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他应邀访问日本，并向日本美术界介绍朱仙镇木刻年画，受到了热烈欢迎。归国后，他还想带领朱仙镇木版年画代表团赴日进行刻印表演、展览。他的过早逝世，这竟成了先生又一桩未了之愿。

7.2014年7月30日，暨南大学聂巧平教授、广东第二师范大学李俊博士、西南大学李奇菊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相约来到隆回，进行为期7天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花瑶文化调研。他们通过询问花瑶挑花传承人奉堂妹和当地花瑶居民，对花瑶挑花图案有了清晰的认知，并对每一种图案用汉字及语（用汉语谐音字代替）进行标签说明，以备外界对花瑶挑花图案有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他们还邀请到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摄影联盟副主席刘启后先生、花瑶挑花传承人奉堂妹、民间非遗抢救人士陆显中进行访谈，通过田间调查、走访花瑶村寨，与当地花瑶人民进行交流，深入了解花瑶地区的生存现状、生态环境及花瑶非遗保护现状。七天里，他们行走三百余公里，访问50余名花瑶居民，取得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料。

（2）传习所班子和成员要带领和发动各乡镇村组侗锦爱好者集中到传习所进行侗锦织造技艺的学习和研究学习，发展侗锦织造技艺队伍。

长期以来，叶娟坚持带徒传艺，召集全村的妇女来织傣锦，经常挨家挨户的进行指导，现在全村已有56家在织傣锦，并在州上举办的第二期国家级保护名录“傣族织锦技艺”培训班中担任授课老师。参加培训人数55人。为了鼓励村里更多的妇女学习织傣锦，她每年从自己传承补助费中拿出30%作奖金，奖励给好学而且织得比较好的徒弟和妇女。以之鼓励和增加她们的积极性。在她的带领下，全村织傣锦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织锦的技艺也不断的提高，织得图案也越来越丰富，知明度也越来越高，来购买产品的国内外游客也越来越多，增加了全村妇女的收入，使全村的妇女共同受益。叶娟被傣族群众誉为织锦能人。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目前很多老人、妇女已经不在刺绣，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开始在民族服饰加工厂及个人开的民族服饰店里定做她们认为的科尔沁蒙古族服饰。比起说是“科尔沁蒙古族服饰”，笔者认为它更像是现代社会的简单化服饰，失去了科尔沁蒙古族服饰特有的意义。现代化的科尔沁蒙古族服饰更像是人们只为喜庆节日才穿的一种装饰性服饰，慢慢的失去了科尔沁服饰的功能性。但在党中央政府实行的极力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政策以后，科尔沁蒙古族服饰也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里，举行蒙古族服饰那达慕，民间刺绣技艺大赛等活动，民族服饰文化也被很好的保护传承下来。包英格女士申请创建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基地”，带领了库伦旗这一地区的科尔沁蒙古族刺绣的传承，有效的保护起了这个民族传统手工艺。

原来绝大多数当地人对鲁锦习以为常、视而不见，虽然也有人目睹它逐渐淡出生活、心生不舍，但并未想到采取措施来挽救，然而这次调研和试点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1995年，鄄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路维民带领所内人员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国鲁锦艺术博物馆”，在省文物局进行了注册，并在国家文物局备案。当初建馆时，他们“只想起到文物收藏、陈列展览的目的”；后来发现，鲁锦在农村生活中已逐渐失去原有的位置，“必须进行新的开发才会有前途”，因为如果没有新的存在条件、没有经济效益的推动，鲁锦就会完全从民间消失。保护、抢救不应仅仅停留在收藏、陈列、研究方面，更应努力使其在生活中能够活态地存在并且与时俱进焕发新的生机。为此，鲁锦艺术博物馆的路馆长想了许多办法，他与艺术高校合作开发了数个系列的新产品，并带领博物馆工作人员多方联系销路，由此带动了一批农户为他们加工，开始了新产品的试制、生产。同时，鲁锦博物馆配合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拍摄了多部鲁锦专题片，为鲁锦的研究宣传做出了积极贡献。1996年12月，鲁锦博物馆所开发的鲁锦产品夺得了山东省工艺美术博览会的金奖；1998年9月，在中国（北京）国际手工艺品博览会上，鲁锦博物馆送展的鲁锦又大受好评。在鲁锦屡获殊荣又显现出经济效益之后，鲁西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对鲁锦进行商业开发的热潮。

我对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刺绣充满了希望，同时相信自己能带领农村妇女为锡伯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马尾绣，本书对濒危马尾绣的民间艺术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作者们在村寨里同艺人的相处中，虚心学习、详实记录，积累了大量马尾绣的经典范例，让读者得到这些艺术品形式、内容和技法的最直接欣赏与体验。他们力求要将最地道、最原生态的马尾绣艺术不断进行传承与传播，我为之起敬和感动。《黔美•马尾绣》作品集请我作序，作为水族一员，我感到十分荣幸。序中错讹之处难免，也盼望读者予以指正。愿《黔美•马尾绣》能带领大家走进贵州马尾绣独特的艺术世界，开启一场远离市井喧嚣的魅力手工艺术之旅。

对于土家织锦而言，其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而土家织锦的传承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模仿记忆”来完成的，他们主要以家庭（家族）传承为主，也有师傅教授，后来发展为集中学习培训等方式。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让土家织锦传习所应运而生，创办土家织锦传习所是在土家织锦保护过程中逐渐探索出来的一种路径，改变了其传统的生产空间，使织锦的传承方式从家庭的松散组织演变为传习所的常年集中运作。传习所的设置有助于将土家织锦的生产专业化，在传承人的带领下，土家织锦的织工可以选择以此为职业，并且还是广义上的“传承人”，在身份上具有双重的意义。因此，传习所是以土家织锦传承人为发起人，以教授土家织锦技艺为核心，以传承土家织锦技艺为目的的特殊学习场所。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粟田梅目前担任枫香村的村支部书记，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村里的日常事务上，她想把枫香村打造成一个侗锦文化村，因为她了解村民们想脱贫致富的迫切愿望。她告诉笔者，第一次做侗锦技艺培训的时候，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当时还下着雨，大家都听的特别认真，都想知道如何用这门手艺换来经济收入。侗锦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枫香村的村民和公司也曾有过合作，织娘们按照公司的要求完成侗锦作品，再由公司收上去统一出售。如今，在粟田梅的带领下，将人们熟悉的侗锦织造技艺作为了村里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她向笔者展示了枫香村2013-2020年的村庄规划图及效果图，她告诉笔者，国家有一个中国梦，枫香村的村民也有一个枫香梦。要想实现这样的规划，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经费支持，侗锦成了枫香村的“一张王牌”，这成了申报项目经费的重要资本，2016年，在原来村部活动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侗锦生产基地综合楼。

有句老话说得好：“群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我既是一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就是要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今天，我虽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是我们枫香村的发展还很缓慢，村民的生活还不够富裕，我也有自己的规划、自己的梦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既能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做一个村民拥护的好书记，又能让侗锦织造技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辞典里释放出永恒的光芒。

同时,土家织锦又是一个开放型的民间技艺,传承不仅仅局限在土家本民族之内进行,其他民族的同胞,只要愿学习土家织锦，一视同仁。所以，本地杂居的苗族有的也会织土家织锦。特别是像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这类在苗族聚居区的特殊环境下,苗族和汉族同胞也织造土家织锦的情况就比较普遍。全厂58个职工,土家族只占5人，汉族7人，46人为苗族。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在历届厂领导及现任苗族厂长廖茂英的带领下，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土家织锦的传承与发展,是全国至今唯一没有垮掉的土家织锦集体小厂。而这个集体小厂当年的土家织锦的传承师傅,追根溯源,就是花垣县城河对面保靖县清水岗的宋玉兰老人，宋玉兰是土家族，今年已82岁高龄，1983年，当时的花垣县绣花厂（即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的前身)就是从门前村的大山上请宋玉兰下山授徒传艺，尽心尽力，毫不保留。之后，龙山的刘代娥等一批民间织锦高手又先后受聘于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传授指导技艺。所以说,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是一个多头复线式的开放式传承体系,从而形成了单个授徒和集体办班相结合的纵横传承网络。正因为土家织锦这种开放式的传承，所以在2007年全国“第一届中国优秀织锦传承人”评选中,土家织锦就有三位非土家族的“中国优秀织锦传承人”，其中两位是苗族，一位是汉族。苗族是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的职工吴鸿珍和龙山苗儿滩的张水英,而汉族也就是花垣工艺厂的龚贤翠。同时,以土家织锦而闻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宋定国，“中国织锦工艺大师”汪为义亦非土家族，也均为汉族。

