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的图案设计和刺绣技艺在当时很有影响，他本有心将绝技传于其独子，但家门不幸，其子“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年仅20出头即早逝了。为不使手艺失传，李春收张斌禄为徒。张斌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也和师傅一样，聪明好学，热爱本行业。因此，李春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而张斌禄则虚心求教，刻苦钻研，逐渐有较深的造诣。张斌禄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他也像当年师傅教他那样，把技艺传授给云青山、尹元贞、李子仁及儿子张玉江等人，带出了一批人才。正是凭借着人才的优势，三顺戏衣庄得以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稳坐行业的头把交椅。

正宴之后，各地宾客就随时都可以回去了，而同村和关系好的亲戚还会留下来通宵玩乐、闹洞房等等。留到第三天的宾客（一般这时留下的都是嫁方的内家亲戚）吃过最后一顿酒席也就回去了，正式的婚礼到此结束，这最后一天就称为“打发酒”。次日，主家要酬谢婚礼中前来帮忙的家门，于是再举办酒席款待家门，这一天就称为“谢跑堂”。“谢跑堂”的时间长短并不固定，根据家门出力大小、主家经济条件和家门内部亲密程度，“谢跑堂”可以请上好几天。婚礼过后第三天我再去杨柳的时候，还看到新郎家在招待家门兄弟。

根据段师傅回忆，当年在京城还存在着好几家刺绣作坊，他所学徒的地方是北京城最大的一家，地址位于兴利城南池子冯家胡同一号，在今天地图上搜索这个地址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前门有十家刺绣作坊，前门的西河院有一家叫孙悦斌开的小作坊，湿地还有一家叫邵怀六开的小作坊，朝外也有一家。此外，还有陈家门、李家门等开的京绣作坊。

舅权的重要性与羌人的婚姻形式是分不开的。在羌族地区入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儿子多的人家，一般只留小儿子来继承老屋、赡养父母，其他则任由入赘别家；而有女无子的人家则招一个上门女婿，给女方家父母养老。招赘和入赘基本都是为了解决赡养老人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个人家庭的经济问题，所以男子入赘女家并不受歧视，当地人称为“嫁儿子”，一样非常看重。过去，男子嫁给女子就必须按女方家的父系血缘规则行事，不仅子女要全部随母方姓，入赘的男子通常还要改名换姓，按女方姓氏排行由长辈命以新名，并昭告家神。但现在这些规矩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男子不再改名，甚至连子女也不随母方姓。我的房东白DG就是一位上门女婿，他说：“我上门到她家，啥子都听她的，要是娃娃都跟她姓，我心头不舒服。所以我儿子就跟我姓。”对此，白DG的妻子王SY对此并无怨言，她说：“只要娃娃好，听话，二天孝顺就对了。姓啥子都是一样。”在太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男子入赘女家后，坚持子女随男方姓，但还是归属于女方的家门。当地人对于血缘传承并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社会结构的实际功能。

家门以外，太平的村民也非常重视沿着母系血缘关系所形成的范围极广的亲戚关系。一个人的亲戚有“内三转”和“外三转”之分，“内三转”是最亲密的近亲，包括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而三代之外同一祖辈的众多亲戚笼统地归为“外三转”。在平日的生活中，“内三转”的亲属之间可能比同一家门中血缘较远的成员之间更为亲密。但长远地看，随着代际变化，“内三转”的范围很快就可能发生变动，但家门的范围则是相对稳固、不断扩展的。

次日是婚礼的正宴。一大早，新郎就要由媒人“红叶大爷”带领，在家门兄弟的陪伴下前往女方家。临走之前，新郎与母亲和姐妹等人抱头痛哭，母亲一边哭一边唱羌歌，大意是表达离别后不能日日相见的悲伤、劝诫新郎上门后好好生活，场面非常感人。哭过一段时间以后，母亲的姐妹亲戚就会上前劝解，红叶大爷也要来催促赶紧上路。同样，一路上全村的人也要燃放鞭炮相贺，这是嫁方送亲，比前一日还要郑重得多。蜿蜒的山路上，全村人都站在自家屋外，手端美酒等在路边，只待送亲队伍走近就开始燃放鞭炮，并非常执着地向红叶大爷和新郎敬酒。红叶大爷和新郎都会尽力推脱以免醉酒误事，实在推脱不了的才喝一点表示心意，一般来说都由送亲队伍中的伴郎来喝。

