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尾寨主要收入依靠种植业和畜牧业。平均每人有十分左右的耕地，种植土豆、玉米、蔬菜等作物，除自家食用外，玉米主要用来喂猪，蔬菜用来出售。牛尾寨的村民普遍饲养牦牛，每户约有十多牦牛，并饲养少量马匹用于山上交通。牲畜都放养在本寨的高山草甸上，平时一两个月上山看一下，到年末才会大量赶下山。从2007年开始，牛尾寨在太平乡L书记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发展自驾游：游客开车入村，在神树林中欣赏羌族歌舞、跳甲和传统体育活动表演，每人收费仅10元。由于尚处于探索之初的阶段，牛尾寨旅游业收入非常少，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对于村民来说，则给了他们一种启发和希望。

农业是羌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在春秋两季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都参加农业活动。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农事由女子担任。一般来说，村寨居民的农业传统倾向于种植多样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麦（玉蜀黍）、斧豆、洋芋、燕麦、青裸、豌豆、洋根以及蔬菜类的白菜、萝卜、油菜、甜菜、莴苣、菠菜、青菜、葱子等等。由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有差异，照顾方法也不同，因此村寨中的妇女几乎终年都在田中忙碌。近年来，花椒、苹果、梨、李、桃、大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为羌族地区带来不少财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较便利的村寨民众，都将日晒较好的田地纷纷改种经济作物，特别是已成为当地特产的花椒与苹果。然而，几乎所有种花椒、苹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种植许多粮食与蔬菜作物，很少人成为专门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许多年轻一辈的人，已不满足于这种农业传统。我听过许多年轻人抱怨他们的母亲在这方面的“顽固”：怎么说她们也不肯多拨一些田出来，种市场价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沟村寨中的妇女尤其如此。

经文说道，这人猴通过种种试炼后，终于与这位仙女，天神木比塔的小女儿成婚。婚后，两人来到凡间生儿育女，同时也带来了作物与家畜。木比塔，在许多村寨居民的观念里，也就是玉皇。那个凡间的猴子，有些人说就是“孙悟空”。但有些人说，他是半人半猴，或者只说是一个凡人。这个故事原来流传有多广，并不太清楚。目前在理县、汶川一带村寨之中，还有不少村民知道这故事。茂县西路（岷江西岸各支流）各沟的村寨民众，则大多没听过这故事。松潘一带村寨中的羌族，也没听过这故事。1980年代以来，在羌族文化的本土研究风潮下，“木姐珠与斗安珠”被采集、翻译，并以汉文出现在各种“羌族民间故事集”与“羌族文学”等出版物之中。于是，反倒是各县城中的羌族知识分子，透过阅读汉文书籍与彼此的谈论，对这故事皆耳熟能详。对羌族知识分子而言，这故事诠释“羌族”的由来以及本地农牧资源（五谷、牲畜）的由来——这是它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对于茂县山区的广大农民来说，农业仍然是最基本和最稳定的收入，但受地震影响，当地的农业收入几乎断绝。茂县各地种植的各种农作物（最主要是蔬菜、水果）普遍销往都江堰和成都，除了当地有收购蔬菜运到成都贩卖的人外，通常还有不少外地菜商来收购。汶川大地震后，都汶公路彻底损毁，即使8月通车以后，路况也非常恶劣，余震不断带来各种危险；由北线绕道松潘进入灾区不仅路途遥远，也仍然面临余震及泥石流、塌方等次生灾害的威胁。因此，灾后极少有外地的菜商前来收购农产品，大量蔬菜、水果只能烂在地里，某些可以久置的作物如花椒，虽然可以留待来年，但到时候只能低价出售。当然，地震也给少部分人带来了挣钱的机会。比如都汶公路恢复后限行小车，公共交通仍然停滞，一些人正好借机在都江堰与茂县间运营私人的短途客运，收入颇为可观。但大部分的农民，都面临着地震后的经济难关。

顺着岷江沿213国道南行1.5公里，隔江即是杨柳村。杨柳村全村共72户、357人，全部为羌族。杨柳村主要种植玉米、白菜、卷心白、辣椒、土豆等作物，普遍饲养少量的牛、羊、猪等家畜，除了蔬菜大量出售外，其余多为自用。杨柳村村民开展多种副业，如帮工、跑运输、开店、挖药材等等，但贫富差距不大，人均年收入约为1000-2000元。实际上，杨柳村包括了两个自然村：位于半山处的杨柳村和位于河谷边的羌阳村。羌阳村是由最早搬迁下山的部分杨柳村村民形成，在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与杨柳村有着紧密的联系。地震之后，杨柳村将全体搬迁到河谷地带重建新村，与羌阳村毗邻相连，更与一村无异。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羌族民众对“羌历年”的概念是很模糊的，也没有“庆祝”的意愿。三龙乡合兴坝的村民杨X（女，40岁左右）说：“以前不晓得羌历年，只晓得牛王会。羌历年是后来才喊起的，有二十多年。”据她讲，牛王会是牛王菩萨生日，所以这一天不能让耕牛干活，村民都把耕牛牵到自己的田里，放任其休息、觅食。如果到牛王会那天，田里的作物还没有收完，也只能任由耕牛践踏和啃食，这家人还会因为“懒”而受到他人的嘲笑和责骂。因此，牛王会的意义在于宣告一年中农业活动的结束、农闲季节的开始，鼓励和鞭策人们辛勤、及时地完成农业耕作。如果将村民的叙述与大众书籍上的介绍相比较，就会发现“牛王会”的内容很简单，而“羌历年”却非常丰富，几乎是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现了羌族文化的各种标记；传统服饰、民族歌舞、咂酒、宗教信仰、白石崇拜、释比（巫师）。