至今，在捞车河流域被称之为“刘氏三姐妹”的刘代娥、刘代玉、刘代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家织锦大户和新的代表人物,她们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亲和力，使外来捞车河“看”土家织锦的人就一定要找刘代娥,这几乎成了大家的一个惯例。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去世以后，大多数织锦人都出去闯世界了，留在家里还坚持织锦的为数不多，叶家寨的织锦风尚已远不如以前。而捞车河村由于有刘代娥的带领,这里的织锦风尚曾一度又“红火”了起来，苗儿滩捞车河流域的民间织锦“中心”便转移到捞车河村一带.据近期调查表明,刘代娥所在的捞车河村，共有183户人家，家中有织锦机的126户，约占全组总户数的70%。就连隔河相望的惹巴拉组，只有46户人家,家中有织锦机的也有23户，占全组总户数的50%。同时，捞车河流域涌现了一大批织锦能手和织锦大户,黎承菊每年向韩国销售4-6万元土家织锦，并接到其他欧美国家的定单。叶丽萍的产品丰富且销售方式灵活多样,年销售额在5-10万元左右。黎秋梅土家织锦工艺作坊已有大、小织机11台，年销售额在15万元以上。黎承凤和叶英别在叶家寨和洗车河又办起了“土家织锦作坊 ，来展示、制作、销售为一体，以她们为龙头，带动周围的一批农户家庭加工点,收到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照榜样走,按榜样做,在捞车河畔这样发达致富的工参女已屡见不鲜。然而,这些发达致富的织锦能手和织锦大几几乎都是近年来新授予的中国织锦工艺大帅或第一届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这是继叶玉翠大师榜样之后的第二批样板。2006年底，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授予土家织锦的“中国织锦工艺大师”荣誉称号的共5人，而捞车河流域的苗儿滩走出来的就有叶水云、叶菊秀、刘代娥3个，其中叶玉翠的徒弟2人。土家织锦获“第一届中国优秀工艺传承人”荣誉称号的共14人，而龙山县苗儿滩捞车河流域就有12个，并且其中有8人是叶玉翠的徒子徒孙，有4人是叶家寨人。2007年春，在全国第五届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中,又是捞车河流域叶家寨走出来的叶水云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叶家寨在前后仅20年的时间里竟出了两个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难到不是一个奇迹吗!

曼暖点村在玉儿甩的带领下，村内成立了“傣家民间专业织锦合作社”带动80余户常年编织和销售傣锦。已成为村里的一项经济产业。被列为云南省傣族织锦之乡。被列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多年来，谭湘光致力于壮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她在广西先后培养了三十多名手工编织艺人，和弟子曾应邀赴中国香港及日本、马来西亚表演手工编织壮锦织造技艺。她带领弟子织造的壮锦不计其数，织锦产品畅销国内外。同时，谭湘光大师也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壮锦技艺的保护，为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手工织锦工艺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谭湘光荣获“助理工艺美术师”称号。1991年谭湘光带领工厂试制全国民运会会徽和吉祥物图案壮锦袋，在全区五家同行中以质量取胜，接到民运会手工制作壮锦产品订单。1995年谭湘光带弟子亲自试制手工制作的壮锦袋样板，并最后作为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会议文件袋。1995年谭湘光参加“全国妇女科技成果展”，获“中华巧女”称号。1998年获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6月，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广西宾阳谭湘光“民间工艺艺术师”称号；同年8月，全国织锦协会授予广西宾阳谭湘光“中国织锦工艺大师”称号；12月，国家发改委授予广西宾阳谭湘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7年广西宾阳谭湘光大师手工制作的壮锦“四凤纹”壁挂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织锦工艺陈列馆收藏。谭湘光目前是广西唯一一位壮锦工艺美术大师，至今还在为壮锦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努力。

土生土长在捞车河畔的叶玉翠，虽远不及沈从文和黄永玉那么有名望，但在土家人民的心中是神圣的“织女星”，是人们尊敬的“叶麻妈”(土家语:姑母)。叶玉翠出生苦寒,无儿无女,但她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土家织锦，为土家织锦的振兴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是这位叶麻妈，在土家织锦传统的鲜花几乎快要凋谢的关头,不顾年老体衰,走遍土家山寨的山山水水,收集整理传统纹样,让古老的织锦起死回生。也就是这位叶麻妈,她勇于打破传统型的技术封锁，言传身教,先后培养了二百多名艺徒，带领土家儿女勤劳致富奔小康。她是龙山土家织锦工艺厂的终身顾问,仅几年时间,在她的努力和指导下开发了一百五十多个土家织锦品种，创造了良好的利润价值……从艺七十一年，年高81岁，叶麻妈一直在织机上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求索。1988年，叶玉翠被授予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她是土家族以及湘西的第一位国家级的大师。土家人从叶玉翠那里看到了土家织锦的光辉和亮点，从土家织锦中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和社会的希望。在捞车河两岸没有人不知道叶玉翠的，在土家儿女心中没有不敬仰叶麻妈的，叶玉翠成了土家织锦的象征，叶玉翠是土家儿女的榜样，土家织锦深入人心。捞车河两岸以叶玉翠为光荣,土家人以土家织锦而骄傲。

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邓启耀教授。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给邓老师打电话的情景。当时想征求邓老师的意见是否可以报考博士，他的每一句鼓励都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有限，我非常担心会让邓老师失望。在读博士学位第一年的脱产学习中，只要时间不冲突，我尽可能地多听课，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夯实。我经常跟邓老师说，我觉得自己基础太差，每一次邓老师都会给我加油鼓劲。邓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触动和影响着我，让我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中慢慢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在我进行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每当我遇到困惑，是邓老师给了我细致的指导和关心，带领我冲破迷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师母周凯模教授把我们这些“邓门弟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经常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季节交替时还会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邓老师和师母的教诲与关爱，学生无以回报，唯有好好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

我找来大队干部，又通过大队干部找到“主人”的一位亲戚，再由他带领我们去说服老太太出示宝衣，老人家这才郑重神秘地取出一个久经岁月侵蚀的皮纸包裹，在众目睽睽之下层层揭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组织地开展瑶族文间文学的采风，先后编印了23本《瑶族民间文学资料》。1981年底，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后更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普查基础上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民间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1983年4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布关于编辑出版三套集成的文件。1984年底，广西派人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等问题，并着手筹建广西及各县市三套集成的领导班子和编委会。各县、市开展了民间文学的普查工作，以县、市为单位编印各县市的民间文学集成本。广西7个瑶族自治县，广东的连山、连南，湖南的江华、云南的河口等都编印了本县瑶族民间文学资料，不仅为保护瑶族民间口承文学做了有益的工作，也为进一步弘扬瑶族文化做了坚实的铺垫。最突出的是史诗《密洛陀》，由蒙通顺等整理，14000行，34章。第1至25章为第一部分，叙唱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生活，即始祖女神带领众多男神女神创造天地、日月、山岭河流和百鸟禽兽；第26至第34章为第二部分，叙唱始祖母神创造人类之后，生产有了分工、私有制开始出现以后人们摸索如何结婚如何创造社会创造财富，以及如何生产分工、分家等历史。《密洛陀》的分支歌《背带歌》充满了人性人情。《背带歌》长达5000多行，流传于巴马东山、西山布努瑶地区，蓝正祥、蓝克宽先后花费10多年时间走访19位歌手，认真翻译整理，收入了吕胜中主编的《广西民族风俗艺术卷二•娃崽背带下集》正式出版，成为世人瞩目的耐人寻味的生命颂歌。背带是新生命成长的摇篮，是“始祖母”传承下来呵护生命的宝贝。长歌叙说了生命之重要，它涉及人类的繁衍、种族的壮大。无数的生命是构成人类种群的物质基础，长歌表现了朦胧朴素的生命意识。当然，这些生命不仅是族群的物质基础，也是族群力量的标志。因此，对小生命的呵护和培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古歌反复以始祖“传承”（实为后纳）的道德伦理观念来教导后人，表现了布努瑶群体的人生价值取向。此外，古歌对人的生命的成长是与对自然的调谐相适应的。如“群山为何放声笑？江河为何齐歌唱？绿树为何发新桠？红花为何竞开放?”的歌句，与背带上的蜘蛛、蝴蝶、龙虾、蜈蚣、桃花、长春藤、榕树、竹枝……各种动植物的符号组成了多重合谐的生态，隐喻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意识。

十里长坡是佳荣通向九阡的必经之地，地势险要，清朝咸同同治年间，水族农民领袖潘新简曾多次带领义军在此抗击清军。1944年11月28日晚，第二路日军从佳荣经过岜鲜向九阡进犯。当地水族群众在板南人潘文高的带领下，决定在十里长坡隞口设伏袭击日军。是夜，日军大队人马辎重沿着羊肠小道向十里长坡走来。当日军进入埋伏圈内，潘文高立即命令开火，一时间，火枪、土炮齐发，日军当即有数人中弹倒地。随后，日军从枪声辨别出埋伏的队伍不是囯民党正规军，立即组织火炮等重武器向山头轰击，并向隘口发动冲锋。潘文高等寡不敌众，主动撤退，日军越过十里长坡摸黑继续向石板寨方向前行。在石板寨，日军又遭到当地水族群众的重创。

