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世纪以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有很大的社会、政治变迁,也因此相当程度地改变了“
毒药猫”叙事所依持的“情境”。在民族识别、分类使得“
尔玛”成为羌族之后,由于知道过去邻近的“蛮子”与“汉人”其实都是羌族,“大家原来是一个民族”,邻近
村寨与各沟之间的敌意与冲突因此减缓了许多。过去较远的“蛮子”或“
猼猓子”,也成为今之“藏族”,由于新的历史知识告诉他们,藏族也是古羌族的后裔,因此他们认为“藏族”也不必是可怕的异类。新的生活经验是,在国家力量所维系的秩序下,所有的族群歧视都被禁止;在新的资源分配、分享体系下,各沟各寨之间也不再有严重的武装暴力冲突。州政府经常举办的各种庆典活动中,羌族与藏族更一起展现本地少数民族
风情。在社会治安上,出外做买卖,除了偶尔还遇上一些小盗小劫外,基本上安全无虞。更由于交通开发,人们与外界的接触更广,改变了孤立的“
尔玛”对外界的恐惧。由于有较多外出工作及受教育的机会,女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改善。从前封闭的
嫁娶模式,除了高山深沟
村寨外,一般都有相当改变。在疾病方面,对于流行疾疫与更普遍的“胀肚子”,如今在卫生与医疗知识宣导下,人们知道那是鼠疫、结核症、热病等等,也知道可以不食生水、避免接触病人与消灭蚊蝇等方法来防治。这些社会情境的改变,影响“
毒药猫”各种叙事
文本。简单地说,人们普遍觉得,过去
毒药猫多,现在则是少了;或者说,过去
毒药猫比较凶,现在则不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