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艺术珍品，现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羌绣的主体仍是由智慧的羌族人民所独创，其直接源头，便是远古时期的“绳纹”。这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在陶器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由缠有绳子的工具在陶坯上拍印而成，其纹密排，绳结为印。学者们推测，结绳为纹，为羌绣最为原始的雏形。支持此观点的实证也较多，如在今黄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已被证明为古羌先祖所创的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印有绳纹的陶器就大量出土，在汶川县姜维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诸多陶器中，“陶器以泥质灰陶、灰褐陶、红褐陶为主，黑褐陶、红陶、橙红陶次之，央砂陶占一定比例，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夹石英石和片岩加工成的碎石粒粗砂类层多。陶器以素面为主，有一定数量泥质磨光陶；绳纹自始至终都占重要地位”，春秋时期的绳纹陶罐，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一带更是大量出土。而另一些学者在对羌绣原始图案的归纳与分折中，也找出不少类似“绳式”的图案：“追源溯根，从羌族图案中证实，到后来的回纹、锁子扣、链子扣、水波纹等是原始的绳纹的变形、演移和发展。”。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教授在其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专章谈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石棺葬墓群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灰陶时，曾以为“此类灰陶之装饰，大体上观察不甚华丽，诸器之中，素器约居其半。其有装饰者简繁不一，图案技术均有可注意者。各式花纹之中，以绳纹为最普遍，多施于器皿之下部，高及肩颈之间，纹多直线平行，由上而下，集中于器底，系在陶土末干前用绳印成者；或参差不齐，或兼带平行沟纹，将绳纹分为数段，于是图案宛若编织物之模仿。”言明了羌人灰陶绳纹与手工编织物图案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研究趋势，自然使学者对于“历史”一词有相当宽广的定义，也产生许多关于历史本质的争论：譬如，“历史”与“神话传说”的界线究竟何在？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是“历史”的叙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当于“神话”？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下，人们有不同的历史心性或历史意识，因此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与叙事方式？因此，文化史学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会人群的历史心性，社会人类学者探究千百里外各种异文化人群的历史与时间意识，部分口述历史学者也在主流历史所创造的社会边缘人群间，采集口述记忆以分析其特有的历史心性与叙事模式，其目的都在探求“历史”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何选择这些“边缘的”案例？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些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与边缘社会(弱势者)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因此可以让我们借由对自身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反思，来体察”历史”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他们被汉人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空间上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之间，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属于汉、藏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