随着数字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的多媒体数字作品纷纷在网络上发布，其版权保护与信息完整性保证逐渐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土家织锦图案的版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湖北民族学院李军教授带领一支团队得出了Haar小波变换的土家织锦图案的数字水印算法，并利用MATLAB实现数字水印的嵌入、提取和攻击测试取得了进展。

如何编排此书的结构、体例、章节，一直心里没数，多年来在认真思考，几次拉纲列目，几多反复调改，迟迟没有动笔。令我不安的是，民间美术面临断代、面临消亡；同样，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学者，因工作艰辛难以取得成果等原因而后继乏人、传承无望。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感到身心疲乏，已无力再单枪匹马地调查研究了。所以十余年来，我即着手带领王全、王纪作田野调查工作，并从工资中加大投入力度，收集民间美术实物遗存，指导他们拍照片、作记录、写文章，2005年，王纪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专业读研究生，如今已毕业归来，形成了两代人的小小团队，这又使我为之振奋。到2009年，满族枕头顶刺绣这一课题的研究已近三十年，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满头白发，不能再等了。于是把这些年的田野考察笔记、黑白底片、收集的枕顶、花样、参考书籍等都翻箱倒柜找了出来，捡选、整理、摘录、拍照，真可谓千头万绪。

感谢板告村的所有亲爱的人们，是你们的友善与热情为我的论文添砖加瓦，特别感谢韦家碉大叔与大婶，田野期间居住在他家，是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才使得多次的田野能够顺利完成。感谢韦秀伞，做为重要的翻译人员，她放下手中的活儿不辞辛苦的带领我到各个重要报道人家里做访谈。感谢三洞乡政府的韦大哥对三洞乡政府的详尽介绍以及对重要报道人的引荐。感谢韦应利、宋水仙、韦桃花等关键报道人的耐心报道。同时感谢三都县民宗局、文化馆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得我的调查得以顺利开展。此外，非常感谢陪伴我做田野的赖普鹏、梁玮羽两位同学以及给以帮助的罗丽娟同学。

故事出自《三侠剑》，描写金镖将胜英带领弟子黄三太、杨香武等替天行道、扬善惩恶的侠义故事。秦尤为书中反派，屡与胜英师徒为敌，后黄三太镖打秦尤，将其抓获。图中人物皆短打装扮，头戴罗帽，快衣快裤，束鸾带，脚蹬快靴；三人均手持短刀，却有不同拿刀手法，分别为横刀式、掖刀式和藏刀式，武打动作十分精彩好看。

野牛岭上有个野大王，心狠手毒、喝人血，吃人心，残害百姓。一天，野大王派人到度朔山上索取仙桃，神荼郁垒把他们轰走。野大王气得七窃生烟，立即带领人马去抢桃。又被他们兄弟二人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一个黑夜，外面刮着大风。野大王带领他的信徒装扮成恶鬼前去报复。这时，神荼用桃枝在前面打，郁垒拿苇索跟在后面捆，不多时，恶鬼全被抓住捆起来，抛给老虎吃掉。

祭孔是儒家的传统，也是深入民间文化的一种信仰，高密年画艺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一重要题材，并创作出了不同类型的孔子像。在高密，旧时孩童教育以私塾为主，读书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除了祭拜文昌神、孔庙之外，还要祭拜孔子。届时，家人将《万世师表》挂于正堂上方，供桌上摆放四书五经和供品甜瓜，上香后，孩童静坐桌旁，待三炷香尽，跪拜祈祷，事毕，把供桌上的甜瓜吃掉，意在祈求至圣先师孔子赐予智慧，以求学识渊博，金榜题名。

《南北军大战天安门》图描写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之事。辛亥革命时，张勋曾镇守南京，与革命军为敌，后败逃到袁世凯帐下，袁世凯窃得大总统之位后，改编张勋部队为“武卫前军”。民国六年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合，张勋乘机伪作调停人。在段祺瑞指使下，张勋勾结日、德帝国主义，招纳清廷遗老，于六月七日带领“辫子兵”十营抵天津，黎元洪被迫下台，解散国会。张于三十日晚潜进故宫与康有为、梁鼎芬召开御前会议，七月一日晨，令军警头目江朝宗开放城门，将溥仪扶到龙椅上，群臣齐拜，算是皇帝“登极”，改年号为“宣统九年”，以黄龙旗代替五色国旗。时过十二天，唆使张勋复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又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皖军入北京后，“辫子兵”乞降，张勋在德国兵的保护下，脱去花翎帽、马蹄袖袍，逃入荷兰大使馆。此场闹剧告终。图中画张勋手舞战刀在黄龙旗下指挥战斗，南军高举青天白日旗骑马放枪杀敌。背景画天安门城楼和西式建筑，构图采用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法，很像西湖景（洋片）。

【说明】图8-5这对充满南方生活气息的门画，画中青年男女头戴渔民帽，男青年肩上扛着典型的南方水果香蕉，这种反映祖孙三代群体思想、生活、事业的图式是传统门画中没有出现过的。当然，这对门画主要还是对当时政治的图解，祖孙三代亦农亦兵，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爷爷正在带领全家人学习《星火燎原》，星火燎原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儿小火星可以把整个原野烧起来，常比喻新生事物开始时力量虽然很小，但有旺盛的生命力，前途无限；奶奶正在缝补生产队装粮食的麻布口袋，并教孙女缝补袜子，表现一种艰苦朴素的传统。

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二十回。东汉末年，董卓把持朝政，凶狼专横，各诸侯以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派华雄迎战，连杀数将。关羽立下了军令状后，斩了华雄的首级。董卓听说华雄被杀，派吕布带领十五万兵驻守虎牢关。袁绍派八路大军前去攻打，虎牢关下吕布与张飞连战五十回合，关羽见张飞胜不了吕布，于是前去助战，但仍胜不了吕布。刘备见此状便冲了过来，三个人把吕布围在当中，吕布难敌三人，最后逃回了虎牢关。杨家埠木版年画《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画面描写了虎牢关下张飞、关羽、刘备激战吕布的精彩场面。

北宋初年，抵抗辽国骚扰，屡建战功的英雄中，要数杨家将最具盛名。《宋史》杨业六子：杨延郎（即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其中以延昭最为知名，英勇善战，治军有方。所得奉赐、全部犒劳官兵，从不徇私，号令严明，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敌人必冲锋在前，打了胜仗都将功劳推给部下。小说《杨家将》则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增加了七郎、八姐九妹以及全家为国而战伤亡的故事。宋太宗赵光义被困幽州，杨大郎被杀身亡；二郎突围不破，拒绝投降自刎而死；三郎被马匹踩踏，战死沙场；四郎被生擒；五郎遁入空门，出家五台山；七郎遭到内部敌人的乱箭射死；老令公奉命随驾五台山与佘太君辞别，在李陵碑前撞死。杨家男儿全部伤亡，只流下妻儿女将，在佘太君的带领下，杨门女将不畏强敌，舍生取义，捷报频传，始终坚守杨家的忠贞报国之道。不仅是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英烈故事，更为广大民间百姓耳熟能祥的教育故事。杨家一直是民间心目中抗击外敌的英雄，也是民众拿来教育后代爱国爱家的榜样人物。这类年画不仅表现了对忠臣良将的爱戴和尊敬，也反映了对朝政昏暗的不满，对误国奸臣和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的憎恶。

年画《斩蔡阳》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刘备兵败，三兄弟失散，关云长被困土山，虽然他在曹营为曹操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兄长刘备。最后终于辞别曹操，带着二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寻找兄长刘备。听说刘备已经去汝南豫州，关公就带着二位皇嫂一路向汝南寻来。来到古城，时值张飞在古城驻守，不料却被张飞拦住。正巧蔡阳带领15万人马追到了古城，张飞告诉关公，要是他在城上三通鼓罢，关公斩不了蔡阳，就是和曹操一心，就与他断绝兄弟情义。关公无奈，只好迎战蔡阳。关羽斩了蔡阳后，感到心中有愧，与张飞、刘备相会后，厚葬了蔡阳和他那匹白马。

由于惧怕的巫鬼具体而微，于是佛山民间也出现许多相应的巫鬼崇拜。在各种祭祀用品中，这种巫鬼信仰特征最为明显。例如《都天太岁》就是对当值太岁的畏惧和崇拜；《宝安雷神》画面绘哪吒带领雷神和负责年、月、日、时的各位雷元帅，为保平安，防鬼魅，百姓祭祀焚烧这种纸马；《金花娘娘》信仰蕴含对生育过程可能出现的意外的畏惧；还有许多如符箓、宝牒之类极具地方特色的佛山木版年画,用一种神秘的近似巫术的形式体现佛山普通民众的信仰，是原始巫术信仰在佛山的遗存，反映出不可预知的未来、灾厄、有限的生命等对人们产生的巨大精神压迫。

