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约当公元前13世纪）。由甲骨资料中，我们知道商人称西方某一区域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其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他们在商人眼中是敌对的西方人群，也是被视为“非人”的异族。公元前11世纪，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结合西方各部族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继承许多商人的文化传统。西周时人并未称任何异族为“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浅的西方诸部族，此时被周人称为“戎”，大约在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也在这时期，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于“华夏”的主要是“戎狄”异族。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统治下的“戎狄”也逐渐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如此，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持续向西漂移。战国晚期，“氐羌”一词出现在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指西方传闻中的一异族。文献中或说他们行“火葬”，或说他们“无君”，其实都在强调这些西方人的异类性；这些异族的地理分布，“在秦之西”。然而“氐羌”似乎只是偏好以神话传说为隐喻的战国思想家们的西方异族想像；记载古今人事的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

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透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古代吉语，是统治阶级的专用语。甲骨、金文，除记事外，几乎都是对“圣人”的祝颂词。降及诗经时代，《诗经》一书已为之总结，三分之二强是属“雅”、“颂”篇章。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礼不下庶人，更何况处于农奴或奴隶地位的“野人”们。秦时，民间有生子致贺之俗。《史记•卢绾列传》载，卢绾与汉高祖刘邦同里，上辈即相亲近。卢绾、刘邦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致贺两家。及长“倶学书，又相爱也”。持羊酒相贺，当有致贺之“吉语”，可惜今不复其传。卢、刘两家，能供应子弟“学书”，当非赤贫之家，或亦务农之富裕户。继两汉，魏晋南北朝间，上层人物颇喜以吉语致贺。《北史•崔逞传》，附其五世孙㥄事略，中有“娄太后为博陵王纳㥄妹为妃。……婚夕，文宣帝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㥄跪对，孝顺乃自臣门，富贵恩出陛下。”《旧唐书•姚崇传》有“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一语。明人所辑《钱谱》一书，其“古人钱”一则有如下等语：“又有所谓异钱，虽不见传记，然而制作是近古者。今录之。如李唐铸撒帐钱，其文曰，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可见唐代吉语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