“迁徙”。或者可以说，空间的起点便是本地，到这儿来之后，便弟兄各据一方。此地理空间及其区分，便一直延续至今——没有迁徙，没有吞并征服，因此也没有地理上的核心与边缘。有好的（如阳山）与坏的空间（如阴山）之别，但没有核心与边缘空间之别。

在《西羌传》历史叙事中，“西羌”血缘的起点是“英雄祖先”——“三苗”、“无弋爰剑”或“卬”，此不同于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始于一些没有名字的弟兄始祖。其次，在《西羌传》的英雄祖先历史中，一般西羌民众的血缘来自较早的“三苗”；西羌诸豪酋家族的血缘，则来自后来进入河湟的戎人“无弋爰剑，处于河湟南方的白马羌、广汉羌（西南夷之羌）的血缘又来自无弋爰剑之孙“卬”，爰剑后裔的分支。如此，这些以时间差距构成的“历史”，在西羌内部用以划分原始土著（三苗之后）与外来的开化者（无弋爰剑的后裔），也因此区分被统治者（三苗之后）与统治者（无弋爰剑的后裔），同时也在羌人地域部落间用以区分主干（河湟之羌）与分支（西南夷之羌）。因为有先来者、后到者，又有主干、分支，因此在“英雄祖先历史”中必须有量化的、线性的时间。此又不同于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在以弟兄祖先起始的“历史”中，人群血缘没有主干、分支之别，没有阶级之别，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别。

认真思考、探索“土著文化”的学者，也常陷于一种学术想像之中——想像、寻找与建构一全然不受外界影响的土著社会。成书于战国时的《国语》，有一段记载叙述一位被华夏认为是“戎”的异族领袖所说的话。这位“姜戎氏”说：秦惠公说，我们这些戎人是“四岳”的后裔。如果此记载确实，这显示当时的秦人或华夏曾建构戎人的族源，并将此记忆播入与他们往来密切的戎人之中。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本土历史”？接受、融会外来历史知识后，土著所相信的历史是否还算是本土历史？对此，我的观点是：并没有绝对不变的或纯粹的“土著”，也没有不变的、单一的、可免于外界影响的“本土历史”。在与外界接触中，“本土历史”有其变易与多样性，也因此造成一个族群本质的不断变迁，其内部各次群体间的结构特质也不断变化。

以上调查者对于羌人服饰的描述，显示出他们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们可以分辨其中哪些因素是受“藏人”影响，哪些是受“内地”（汉人）影响，但对于羌人服饰，则描述为“素浅”、“无特别形式可言”。关于羌民的音乐歌舞，他们的描述为：“其固有音乐仅山歌，而歌调颇少，特具风格，非传自戎人西番，即来自内地。”至于羌人的语言，调查者也察觉他们的语言复杂，含有许多外来语。他们称，有时差别之大，甚至可当作另一系统的语言。

他的话说得这样地确切肯定，可说是令人毫无怀疑的馀地。但是秦都于雍，即今陕西凤翔县，离敦煌三千馀里，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秦人为了哪种需要而兴师动众，攻打的这样远？而且凤翔以西重重叠叠地住着戎人，秦国如果不先除掉这近处的戎，又哪能攻击这远道的戎？再说倘使秦穆公时已真能打到敦煌，那么到了孝公以后国势大盛，岂不能发展到天山南北，越过葱岭，何以秦始皇造长城要把临洮(今甘肃岷县）作为起点，沿着洮水而北行，等到洮水入了黄河，长城又沿了黄河而东行，竟慷慨地放弃了穆公所开发的河西一大片好地方？还有一点也是我们所万不能解释的，秦的大军从凤翔向西北开拔，迫逐住在敦煌的戎人，戎人正该沿了党河向南逃到青海，或出猩猩峡向西北逃到哈密，或出阳关向西逃到楼兰才是，但他们却不然，偏偏对着秦军迎头赶上，反逃到了周和晋的地方呢？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敢说：瓜州必不在今敦煌，它一定离凤翔不远，所以秦人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晋人也可以把他们引进来（关于这一个问题，将来当另作《四嶽九州说与羌戎文化》一文来再加说明。）

这是周景王二十年（前五二五）的事。那时晋灭陆浑，其君奔楚，其民奔周（甘鹿，周地），陆浑就不存在了。“阴戎”即陆浑戎，自其原居的地方说，谓之“陆浑戎”，自其所迁的两阴之地（水南、山北，叫作“两阴”）说，谓之阴戎。陆浑既灭，即无阴戎，怎能等到秦厉公时，才为韩、魏所并！而且阴戎在伊、洛间住了百余年，早已华化，用不着逃；他们的老家本在陕西，就是逃也哪能西逾汧、陇，到了甘肃。所以从这些破绽看来，《西羌传》的话是不可靠的。范晔误认陆浑戎与阴戎为二族，硬替阴戎找出一结果，有此臆说，徒成笑柄。关于内地的戎人，我们讲到这里，暂时可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