《春牛图》。来自“鞭春牛”的习俗，图中印有春牛和芒神童子。旧时，平阳在立春之日，由府、县官员带领，锣鼓旗伞引路，由人扮做芒神，抬着春牛举行群众性的“鞭春牛”的活动，意思是鞭去懒牛，牵来勤牛，宣告春耕开始。“鞭春牛”的场地中要悬挂《春牛图》，含有驱邪避灾、祈求农业丰收之意。

杨埠家年画艺人杨中海作。全图将两幅画凑在一起，疯刺嘲弄爱占便宜的小人。左图一人正在喝酒，有个鳖首人身的怪物迎面站在桌前，一手端酒杯狂饮、一手用筷子夹着一条无头的鱼要食。右图一个免首人身的怪物凑到一个带领猎犬，肩扛猎枪、手擎老鹰的猎人身边，跪在地下抓住烟合包欲装烟吃。为了占人便宜，简直把死活也置于不顾。

有许多专家学者为这次绵竹年画的发掘和保护付出了心血。冯骥才、白庚胜先生带领一批专家深入我市城乡，深入年画艺人家里，对绵竹年画中的一些要素作了深入的考证；四川省文联、四川省文化厅的领导和有关人员也对此项目高度重视,给予有力支持；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四川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和研究生们更是多次深入绵竹，进行考察研究……他们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感动，也更加鼓舞我们在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上继续做出努力。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产学合作相结合，在设计开发上，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以学院教学的综合优势，在视觉传达、工业设计、装饰艺术、服装设计等系，进行以桃花坞木刻年画艺术为母题的综合开发和设计创造。如以“桃花坞与丝绸”为主题，以现代审美的视角解读桃花坞木刻年画艺术，并融入以丝绸为载体的服装设计中，设计并制作了一系列丝绸款式的服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传统知识一样，开发利用、创新发展也会碰到相关知识产权的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结合我国当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从知识产权的角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和使用。在这一点上，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按照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程序，对“桃花坞年画”之一传统工艺品进行了品牌注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品牌注册，树立品牌形象，实施礼品开发项目。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题材，以各种不同材料为载体，系统开发“桃花坞木刻年画”礼品和旅游纪念品，如各种文化衫、瓷器、刺绣等几十种相关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礼品、旅游纪念品。同时组织桃花坞年画社的老艺人带领年画研修班的新传人，先后复制了《三神图》、《鱼篮观音》、乾隆版的《一团和气》等大幅木刻版。综上所述，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在桃花坞年画的保护中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与无形，做到了有形性保护与无形性保护相结合。

2006年10月，高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万丽和高密文化局长郭言兴带领高密二十几位民间艺人到云南参加了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二十—届年会暨昆明国际学术高层论坛，向年会捐赠了一百幅扑灰年画，伊红梅在年会论坛上做了题为《凝固着中华古朴民风的“活化石”—山东高密扑灰年画》的学术报告。

1978年在父亲邰怡带领下，创建了凤翔南小里工艺美术研究会，先后挖掘、整理复制木版年画三百余件（套），创作年画新样二十余种。这一年父亲恢复工作，可因为出身问题，推荐大学生、当兵、招工都被排除在外。1979年11月7日“陕西省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大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邰立平作为参会人员里最年轻的南小里工艺美术研究会唯一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成为邰立平人生的转折点。自此之后，邰立平决定回家创业，专心做年画。1980年村里的年画研究会解散，邰立平随父创建凤翔凤怡年画社，他便走上专门从事凤翔年画的挖掘、整理、研究、恢复、创作之路，之后的六年是邰立平一生当中工作量最大的一段时间，那时每天晚上休息不超过四个小时，一天的工作量都在二十小时以上，六年下来刻了一百七十套版，一千多块，把凤翔年画恢复到现在的300多个品种。

此后，在先生的指导下，由他的学生、著名民间美术理论家王海霞研究员具体承担起这一工作。王树村先生于2009年仙逝，但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经费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王海霞研究员带领编纂人员心无旁骛，埋头工作。至2009年底，丛书中年画的搜集、甄别、整理和图片的拍摄工作完成了大半；2010年，这套年画丛书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申报立项，成为北京市重点图书选题；2011年，该项目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联合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2012年，又成功列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更名为《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丰富内容，重新编纂，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版单位组织了精干的编辑力量，为出好丛书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套丛书的正式出版，不仅是中国年画出版工作的大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我想，以此也可告慰王树村先生在天之灵了。

2006年5月，高密扑灰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借此契机，高密展开了扑灰年画传承保护的新高潮。同年10月，高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万丽和高密市文化局长郭言兴受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邀请，带领高密二十几位民间艺人，到云南参加了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一届年会暨昆明国际学术高层论坛。万丽代表高密市委、市政府致贺词并向年会捐赠了100幅高密扑灰年画，伊红梅在年会论坛上做了题为《凝固着中华古朴民风的“活化石——山东高密扑灰年画》的学术报告。12月，高密民间文化艺术协会成立，之后高密扑灰年画被评为潍坊市“十大文化品牌”。

在对杨秀玉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杨秀玉与许多徒弟现在来往的较少。杨秀玉在谈到师徒传承的问题时回答得很隐晦。从其言语中，传达给我们一些信息，即“带会徒弟，饿死师傅”。杨秀玉的徒弟有很多，有的自己开了绣纺，有的成了当地的刺绣名人，有的在当地刺绣协会当了会长，也有的回家之后就不再刺绣了。杨秀玉认为能开绣纺的都是能力强、手艺好的，但是自从这些徒弟开了绣纺与自己产生了竞争关系，师徒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微妙了，往来也少了。这些徒弟都是杨秀玉最在意的，也是投入感情最多的，在她们生活困难、生意失败的时候，尽力去帮助她们，引导她们，免费教她们刺绣，只是后来徒弟们忙于自己的生意，来看望师傅的徒弟不多了，走动的也不如以前频繁了。杨秀玉说她并不奢望这些徒弟能一直跟着自己干，也鼓励她们独自创业，虽然徒弟们在生意上与自己存在竞争关系，但是杨秀玉还是对这些徒弟存有师徒情谊，在她们生活及生意遇到困难的时候，尽力提供帮助。一次采访中，关于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创业致富的问题，杨秀玉与一个徒弟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和矛盾，导致师徒之间有了隔阂，在杨秀玉心中种下了心结。为了避免类似的矛盾，现在杨秀玉把徒弟都称为合伙人。锡伯族刺绣行业的竞争很激烈，销售范围和购买人群是基本固定的，掌握手艺的人越多，生意也就越不好做。杨秀玉说，以前她从来没有担心过，只是想把锡伯族的刺绣技艺传承下去，可是随着徒弟的绣坊越办越多，杨秀玉绣坊的压力也逐渐加大了。2013年底，因为身体原因，杨秀玉将自己的绣坊，从锡伯族风情园搬回到家中。因为在同行业中杨秀玉的刺绣制品做工好、绣艺精湛，加之“西迁情”刺绣作坊的信誉良好，一些老顾客们还是会到家中定做绣品。杨秀玉说她不后悔带出了这些徒弟，虽然与自己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她就要比别人付出得多，有责任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母亲的嘱托她时刻牢记于心，当一个合格的民间手艺人，把自己民族的刺绣传承发扬下去才是她最想做的。

在众多的挑花艺人中，陈引娣是最小的，当时只有18岁。然而这位挑花姑娘却心灵手巧，聪明伶俐，深受大家的喜爱。1957年，全国首届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湖北省就选定了黄梅挑花艺人代表陈引娣，并直接通知了黄梅县手工业联社，手工业联社为陈引娣办好上京的手续并筹办了路费，同湖北的十多位艺人代表在武汉会合，在省有关领导的带领下，踏上了赴京参会的不平凡的旅途。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幸运的是老人果然健在。得知是寻访她上京开会一事，更是神采奕奕。通过一番了解，我们基本上确认这正是我们要寻访的第一位进京的黄梅挑花艺人——陈引娣（小名陈三女）。

就这样，迁徙队伍风餐露宿，在崇山峻岭间走走停停，前后走了5年多的时间才走到了今天的峨山地区，当时队伍中的老毕摩记录下了大家牵手前行和老人带领队伍前行的场景，随后把资料上的记载事物改编成为舞蹈的形式并流

在西迁过程中，匈奴人在其军事领袖巴拉米尔带领下，渡过顿河，侵入东哥特人领地，占据南俄罗斯草原。

右江地区位于广西西部，西与云南、贵州毗邻，南与越南交接，东连南宁、柳州。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瑶族群众，与壮、汉族群众一道，在韦拔群的带领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随后，又参加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活动，为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黔东北，相传苗族首领兰娟带领众人迁徙时，翻山过河时都将用彩线在衣领、袖口、裤脚上记录下来。过黄河用黄线在袖口绣一条横线，渡长江则绣一条蓝线，过洞庭时在胸前绣上湖的记号。在整个跋涉的路程中每遇山河都记录下来，这是流传至今还在仿效的“兰娟衣”。但凡到当地谈起兰娟衣，人们便会兴致勃勃地讲述有关兰娟的故事。兰娟衣是承传下来的述事，还是当今附会的美丽传说均不得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一个没有文字书写的族群内，苗绣纹样肩负着记录苗人事项的功能，通过视觉形象传达着苗寨的“集体表象”，也可以这样认为，“有说头”是苗家绣女没有文字书写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图形语言讲述自家的故事。

