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廓清的一个认识是:我国的
戏剧(这里主要是指各地古老的地方
戏曲)和
戏剧脸谱,与
民间的傩——社火活动,以及傩
面具、社火
脸谱都可能存在一个继承发展的渊源关系问题。在西藏,从
喇嘛教的“羌姆”
面具到十五世纪以后兴起的
宗教寺院的藏戏
面具,其中有不少是可以找出明显的形迹上的关联的。贵州的地戏脸子与傩堂
面具的
传承与发展关系是更为学者们屡加阐发的论题。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流行的
汉剧,其
脸谱很可能也与当地“跳端公”之类的木脸壳存在着联系。谈到这里,就再一次扯出了我国中世纪以后文化生态演替中东西部差异性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我国的
戏曲形态之诞生,在东部都市里主要凭藉了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繁华以及宫廷的提倡和文人的参与,而在西部城乡却主要凭藉了
宗教和
民俗的推动力。在古老的西部地方
戏曲秦腔的形成过程中,富于
宗教气味和神怪
色彩的
皮影戏、
木偶戏是长期包藏了它幼小胚芽的坚壳,而社火“故事”造型的丰富繁衍则是它更直接的前身。在旧时代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城乡,所有的“
戏楼”一律都是面对着
神庙的
正殿的,戏是演给人看的,但在名义上却首先是全社之民献给神看的,这也就是“社戏”的真正含义。从驱傩、扫瘟、送穷而决定的走家串户、招摇过市的社火游行形式,到卜岁报成、迎神赛会、聚集庙中的社戏定点表演形式,
表现了一种独特生境下的文化生命种群的独特演替进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西部古典的地方
戏曲(包括
大戏和
小戏)中,神性的成分要比人性的味道浓,或者说,神性与人性总是渗透交织着的(在
小戏即
皮影、
木偶等
傀儡戏中,更比
大戏即以真人为演员的戏神味来得浓重透彻)。但就保持
民间社火的如腾烈焰的炽热
格调而言,秦腔传统的
花脸及
花脸角色(净)的
唱腔,同样是做得很到家的。但即使是在
宗教与传统
民俗的浓重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地方
戏曲,—旦面向社会人生,从人间的悲欢离合的俗事摄取主题与素材便是不可免的,因而审美趣味的细腻化、凡俗化也是必然要发展起来的。但恰恰是近现代地方
戏曲的凡俗化,促使它更注意剧中各人物角色的个性特征,使它从模糊性、类属性中更多地分离出来。这是一种理性的也是个性人格的升值趋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那种“较之
戏剧脸谱,(社火
脸谱)人物的主要特征更
典型、更明确”的看法,恰巧应当翻过来——就刻划具体角色的人物的主要特征即个性标志这一点上,愈是
近代化的艺术形式才愈是给予较深切的关心。而且当代
民间社火中额上出双戟之类的新出符号语言,我倒很疑心是受近代
戏曲脸谱反馈回来的信息所驱动产生的,这一则是在几种较早的古社火
脸谱中并没有此例,二则这种符号处理的生硬
线条,跟整个角色脸上的
图纹格调是相游离、未能亲和相融的。在艺术上过于诉诸理性而失去总体神韵的生硬外加物,总是令人倒胃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