正式婚礼的前一天称为“请跑堂”，实际上是为正式婚礼做最后准备的时间。男女主家都要请自己的家门成员来帮忙，首先要在住宅附近搭建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简易大棚，大小要足以容纳众多的宾客，婚宴与庆祝活动都在大棚中举行；其次，要确定家门成员在婚礼上的分工，具体到谁负责写礼、谁负责接待来宾、谁负责烧开水、谁负责管酒等等细节工作都要明确分配，并写在一张大红纸上，次日贴在屋外。请跑堂的时期，家门之外的其他亲戚也可以帮忙，但一般都不会插手；第三是要把婚宴需要的菜肴都准备好。如果婚礼上的分工中有家门成员难以胜任的，主家也可以请其他关系紧密的亲戚或者村中特别擅长此事的人来担任，比如花夜和正宴当晚举行娱乐和庆祝活动需要一两个主持人来安排节目、活跃气氛，杨柳村有个年轻女孩能说会道并且在歌舞表演团中打过工，十分擅长主持，因此只要关系亲近的家庭往往都找她担任主持人，并不拘是同一家门。

太平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仍是父系血缘形成的亲属关系，“家门”即是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家门之外的亲戚就不再特别区分了。徐平对羌村“家门”的定义是：沿着父系血缘关系的主线，走出家庭向外扩伸，三代左右的亲属称之为家门。也就是说，家门是同爷爷或同祖爷的后代，是从二三代之外的家庭中分裂出来的若干小家庭。在太平，村民把同一姓氏的人称为“家门”，由于在村寨内部同一姓氏的人往往都是亲属，因此家门中基本都是亲属，只是血缘有远近之分、感情有亲疏之别。在对“家门”的认识上，太平的村民认为“家门不一定有亲”，但家门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从农历十月开始，杨柳村陆续有四户家庭要举办婚礼，而外村亲戚结婚请客的就更多了。我的房东一家收到了十多张结婚请柬，请客人都是与他有亲属关系的。对此白DG感到很烦恼，一方面是因为需要支出大笔礼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经营店里生意没功夫去参加婚礼。最后，他只选了一部分婚礼去参加，包括：1.家门和内亲（最重要是舅舅家）举行的婚礼；2.同村中关系密切的人，白DG与该家有远亲关系，因为平时“耍得好”故去参加；3.在地方上比较有权势和威望的人，白DG前去松潘参加一位远亲的婚礼，因为主家很有财势，白DG准备了五百元礼金。其余一些同村或附近村落亲戚的邀请，白DG就未去参加，只托人送礼。无论是否亲自前去参加，礼金是必须全部送到的，一般根据自家条件和双方关系的亲疏送20-50元不等，如果关系特别亲密或者主家特别有地位则送的礼金也要酌情增加。从白DG的选择可以看出，村民参加婚礼有两种收益：巩固村寨内部社会结构和向外拓展社会关系。

对一个家庭来说，结婚的开支是很大的，但是通过举行婚礼不仅可以与外村、外姓缔结亲戚关系，还可以巩固家门内部的相互联系；而对于参加婚礼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次扩大亲戚关系和加深亲戚感情的好机会。除了婚礼以外，满月酒、做生、白喜等活动都有同样的功能，可以维护和稳固羌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使村民得到心理上和实质上的保障。因此，尽管地震之后经济有一定困难，村民对于人情往来还是乐此不疲。

血缘关系是羌村社会结构的基础，血缘关系是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父系血缘的单向亲属关系是联系整个社会关系的主线，是羌村社会的基本架构；而同时母系血缘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也是羌村社会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构成羌村社会的控制系统。徐平发现，当地常将“家门房族，四大门亲”来包含所有的亲属亲戚，但这种亲缘范围是不确切的，只能含糊地解释说家门最亲，亲房次之，族房又次之。亲房和族房常合称为房族；四大门亲指东西南北亲属亲戚，包括家门、房族、大母舅、小母舅这四方的亲属亲戚。从父系血缘出发，首先构成家庭，这是羌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再从家庭外推三代，构成近亲范围的家门；从家门再外推五、六代，则构成远亲范围的亲房；从亲房再向外推，就构成爱理不理的同姓族房。范围越推越大，关系相应由亲而疏。