苗绣是对苗族族民迁徒的见证，也成就了她艺术本身。苗族中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古代有一个叫兰娟的首领，在带领族群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便用彩线记事。每渡一条河，每翻译座山她就用线在衣服上做记号。从此，这种缝有迁徒图案的衣服被叫做“兰娟衣”。从此，苗族人用自己特有的符号将苗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与情感等绣在各种服饰上，让子孙就通过刺绣传承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及刺绣的手工技艺。有人认为，苗族是靠口头文学传承，没有文字的苗族人民将歌唱当作“无字的信史，世代口耳相传”。然而我却认为苗族的刺绣同样可传承，传承和见证他们的历史文化！

1570年2月，古田瑶壮人民起义被镇压后，朝廷从广西东兰、那地、南丹等土州征调大量狼兵由土官带领到古田地区屯田防瑶壮人民再起事。

苗族中有这样的传说。兰娟是古代的一位苗族女首领，在带领苗族同胞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她想出了用彩线记事的办法。离开黄河时，她在自己的左袖子上缝上一根黄线；渡过长江时，她在右袖子上绣上一根蓝线；渡过洞庭湖时，她在胸口处绣上一个湖泊状图案。以后，每渡一条河，每翻一座山，她也都要在衣服上缝下记号。记号越来越多，竟然从领口一直缝到裤角，密密麻麻。

在黔东南，有一个妇孺皆知的传说故事。传说有一个名叫“兰娟”的苗族女首领，在带领苗族同胞往南迁徙时，就用在衣服上绣彩线的方式记录整个南迁过程。她在自己的左衣袖口绣上一条黄线表示过了黄河；过长江时，又在右衣袖口绣上一条蓝线；到了洞庭湖，她又在胸前绣了一个湖泊形状的图案。兰娟带着同胞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最后在武陵山区定居时，衣服上的图案纹样已经从衣领一直绣到裤脚，记录着整个南迁历程。兰娟按照她所记录的符号，用各种彩线重新刺绣缝制成一件非常漂亮的衣裳，从此，苗族姑娘纷纷上门向兰娟学习刺绣和缝制的技巧，并将此衣命名为“兰娟衣”，作为苗族姑娘出嫁的嫁妆。传说虽已无从考证，但“兰娟衣”却实实在在存在，在今天的黔东南苗族聚居区，苗族姑娘们还特别喜欢穿着这种从衣领到裤脚都绣着图案纹样的“兰娟衣”。这些服饰上的几何图案纹样样式固定、世代相传，记载着他们部落的迁徙史，象征着他们古老而美丽的家乡。

在清政府的指引下，从三世回王额敏开始实施屯田，他亲自带领400名农民在塔勒纳沁（今沁城）屯田，后又在地儿班津、伊吾吐葫芦、淖毛湖一带屯田，效果甚佳，一年收获粮食数百万斤，保证了清军军粮的供应和当地农牧民的使用。

咸丰十年（1860）正月，覃大士引潘新简、罗光明、柳天成带领义军数千攻荔波县城，清军死守不出。第二天，清军调瑶庆等三里团练，里外夹击，义军撤退。

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初，哈密回王额贝都拉向清朝报告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叛乱动向，在噶尔丹食物断绝派遣其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掳掠巴里坤的时候，额贝都拉立即派遣长子郭帕白克带领三百士兵生擒噶尔丹之子及其部属，押送北京。据《大清一统志》载，清廷接到额贝都拉的上书请求后，认为（额贝都拉）“诚心向化”，为“以示鼓励”，授予额贝都拉为哈密“札萨克”一等达尔汗，颁札萨克印，赐红纛，特赐给蟒袍、貂帽、金带等物自此，哈密历代回王对清王朝忠贞不渝，也受到了清政府的多次册封。其中四世回王玉素甫从册封贝子到贝勒，最后到郡王，是哈密回王被清政府正式封王之始，七世回王伯锡尔被封为亲王，并赐顾绣蟒袍一件。清王室的皇室宗亲是依次按贝子、贝勒、郡王至亲王四个官职来分，亲王职务最高，可见清政府对哈密回王的器重。

蒙古民间也流传着狼童的传说。其事如下：从前，一群猎人在克鲁伦河畔狩猎，发现了一只母狼带领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奔于荒野，猎人们赶走了狼，带回了男孩，不知他为何人所生，便起名为“沙鲁”。及其能言，沙鲁能听懂各种动物语言；及壮应征入伍。随成吉思汗征战。一次宿营，沙鲁听到狼嚎，便告诉头领有洪水之灾，必须易地扎营。果然夜间风雨交加，原营地被洪水淹没。从此，凡夜间宿营头领问沙鲁便知吉凶。从上述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看，蒙古人中存在着狼图腾崇拜的观念。

苗寨是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村落。相传苗族在迁徙的路途上，各迁徙队伍均按宗系配置木鼓，如有事变就敲鼓发送消息。到了新的安置地点仍按鼓的统辖范围，建立了苗人自己的宗族组织称为鼓社。鼓社是维系苗寨正常生活与生产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祭祀祖先的活动鼓社起到了加深记忆保持传统的作用。一般一个鼓社管辖同宗苗寨若干个，设有专管祭祀祖先活动的“鼓藏头”，鼓藏头也是苗寨的精神领袖，同时另设有专管生产活动的头领。现今的苗寨虽然有村委会管理村中事务，但凡有关族内大小事务苗人仍然请鼓藏头出面协调，鼓藏头在当今的苗寨里仍有很高的威望。黔东南地区每十三年一次的牯脏节，由鼓藏头负责带领全寨男女重温祖先的遗训，这是社会记忆的延续同时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族与满族是以相互影响的关系，不管是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对满族祖先女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元朝手工业》一文中指出：忽必烈的皇后本身就是个刺绣高手，创新了很多蒙古族刺绣。清朝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孝庄皇后和宸妃，都是出于科尔沁蒙古部落，必然也带去蒙古部落的习俗，所以清朝时期的刺绣和满族刺绣，会受到元朝的影响和蒙古科尔沁部的影响。拿蒙古族服饰来说，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马蹄袖是满清服饰重要特色，其实在蒙元时期蒙古族袍服中就有马蹄袖的形制，蒙古国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袍袖又长又宽，其中一只袖口似马蹄袖状，侧面可以看到一根细辫子。文化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的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的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明朝走向衰落时，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之下迅速崛起，为了试图在与明朝的对抗中占据优势，不约而同地设法努力争取漠南蒙古。努尔哈赤采取的措施可归结为“女真人的蒙古化”。具体内容就是将被征服的女真人及投附的蒙古人统一划归到八旗内，以八旗理念构建新的共同体，又在新建的共同体内尽量增加蒙古文化元素，使得女真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缩小“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位后妃中，就有两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是蒙古族。顺治皇帝的十九位后妃中，有六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的四十位后妃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从以上可以看出，蒙古族文化对满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满族肇兴时期应该说吸收最多的是蒙古族文化。自古以来女真于蒙古居处相近，习俗相仿，认同感很强。在事实上，当时也多在语言、制度上模仿蒙古，并借用蒙古文字而创制出满文。在女真三大部中的海西女真的些许部落中均有蒙古族成分，他们所具有的蒙古族文化一定会影响其他女真各部。

还有一支东迁，从涿鹿出发往黄河下游到山东海滨淮北一带的东夷部落称为九夷。这部分部落加入了华夏联盟，并对夏朝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使夏王朝也把饕餮纹作为图腾神徽加以崇拜。夏王朝尧曾利用东夷灭三苗，同室操戈，但东夷常常按兵不动，因东夷与三苗有亲缘关系。留在山东的东夷部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鲁国。其实夏时期三苗、东夷、西戎、北狄均为夏的附属部落，不服者诛之，部落首领的产生由选举制度变为禅让制度，引起三苗、东夷的反抗。郭璞注《山海经》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这说明三苗的首领对尧让王位给舜不服，被舜杀死，东夷有苗对尧让王位于舜也不服，一气之下带领部分部落成员下到南海去了。古时的“南海”指今鄱阳湖以东的江浙一带。周朝时期：“周太子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继承权给季历，逃奔到梅里（江苏无锡县东南），有蛮人千余家来归附。太伯仲雍断发之身，相继做蛮人君长，国号吴。”吴越战争，先吴国击败越国，后吴国又被越国消灭，吴国的苗族先民苗蛮被迫西迁到鄱阳湖（江西）一带生活，因为这里是楚国地域，居住着良渚文化西迁的先民和三苗南下的苗蛮。有部分被迫漂洋过海，到台湾、日本等地，还有部分仍留守故土。

