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羊纹：古羌人以牧羊为业，自称为“尔玛”或“尔咩（miē）”，与羊叫声相似。羊与他们羌族的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既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又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以羊为图腾，将其符号化，使之成为民族的标志。直到如今，羌族服饰刺绣中最为突出的纹样是被图案化的羊头纹样，如“四羊护花”纹样，它流传千百年，经过不断传承与提炼，已成为非常精美的纹样。羊头纹样突出，高高耸立，盘旋卷曲的两只羊角和一对温柔的大眼睛，显出羊的高贵与善良，形象鲜明，简练概括。羊头纹也常常补绣在羌人的皮背心上，黑白分明，主体突出。

《木姐珠与斗安珠》是由羌族神话传说演化而来。木姐珠是天神阿爸木比塔的三女儿，生性聪明倔强且貌美。她对天庭冷清的生活感到厌烦，向往人间。一天，她放羊来到了喀尔克别山上，被那里美丽的人间景色迷住了，不知不觉来到了山上的龙池边，遇到了正在那里牧羊的人间男子斗安珠。他俩不期而遇，一见钟情。后来，斗安珠和木姐珠一同上天庭见天神，希望天神木比塔同意他俩的婚姻。起初，天神非常愤怒，坚决不同意。其后二人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二人的婚姻终于得到了木比塔的允许，在返回人间时，天神赠送给他们五谷粮食和树木种子、各种禽兽和三块白石。木姐珠到了人间，教会人们种庄稼、饲养家畜。秋收后，木姐珠同乡亲们一起向天上的父母祝福，感谢他们赐给人们的粮食和牲畜。这一天正是十月初一，以后羌族把这天定为还愿会，过小年（有用此题材取名《羊角花》的歌剧剧本流传）。

究竟在三、四十年代，在服饰上那些可被称为羌人的服饰？以麻织长衫与头包布巾、扎绑腿来说，这也是清末民初时期许多西南汉族农民的普遍穿着。二〇年代在本地区进行民俗调查的黎光明等人，在其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的报告中称：「以布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黎光明、王元辉1929：44）。羊毛织成的「毪织褂褂」目前被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是羌文化的特征，因为他们认为本民族从前是「牧羊的民族」。但民国三十三年所编的《汶川县志》中却称，「以地产羊毛，人多以编毛为生，故多织毛为衣，三族皆同，仅羌、土较普遍而已」（祝世德1944：304）。这里所谓的三族是指汉、羌与土（土指瓦寺土司属民，也就是较汉化的嘉绒藏族）。又如，四十年代在「羌民」中作调查的胡鉴民指出，制花鞋的艺术，似乎是受汉人的影响：某些汉化很深的地区，制花鞋的艺术也最发达（1944：40）。前述的David Crockett Graham也认为，有时羌族妇女会学习汉族刺绣，来装饰她们的衣袖或围裙（1958：21）。此外Graham所描述的羌文化，无论是山歌或是以端公为中心的宗教，都是「土著与汉文化」的混合体。Torrance虽强调羌民的「以色列」文化根源，但他书中所附的照片却显示，当时羌民的穿着实与汉民差别不大，尤其是上层土司头人。

总之，村寨环境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资源提供人们多元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使得沟中村寨居民相当孤立。羌族村寨居民便在此有相当封闭性的环境中，在半山上种植多种作物，在住家附近养猪，在更高的森林中采药材、菌菇与打猎，在林间隙地牧羊，并在森林上方高山草场上放养马与牦牛。在这环境中，每个家庭都是独立且有相当程度自足性的经济体。由粮食、蔬菜到腊肉，以至于黄酒，一般而言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处于阴山或高寒地区的村寨，农业生产欠佳，村民们也有机会由其他生业中得到补偿。

无论如何，虽然由西周至近代，逢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地曾出现火葬，以及与羊有关的经济与宗教活动，或与白石或砾石有关的宗教和墓葬习俗，表现在文献、考古遗存与口述记忆之中。然而这些只说明了被华夏或汉人视为“羌”的人群或曾有过这些文化与习俗，但我们无法以这些客观文化现象，来证明历史上“羌族”的存在与延续。更何况，这些客观文化现象在时间、空间分布上常有断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地区、任何时代的“羌人”都有这些习俗。即使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些关于“羌人”的文化习俗较普遍，它们所反映的是一种生态性的或文化生态性的人群文化共性及其延续。譬如，“牧羊”在整个青藏高原及其东缘地区的人类经济生态上都有其重要性，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与羊有关的宗教习俗。又如，古代文献常称羌人各部落无法统合，或无法产生一统各部的君王。这显示在特定环境与经济生态下，青藏高原东缘各农业与游牧人群的“分片式社会结构”。这是历史上被华夏称作“羌”的西方人群的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共同特质，然而此“共性”并不足以证明他们有统一的、延续性的我族认同。

因为“龙”的虚无与随着“龙”在人们心中信仰的逐渐变化，人们开始渐渐信仰现实中的东西。因此，羌族崇羊之风逐渐胜过龙。羌族最早居住在我国西北部，是古代西戎牧羊人，以粗耕产和牧羊为主。由于羊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羌族逐渐形成了对羊的崇拜，进而产生了羊图腾崇拜。

由文字的构成来说，无疑，“羌”这个字由“羊”与“人”两部分构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羌，西戎羊种。”同时代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也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我们知道，在商代“羌”这个字就被用来称一些西方晋、陕、豫之交的人群。战国思想家也以“氐羌”来称陇西或其更西方的人群。因此，汉代学者以西方“牧羊人”来理解“羌”，只是延续一个自商代以来的西方异族概念。在经济生态、宗教信仰或族源传说上可能与羊有关的西方人群，在东方商人眼中是异类，因而造出这个“羌”字来称呼他们。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西方牧羊的，或其信仰、族源传说与羊有关的人群，便都是同一民族。无论如何，“羌”是商人与后来的华夏对异人群的称号。

由考古资料来看，齐家文化之后，在青海东部及邻近陕甘一带，一种依赖牧羊的经济方式迅速传播。公元前1700至前600年的辛店与卡约文化遗存中，大量羊骨取代了猪骨，显示此种人类经济生态上的变迁。汉代河湟西羌的牧羊业，是他们游牧经济的一部分。这在中国文献上有很多相关记载。许多学者将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等遗存，甚至更早的齐家文化遗存，都当作是古羌人遗存。但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河湟西羌的遗存在考古学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知道，游牧经济中的人类活动，常在地表只留下少而浅的遗痕，这可以解释为何汉代河湟西羌的遗存没有被发现。同时这也说明，汉代西羌的游牧经济与有农具、居址的齐家、辛店和寺洼文化先民之经济生活有相当差距。以经济生活来说，辛店、寺洼先民与汉代西羌之间不但缺乏延续性，相反地，辛店、寺洼文化的结束，以及汉代西羌考古上的空白，显示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甘青地区古人群在经济生活上有重大变迁。农具、猪骨与居址皆罕见的卡约文化，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可能与汉代西羌类似。卡约文化只有墓葬遗存，也就是说，只要此墓葬习俗改变，卡约文化人群后裔的文化遗存便很容易在考古学上消失。

在典范的羌族史研究中，学者将“羌族”视为在历史中绵延的民族实体。因此某些“文化特征”，特别是能贯联古今的文化特征，如火葬、白石崇拜、邛笼（石碉楼）、牧羊以及与羊相关的宗教信仰等等，都被视为典型的羌族文化。学者们认为，这些文化特征在历史中的绵延，显示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绵延。其空间分布及变迁，也代表一个民族的空间分布及其迁徙、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