婚姻扩大一个家庭的亲属范围。然而在沟中孤立的村寨环境里，羌族一般不愿意女儿嫁到远地去，非不得已也不愿意娶远方的女子。许多地区民众皆认为，同寨的人都是一个根根（来自同一祖先），因此嫁娶必须在邻近村寨找对象。在较大而包含有几个汉姓“家门”的寨子中，可以在本寨各“家门”（同一汉姓的人群）间行嫁娶，或在无汉姓的地区，寨中各“家族”（祭同一地盘神或祖先神的人群）之间也可以行嫁娶。不过，大部分地方的习俗还是倾向于在本寨之外找婚嫁对象。无论如何，女儿不要嫁得太远是重要原则，如汶川羌锋一带羌族习俗，在嫁女儿时母亲常唱道：“我没有将你嫁到远地去，你只是嫁到猪叫、狗叫听得到的地方。”婚姻的另一个原则是：女子往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寨或地区嫁。在高山村寨地区，经常也就是往下游的村寨嫁。在乡上或街市，便是往州内城镇或州外的汉族地区嫁。许多嫁女儿的父母亲说，这样做是希望女儿可以少吃点苦。对于娶媳妇的家庭而言，他们却认为上游村寨来的女人比较能吃苦耐劳，不像下游村寨女人那样好吃懒做。对于双方来说，亲家都是在需要借粮或避灾时，一个可以救急避险的地方。然而就在平日农忙时，一个家庭也常要求出嫁的女儿与女婿回来帮忙。这究竟是否为本地的一种“传统”，事实上是有争论的，这也是造成亲家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但家门对于每户家庭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门在婚庆、丧礼、建房等重大事项上有相互协作的义务，当家门中的一家遇有大事时，其家门成员就要帮忙具体操办各种事宜，主家的其他亲戚可以前来帮忙，但重要之处不可插手。比如举办婚礼，所有事项的总管、负责写礼的人、花夜的主持、专管酒事的酒司令、专管烟的烟司令、炒菜的厨师等都由家门中人充当。有一家兄弟分家时，每个家门都要出一人来负责家门中该户兄弟分家的事宜。遇到农忙、建房等，一家人手不够时，家门内部经常换工帮忙，不计报酬。如果一家遇到生活困难，家门成员会互通有无，在经济、物质上给予一定支援，保证其基本生活的需要。

无论是祭同一家神的“家族”，或是以同姓或“异姓同根”相联系的几个“家族”，它们都常由“同一弟兄传下来的”或“祖先的弟兄关系”来凝聚彼此。成员们彼此互称“家门”，也就是所谓“同一根根的人”。因此同一“家族”的人不能通婚，死后葬在同一火坟或墓地。丧礼是强化这种人群聚合的经常性场合。更重要的是，同一“家族”的人可共享或分享属于本家族的草场、林场，也共同保护此资源。因此，一个“家族”的人不宜多（分享资源的人）也不宜少（保护资源的人）。在此生态因素下，失忆与重构家族记忆的情形自然非常普遍。在有些例子中，报告人清楚地知道，两姓或三姓是为了强大势力而结为“家门”；为了凝聚，他们也想像彼此有共同血缘而不内婚。

不同的家门、姓氏和村落之间由于彼此通婚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成为家门之外又一层社会保障网。亲戚关系越多，也就意味一户人家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寻求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操办大事时可以收到更多的礼、请到更多人帮助。在遇到地震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以后，家门的力量不足以保障每个家庭度过难关，更为庞大的社会关系可以向每户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除了实际的物质帮助，精神层面的鼓励、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村民无论如何也会竭力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一个村寨中，通常一个姓氏形成一个家门，而大姓则可分为多个家门。当我询问同一个大姓内部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划分不同家门的时候，牛尾寨的村民周GC（男，22岁）的回答是：“按照个人愿意嘛，一般住得近的几家就分在一起。”他反复向我强调“家门不一定有亲”。牛尾寨有何、周、杨、尤等姓氏，按姓氏分为若干个家门，其中何、周两姓为大姓，故而这两姓内部又各自分为几个家门，其划分依据的是居住地的远近。这样一来，同一姓氏中血缘关系较近的家庭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家门，邻里之间的地缘关系混杂血缘关系中，使得村民感觉到家门中成员“不一定是最亲的”，或者“不一定有亲”。

出自同名京剧。少女赵美蓉，因为父亲赵恒被奸臣陷害，与丫鬟罗雁一起逃出家门，投奔聚义庐山的哥哥赵景龙。途中，赵美蓉命罗雁乔装男子,二人假作兄妹同行。路过辛安驿，夜宿周凤英和她母亲所开的客店。周氏母女俱为绿林中人，凤英常扮男装。是夜，凤英见罗雁英俊，心生爱慕，与其比武，并强订婚姻。等到入洞房后，周凤英才发现原来罗雁也是女子。赵美蓉说出主仆二人的经历后，周氏母女终于明白其中原委，送二人上路。图中所绘，为赵美蓉二人投宿时的情景，书生装扮的俊俏男子实为女扮男装的丫鬟罗雁。

朱春登投军，立功封侯，奉旨归省。家门寂寂，询之婶母，方知母与妻皆忧思成疾而亡。痛人生之无趣，遂庐墓而居，高塔席棚，舍衣舍食，以超渡亡人。其母其妻，实未曾死，因其婶母谋产而被赶出家门，先为牧羊，后而乞讨，流落四方。今见此舍衣食，故来乞讨。春登因见妻手之朱痕，始得相认，使母子、夫妻团聚。其婶亦为天谴。亦名《朱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