以上反证了一个事实，即历史上瑶族的迁徙，常常是在族老、村老的带领下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符合瑶族的社会传统。在一个存在着瑶老制社会组织，并以之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社会里，像迁徙这类重要活动，是缺少不了有经验的头人的指导的。

迷信方士、求仙人不死之药，是秦始皇个人的宗教信仰。他曾派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三神山。东巡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高誓等仙人。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不死药。当时的儒生如侯生、卢生者，皆兼方士。秦始皇坑儒是因为其有“诽谤”之言，并未放弃对神仙方术的迷信。

如果犹太圣经所说的摩西实有其人，他应该算是犹太教的创建人。但摩西始终是个为大量神话传说包围着的人物，没有可靠的历史证据证明其人的历史真实性。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子孙逃离埃及，在历史上可能真有其事。如此重大的行动，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一个领袖人物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假借上帝的名义，采用宗教的形式才能团结以色列人，应付各种困难艰险的局面。因此，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摩西其人，但摩西式人物的出现、希伯来民族对于耶和华的传统信仰发展为犹太教，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1915年，邓恩铭15岁，所学的知识与年龄逐步增加。这一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全国顿时掀起了一场反袁斗争浪潮。消息传到荔波，小城震惊，群情激愤。高老师立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邓恩铭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及反封建演讲的行列之中。这是邓恩铭第一次参加的革命斗争活动，在他少年的心灵里埋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种子。

公元313年初，游牧在我国辽东半岛等地的鲜卑慕容部因为部落同族的纠纷，一支由首领吐谷浑带领部族被迫西迁来到今青海、甘肃一带驻牧。吐谷浑部族从遥远的辽东来到青海后，曾以柴达木盆地为中心，在南至昂城（今四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西到白兰（今果洛扎陵湖、鄂陵湖）的广大区域，以环绕西海为中心建立了长达350年的地方政权，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这一点，在历次考古发掘中均得到了印证。似乎历史真的要印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一度叱咤风云的宏大帝国，终于在公元663年被吐蕃所灭。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伏吐蕃的一部分融合于藏族，而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和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吐谷浑人，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吸收并融合了羌、蒙古、藏、汉等民族的成分，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土族。吐谷浑土崩瓦解，吐谷浑创造的文明却没有消亡。不少学者认为，现今生活在我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地的土族就是吐谷浑的后裔。青海土族研究会会长鲍义志曾撰文说：“公元7世纪，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后，一部分吐谷浑人东迁并融入汉族，一部分则降服于吐蕃，并融入藏族，而留居在祁连山、浩门河流域和河湟流域的吐谷浑人，便是土族的先民”。

湖南江华山区历来是土匪盘踞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匪继续横行，修堡筑城，到处抢劫，挑拨民族关系，攻打人民政府。匪首邱子珍，带领200多人，在江华县境内组织约1000人的“反共救国军”，攻打大圩、小圩区政府。1950年，他们与赵文忠勾结，在瑶族聚居区三卡冲煽动群众攻打两岔河乡政府。兴仁乡文明山村匪徒赵进旺，活埋政府工作人员李三八等人。1948年8月，地主恶霸李美元、罗建业在江华码市组织“剿共指挥部”，有匪徒3000多人，国民党派特务帮助他们策划，阻止江华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在码市组织“反共救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

科尔沁蒙古人为万户汗廷卫士之一的箭筒士。后来，哈巴图哈撒儿后裔称其属民为科尔沁部落。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哈巴图哈撒儿分得四千户属民，驻牧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海拉尔河、呼伦湖一带。哈撒儿后裔被封为齐王，成为东道诸王之一，地位显赫，后来迁至岭北形成阿鲁部落。16世纪中叶，部分科尔沁在哈巴图哈撒儿第十四世孙奎猛克塔斯哈喇带领下，迁至嫩江流域，号称“嫩（嫩江）科尔沁”。自17世纪初，嫩科尔沁诸部开始与建州女真、爱新国（后来的清帝国）友好往来，确立了联姻关系。1626年，爱新国主努尔哈赤授嫩科尔沁首领奥巴为土谢图汗，1630年，从嫩江流域南迁西拉沐沦下游、辽河流域。1636年至1650年间，清朝陆续把原嫩科尔沁左右翼诸部编为前、中、后六个扎萨克旗，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和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及扎赛特旗等5个旗与西拉沐沦流域其他部落一同保留了传统蒙古族刺绣特点。

杨成志教授、黄钰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广西金秀大瑶山调查，曾发现在盘瑶村寨里，社老往往是由立村最早的一户人家的家长充任，有的死后还被奉为“楷吉翁”（开山祖）享受祭祀。张有隽教授1989年初在泰国北部考察瑶族时，当地人也说，从前瑶寨的社主是由首先来立村的第一户户主担任。因为瑶族认为，这户户主若不会设鬼，他不会带领大家去开村立寨。

布努瑶人至今对这场战争仍能详为叙述。都安板升乡瑶族老人能详细叙述九群兄弟（九黎）九父老在阿胜（阿升，即蚩尤）带领下，在涿鹿大败羌炎（炎帝）族的故事经过。传说九兄弟在洛立住下来后，与住在附近的炎帝族因猎场问题发生矛盾，引发战争，炎帝被善用弓弩的九兄弟打败，落荒而逃。九兄弟追逐炎帝迁到阪泉，炎帝部落的人则逃到了涿鹿。经过休整，双方于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涿鹿爆发大战。九父老以横石、刀棍、弓弩为武器，请来风伯、雨师助战，打败炎帝，取得斗争胜利。五月二十九至六月三日，杀牛宰羊，庆贺了数天。密洛陀就将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三日定为祝著节。布努瑶世世代代都在每年的这段时间欢庆祝著节，传颂九位父老的丰功伟绩。广西马山县古寨、古零两乡镇的布努瑶民间舞蹈《兴郎铁玖舞》又称蚩尤舞，表演蚩尤故事。上述可与古代九黎与炎帝争战的史迹相印证，说明布努瑶确与传说的九黎蚩尤有某种渊源关系。

犹太人的祖先原是闪米特人的一个分支，曾一度游牧于两河流域。据《旧约圣经》，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即出生于巴比伦尼亚。犹太人之所以称为希伯来人，近代学者通过考证已有比较一致的结论：“希伯来”一词的原始意义是“另一边”，据此推知，希伯来人是指从幼发拉底河“另一边”越河而来的人。圣经又载：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取名为以色列。所以，希伯来人自称为“以色列的子民”，或称以色列人。这与《圣经•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出生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尔的记述，在地理上能够吻合。亚伯拉罕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但圣经中关于他的记载必然包含有后来的圣经作者对其祖先的历史回忆，可以作为探索犹太历史的蛛丝马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如果我们假定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是个历史人物，那末他生活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到前十八世纪。他是当时希伯来人某个部落的酋长，带领他的部落民从乌尔迁居迦南，因遇大饥荒又逃荒到埃及。

1441年8月，朝廷对广西总兵要求进剿桂平石门、大信等瑶区的请求不予支持，拟三抚无效后动兵。11月，广西总兵官柳溥奏，广西岑溪及广东泷水两县瑶人在骆宗等人带领下攻打岑溪县连城。朝廷命柳溥及广东都司派遣军队前往镇压。是月，广西岑溪、广东泷水县瑶民起义军攻打岑溪县。

大隋年间，瑶人建国有功，帝赐十二姓为盘、李、冯、黄、包、邓、周、赵、罗、唐、沈、陈，封盘瓤为李大护，赐刀耕火种，蠲免税赋。多代人居住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至清乾隆癸卯年（1783年），由于动乱，灾荒发生，有些人迁到云南开化府（今文山州）和林（临）安府（治今云南建水），还有到越南便面（奠边）府猛斜、猛天、十八天平等，不计其数。10年间又有少数人迁至老挝，进入桑怒、猛塞、南地、猛信等地。I860年，邓进坤带领一些瑶民进入泰国，散居在泰国北部山区，如俄山、巴山乱、清堪、清迈等地居住。1973年老挝战乱，居住在泰、老边境的瑶民陆续逃向泰国，但大部分人未能过境。

