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史籍中，关于羌的记载古已有之。最早如甲骨文中即有“羌”；《说文》中解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西羌传》又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在各个时期、各种历史文献中，普遍都有着关于羌或氐羌的零散记载，因此学者对羌族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方面。

文本分析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中，都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又因性质及研究旨趣不同，各学科在此一方面也各自发展。相较于语言学与比较文学来说，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文本分析有较宽松的理解，同一学科中学者的做法也有相当差异。这或许是由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者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握社会真实或历史事实。无论如何，强调文本分析的史学或人类学研究，的确有一些共识。

与这些本土“我族”概念建构并行的是西方与中国学者的“羌族”民族调查。这个民族调查在1950年代后更积极进行，为民族识别铺路。在1980年代许多北川人成为“羌族”后，“羌族”的地理分布范畴便大致确立了。这个范畴，与端公经文中所见的“我族”范畴相比，最明显的差别是纳入了北川西部、北部各乡村落以及黑水河流域瓦钵梁子以下各沟。但并未包括绵篪以南的岷江沿岸地区，灌县当然也远在此范畴之外。过去那些端公心目中“我族”的核心，是汶川、茂县、理县等沿岷江边较汉化的村寨地区，这也是端公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但在1980年代以来的“羌族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地道的羌族反而是黑水河流域各深沟中的羌族，这些地区，也是许多“羌族知识分子”的老家。这个发展，或者也说明了罗世泽版本“羌戈大战”文本的内在情境——新的本土知识分子带来“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心性，承继“端公文化”中的我族想像，并吸纳汉人所赋予的语言学、民族学与历史学知识。在如此的混合知识中，并在强烈的“羌族”认同下，他们建立起一个混合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故事的叙事。在此叙事中，他们一方面承认本民族是一个“在北方被打败而南迁”的民族，一个战败英雄的后裔。另一方面，在历史、语言与民族知识与想像下，他们以“九兄弟故事”来建构一个扩大的我族想像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