总之，村寨环境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资源提供人们多元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使得沟中村寨居民相当孤立。羌族村寨居民便在此有相当封闭性的环境中，在半山上种植多种作物，在住家附近养猪，在更高的森林中采药材、菌菇与打猎，在林间隙地牧羊，并在森林上方高山草场上放养马与牦牛。在这环境中，每个家庭都是独立且有相当程度自足性的经济体。由粮食、蔬菜到腊肉，以至于黄酒，一般而言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处于阴山或高寒地区的村寨，农业生产欠佳，村民们也有机会由其他生业中得到补偿。

人力多寡与家庭财富有密切关联，主要原因是：虽然农业获利不多，这儿却有多元的资源，关键在于一个家庭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获得它们。菌菇，对于邻近森林保存完好的村寨民众而言，是个重要的资源。特别是产一些贵重菌种，如羊肚菌、香菌（松茸）的地区，如果当年价钱好，一个家庭在一季中常常可以由此得到500-3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一般的菌子、木耳，近年来由于黄龙、九寨沟观光事业的兴盛，也颇有商人收购。养羊，是另一个家庭副业。然而羊不能放得太远，怕被偷或被野兽侵害，也不能放得太近，怕它们损害作物。所以放羊需要耗用一些人力。有六七岁以上的孩子或老年人的家庭，才有多余的人力去采菌菇与放羊。又如，每个家庭都养有几头猪，喂猪得每天割猪草，这也是妇女与小孩的事。在松潘地区，我曾看过小孩“牧猪”，带猪在村寨附近山上吃一种带谷粒的野草。据当地人说，过去在三年饥荒时（1960年代初），这种野生谷粒养活不少人。一般来说，猪只供家庭消费而不卖出。每年在过年的前几天，每家都要杀三五头猪。一小部分在过年时食用，大部分都挂在屋中烟熏、风干。由猪背上揭下的长条形肥猪肉，猪膘，更代表一家的财富。这种风干的猪膘，几乎每家屋梁上都挂有七八条到数十条不等。

然而，这是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生计取向的农业，一是市场取向的农业。前者之经济动机主要为“减少生活风险”，后者之经济动机则是“追求最大利益”。老一辈的村寨农民，或高山深沟中的村寨农民，他们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生计安全与最小风险为主要考虑。因此，种植多种作物最能符合此目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险，使得当季的作物可能荡然无存。然而只要有几种作物收成好，一家的生计便能得到保障。相反地，在此“最大利益”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交通困难，多余的产物很难运出去供应市场。再者，在村寨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所谓“富有”只不过是柴火、粮食与猪膘储积多一些而已。然而像这样的家庭，村民们也期望他们慷慨。而对别人慷慨也是一种“避免风险”的农村道德；对亲友、邻人慷慨，在急需时也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过去在高山深沟村寨中，除了少部分经营鸦片生意的头人较富有之外，各个家庭在经济上是相当“平等”的。

村寨民众认为，毒药猫并不只是一个个的有毒女人，她们又属于一个邪恶的群体，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故事中的毒药猫群体在一起定期开会、欢宴，并决定下一个受害者。研究欧洲女巫的学者们也曾注意到，在民间信仰里“女巫们的夜间聚会”是一个重要主题；在调查与审判女巫的过程中，此事被再三询问。对于“女巫们的夜间聚会”，卡罗•金兹堡认为这是农村巫师benandanti祈丰收祭仪被曲解而成；贝格斯则认为这是一种反丰收仪式的想像。由他们所举出的女巫告解供词中可以看出，作物收成（以及农村中的贫富对立）的确是个重要主题。然而，在羌族的毒药猫传说中却没有这些主题。因为农业在他们多元经济生态中并没有如此绝对的重要性，而且村寨中也没有明显的贫富之分。因此我认为，女巫告解词、传说或毒药猫神话传说中的“夜间聚会”，其文本细节固然反映各个社会或时代的特质。然而“邪恶的女人在夜间聚集”此一主题，同时出现在欧美之“女巫”与羌族之“毒药猫”传说中，此反映的应是更普遍的人类社会心态——也就是人们对各种敌对的邪恶势力或外在人群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