1935年3月，潘一志任荔波县二区区员。任职间，县长韩知重贪污成性，盘剥人民。潘一志收集材料，发动在独山、贵阳读书的荔波学生联合倒韩。韩探悉内情后，欲加迫害。潘一志于8月被迫离职，亲赴独山专署告状。10月，韩知重被撤职。潘一志当时写下《感怀寄友人》的长诗，谴责政治腐败、人民遭殃的社会黑暗现实。回荔波后，他赴朝阳区初级小学任校长，开始了他创办“县立朝阳中心完小”，又一次从事民办教育的社会实践。经组织发动，乡绅捐款，潘一志带领学生拆三圣宫（龙王庙）建设新校。经数月努力，一座宽20米、进深30余米、两层连体的四合院教学楼，在樟江河畔拔地而起。四乡群众云集庆贺新校舍落成，并将子女带来入学。潘一志在朝阳完小4年，坚持开设劳作课，安排师生上山开荒植油桐千余株，欲待桐籽成熟，售以助学。他发动此事时题写铭言：“努力生产，植桐万株，加强建设，完成校舍。”扩大学校规模，是潘一志下一步的工作设想。经几年奋斗，当时朝阳完小无论办学规模还是教学质量，都堪称全县一流。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镇压工农群众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10月，国民党桂系军阀也派出军队，镇压东兰农民运动。东兰各路农军又退入中山、东山和西山瑶区。韦拔群指挥壮、瑶群众化整为零，避开敌军主力。同时将农军组成暗杀队，采取守险伏击战术，打击敌人。在西山，干长乡农军地雷队队长韦金义（瑶族）带领农军及瑶、壮群众筑石墙、埋地雷、栽竹签，用土枪、土炮与敌人激战。在东山，瑶族群众曾组织赤卫队一百五十多人，与敌人抗争。他们曾与都安县民团三百多人的武装在红水河岸的音地名圩作战，相持一个多月，连续五次交锋，打败了敌军。

西五排传统的瑶族绣花袋以黑布作底，中间绣一方形图案。关于这个图案的由来，在军寮、大坪等地也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瑶王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宝贝女儿。瑶王按照瑶家的传统习惯，出榜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招得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女婿。一年以后，可爱的小外孙也降生了，瑶王非常高兴。为了哄逗外孙，常常把装有瑶家大印的木匣拿给孩子玩。哪知女婿竟是垂涎瑶家山寨的莫家土司的儿子。他趁瑶王招婿之机骗取瑶王的信任，又乘机盗走了瑶王印，并带领莫家土司兵攻打瑶王。瑶王没了瑶王印，一时又调不来各寨瑶兵，结果被打败了。从此，为了不忘夺印之仇，为了使瑶王印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妇女们就在自己的衣服、绣花袋上绣上了瑶王的大印（实为蜘蛛图案）。因此，瑶王印的图案花纹也成为了西五排的主花纹，西五排的瑶族妇女把瑶王印的图案纹样（实为蜘蛛图案）叫做“担麦”。

在广西，组建乡村的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1929年春，广西省政府从党政训练所派黄云焕、蒙立强等人，分别进入桂平县横冲、平南县罗香开展“化瑶”工作。黄云焕到横冲后，与当地瑶族头人冯荣保拉上关系，入赘冯荣保家为女婿。1931年冬，黄云焕草拟开发桂平十八山计划，以其岳父冯荣保的名义报桂平县政府转呈广西省政府。不久，新桂系首领李宗仁亲自批准了这个计划，并由省政府拨步枪100支、银元1万元，给冯荣保作开化十八山之用。冯荣保利用这批枪支经费，组织起一支瑶民武装，把盘踞在十八山的土匪赶跑。随后，又带领一百多户瑶民，扶老携幼进入十八山。十八山的开发和变化，引起李宗仁的莫大兴趣。他决心进一步扶植冯荣保作为“以徭治徭”的样板，将冯荣保请到南宁，待之以上宾。当时，新桂系机关报——南宁《民国日报》则连篇累牍登载“徭王”、“驸马”、“公主”活动消息加以渲染。冯荣保受宠若惊，与李宗仁结拜兄弟，改名李荣保。1932年春，李荣保被任命为桂平县瑶区区长，黄云焕为区长助理。广西省政府还把十八山和紫荆山北部的横冲、良段以及原属象县瑶区的小横冲、红台、洛西、岭桂、黄铃、六庙一带盘瑶聚居地区统统划归李荣保管辖，并按当时省政府公布的《广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的规定，把这一带新划入瑶区的地方编为三个乡，即宣化乡、开化乡、归化乡，广西瑶族地区乡村组建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瑶老兼任地方官吏的，一般更能尊重民族习俗，倾向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甚至在重大问题上站在本民族立场上说话行事。民国时期象县东南乡乡长、大石牌头人蓝扶霄，平时办事公道，维护群众利益，其家庭清贫，不以权谋私。金秀大石牌头人陶进达1940年召开金瑶山石牌大会，他积极响应，不顾70岁高龄，带领骨干分子远赴大会，还在会上“料话”，表示服从大会决议，反对国民党军警进入大瑶山“开化”瑶民。如果国民党军警攻打金秀，六巷人一定出兵相助。蓝扶霄是大瑶山任职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大石牌头人。听了他这番话，群情为之激昂，促成了“金秀瑶乱”的爆发。

端节是怎么产生的？传说水族的远祖迁至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一带，便在此定居，后因地方太小，住不下这么多人，又分别散至周边居住，并决定三年后的水历年底来三洞拱登祖公住的地方团聚。三年后，当人们再次团聚时，有一队衣着古怪的人马拿着梭镖、弓箭、砍刀也来到三洞，并声称这一带是他们祖先开发的，强迫水族全部搬走。经过一番拼斗，入侵者落荒而逃。一天夜里，一个仙人托梦告诉拱登，称入侵者会在第二天放瘟疫毒害他们。于是，拱登便带领大家上坡躲避，可是上山后，小孩哭闹不止，马也狂躁不安，于是拱登叫大家拉马比赛，待太阳下山后才回家，发现留在家里的猪牛鸡鸭果真全都被毒死了，于是大家摆酒庆贺免于瘟疫。此后，水族每逢水历年底都来庆贺，称作“借端”。过了若干年，大家都感到每次过端都需走几天，太疲惫，于是大家商议以远祖安葬的亥日为端节，轮流过端。古时分为9批，现在分为7批：第一批过端节的为都匀市奉合、阳和、基场乡地区；第二批过端节的为三都水族自治县拉佑、水东地区；第三批过端节的为三都水族自治县恒丰、中和、廷牌，独山县、榕江县、丹寨县、雷山县等地区；第四批过端节的为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州乡、榕江县等地区；第五批过端节的为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都江地区，榕江县、从江县等地区；第六批过端节的为三都水族自治县牛场乡地区；第七批过端节的为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地区。端节批次顺序不能颠倒混乱，具有严格的民族约束力。其他各地过端者，按各自传统时序分别于上述各亥日过节，如都江区坝街的水族与中和区中和乡同在第四个亥日过端，因为坝街的水族是从中和乡迁去的，住地虽然变了，但过节时间却仍旧保持了下来。

1946年春，中共广东区委所属抗日部队南路老一团转移到防城县后，在滩散、六市的丛林中遭敌伏击，二营陷于险境。危急关头，六市瑶族群众在头领盘志南的带领下，拿起自制的土炮前来支援，从敌人背后进攻，二营乘机反击突出重围。战斗结束后，瑶族群众还协助部队寻找失散的战士，使他们很快归队。1947年2月，防城县东山游击队受敌“围剿”，当地瑶族青年兄弟俩不顾危险，带领游击队从崎岖小路突围。瑶族群众还不避艰险，抢救游击队伤病员。游击队女战士郑翠兰因伤口感染恶化，不能走动，瑶民李晚歌将她收养在家中，每天上山采药，悉心照顾。一次，敌人突然进山“围剿”，在来不及转移的情况下，李晚歌赶紧帮她穿上瑶族服装，装作自己的哑女，瞒过了敌人的搜查。

浔江上峡口有条大藤横卧江上，成为当地百姓过往的桥，故名大藤峡。峡口住有许多瑶家，瑶家有个强桿男子名叫侯大苟，好打抱不平，助人为乐。他借助盘王传给的能升降大藤的“法术”，带领穷人阻拦大商家的货船，把那些不义之财分给穷人。从此，大藤峡使地方官吏、绅士和富商胆战心惊。朝廷几次派兵征讨，均未得逞，后来又派都督韩雍带兵十六万来围剿，侯大苟率起义军依仗天险，与官兵周旋。一次，官兵攻山扑空退回，攀着大藤过江，侯大苟念了“法术”，大藤忽然下沉，官兵纷纷落水，喂了浔江鱼，未能过江的官兵也被起义军打得一败涂地。韩雍恼羞成怒，派人夜砍大藤，但砍钝了所有刀斧，大藤都没有被砍断，后来派出探子暗中打听，起义军中有人泄了秘，最后被锯断了，并给这地方改名“断藤峡”。浔江上有很多石鸡、石狗、石锣和石鼓，当皇朝官兵逆江而上要攻打侯大苟时，江边的石鸡石狗石锣石鼓突然鸣叫起来，震耳欲聋，帮助侯大苟起义军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

有些学者认为“科尔沁”是在15世纪上世纪以后开始变成了哈布图哈撒尔归属部落的统一名称。自16世纪始，他们陆续从呼伦贝尔阔达至额尔古纳、奥努恩河，其中一支由贵蒙克搭斯哈拉的带领下开阔嫩江沃野草原，声称“嫩科尔沁”。从呼伦贝尔往西迁，寓居于西拉木伦河北部的叫“阿鲁科尔沁”。至清朝初期，科尔沁左翼七旗的四子、乌拉特、茂明安为防止哈拉哈南攻，搬迁于今河套北部草原及乌兰察布草原上，形成了另一个部落。

卯节的来历，水族有这样古老的传说。九阡地区水族的远祖拱恒公带领子孙们在这片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但有一年宁静美满的田园生活被打破，祸从天降，大批蝗虫把他们的庄稼吃光了。人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拱恒公在夜间遇见六鸭道人，六鸭道人传授他灭虫灾之法。第二天他连忙吩咐子孙们打扫屋宇收集灰尘撒到稻田里，结果蝗虫成片死掉，庄稼又长出了新芽。为表示对六鸭道人敬仰和感激之情，人们决定在每年农历辛卯这天都要备办酒肉祭祀他，以后就逐渐演变成卯节了。

同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准备上任的警备区署署长潘耀武乘瑶民过中元节之机，带领武装部队分两路偷袭金秀村，但在金秀附近遭瑶民火力抵抗。潘遂电平乐专区民团增援。数日后，平乐民团指挥官蒋铁民与蒙山县副县长张天才分别带领民团团丁数百人配合潘强攻金秀。瑶民力量不支。为避免更大牺牲，被迫同意国民党进入。金秀警备区署由此进驻金秀。但是，金秀河下游的田村一带瑶民仍坚持抵抗，不肯屈服。他们以鸟枪为武器，关门闭寨，在田村奋力抵抗，打死团丁八人，其中民团团长一名。但最后因力量弱而失败。田村遭到了血洗，瑶民十人被杀，财物被抢，许多妇女被强奸，房屋全部被烧毁。

1885年，白裤瑶民与壮族莫姓土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土官莫让业亲带土兵，前往围剿。黎水保率众瑶民奋起抵抗，最后打败了土官兵，取得了胜利。次年元月，黎水保正式揭竿起义。黎水保自立为瑶王，并以潘老台、韦六二人为大将。南丹土官侦知此事后，急报府官并转桂林督抚。桂林督抚特派邬正章统领1000余名绿营兵前往镇压。邬正章以金钱和爵位为诱饵，收买了黎手下大将潘老台、韦六，潘、韦二人叛变，与邬里应外合，造谣惑众，动摇军心，趁黎水保十一月十五日大办生日酒宴之机，密告邬进攻黎水保。黎水保带领数十人仓促应战，杀死官兵数十人，最后因寡不敌众失败。黎水保也被潘、韦灌醉擒拿，移交官兵，并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遇害。

在批判和清理“左”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彻底平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并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清理。对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一律摘帽，给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恢复名誉，对含冤去世的上层人士家属给予抚恤。例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从1979年开始，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按照“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进行全面复查。1958年所划的50名“右派分子”属全部错划，给予全部改正，恢复名誉，安排工作；对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错捕、错划、错处分的案件，均按政策予以纠正和平反。又如，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从1979年起，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甄别，使错划的38名“右派分子”和24名“中右分子”得到改正，恢复名誉；公开平反“文化大革命”的38件错案；平反纠正历史旧案76件。对于影响特别大的瑶山“4•15”事件，中共红河州委、河口瑶族自治县县委于1978年10月，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案进行了调查。1979年1月20日，中共红河州委向中共云南省委上报《关于对河口瑶山“4•15”错案的平反报告》。该报告认为：尽管李国恩、李梦庄两人犯有政治错误，但把群众上山定为“反革命暴乱”是错误的，应予以公开平反。又根据过去的一个线索，定了一个所谓“越法党”特务组织，经复查，是不存在的。“越法党”特务组织的结论应予以撤销。李国恩、李梦庄两人犯有政治错误，但构不成反革命分子，属于错杀，应予以平反，其家属应予以抚恤。关押的人应予以释放，恢复名誉；被判监外执行由群众监督改造的，应当众宣布撤销；伤残人员，应按省委有关文件办理；没收的火药枪和财物，尚未退赔的，一律退赔，原物找不到的，作价赔偿。1979年2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对瑶山事件平反的通知》，同意中共红河州委《关于对河口瑶山“4•15”错案的平反报告》。2月19日，中共红河州委发出《关于对河口县瑶山“4•15”错案的平反的通知》，宣布瑶山事件主要是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破坏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一个错案，下面是没有责任的。通知要求通过这一事件的平反，要组织各级党委、干部群众，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落实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民族团结，把瑶山地区的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为了认真做好平反善后工作，中共红河州委又组织14人的工作组，由州委副书记李宗孔带领到瑶族山区帮助落实平反政策。经过一个多月认真细致的工作，凡事件涉及的人，全部落实了政策，共发放落实政策经费3万余元。

在剿匪中，部队还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双管齐进，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部队进山后，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宽大缴枪的土匪”、“投降自新，回家过新生活”等50多万张标语贴满要道、山口，以分化瓦解匪群，使不少土匪携枪投降，包括大匪首、坏瑶头、七县民团总司令李荣保也下山投降。许多匪属上山规劝参匪丈夫、儿子、亲友投降自新。有的土匪投降后还自告奋勇带领部队前往捉拿匪首。在瑶山会剿中，有10033名土匪在政治攻势下自动放下武器，下山投降。

1948年1月，广东连县东陂、星子两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二百多人的东陂人民抗征队首先拉上了三水瑶山。不久，星子人民抗征队也进入了天光山瑶区。同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粤桂湘边部队连江支队在冯光司令员、周明政委率领下，从广宁挺进连阳，进入东陂的黄洞山、三水瑶区开展活动。部队认真贯彻民族政策，在瑶族上层中开展统战工作。部队领导冯光、周明以及地下党东陂区领导人肖怀义先后与瑶族首领郑进发、程贤才、赵土金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部队得到了瑶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战斗中瑶族群众为部队提供粮饷、军需物品，抢救和护理伤病员。一些瑶寨成立了带路组、送饭组、担架组、运输组。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瑶族头人郑进发、赵土金还曾建立了简陋的战地医疗站，用草药土方医治伤员。此外，当地瑶民还积极踊跃参军参战。连南、阳山成立了瑶族民兵武装，连县成立了瑶民武工队。乳源、翁源、乐昌、始兴的瑶族人民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9年9月，韶关解放前夕，国民党粤北专员带领一个营七百多人逃至乳源瑶山躲避，所到之处抢掠财物，杀牛宰猪，瑶胞非常气愤。当其进入计竹园时，被瑶民八十余人用步枪、粉枪及其他利器所伏击，狼狈逃窜。

布努瑶民间还传说，涿鹿大战羌炎（炎帝）失败后，并不甘心，又进行反扑，攻打住于阪泉的九兄弟。结果，阿胜（蚩尤）战死，九兄弟部众溃败。阿胜死不瞑目，显灵报复，不时变虎龙骚扰羌炎禽畜，乃至吞食羌炎人家的独子，搅得鸡犬不宁。羌炎无计可施，只好答应在阿胜战死之地“灵干阪泉”建立庙宇，供奉其灵魂，显灵报复才止息。这则传说讲炎帝在阪泉复战，蚩尤被杀，与史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杀蚩尤有所不同。可能系炎帝联合黄帝史事的误传。但在灵干阪泉立庙祀蚩尤，则与上文解州有盐池阪泉及安邑有蚩尤庙相符。据蒙桂芳调査，大化瑶族自治县瑶族传说阿胜战死后罗告、奉玉、阿约等兄弟带领余部退到金陵、却黎、莱山（或称梁山）。在莱山曾抵抗黄、炎二帝的追杀，奉玉阵亡。余部后经化嗄达（渡四条江）、须弥梁、定干兰肃、兰湖西县、离堆等地，在离堆渡江南下。这部分传说可与蚩尤战败后九黎大部南迁的史事相印证，但经历的地名在何处有待考证。

圣经中总是强调说耶和华是亚伯拉罕及其直系子孙的上帝。甚至亚伯拉罕的仆人也并不直接把耶和华认作是自己的上帝，而只是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也把自己说成是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上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之孙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二帝，也是以撒（雅各之父）的上帝”。雅各的岳父拉班是亚伯拉罕同胞兄弟拿鹤的孙子，本来都是希伯来民族，而且血缘关系很近。可是在拉班眼里，耶和华似乎并不是他这个家族的上帝，而是雅各家族的上帝。拉班对雅各说：“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雅各见其岳父拉班对他态度不好，便对其妻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上帝向来与我同在。”。耶和华指示雅各离开拉班回到雅各原来所住的地方伯特利：“凡拉班向你所作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上帝。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罢。”。拉班家族当时至少是同时崇拜其他的神，并敬拜他们的偶像的。因为当雅各携其妻利亚•拉结（拉班之女）逃离亚兰（拉班所在之地）时，拉结曾偷走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拉班带领人马追了七天。上帝在梦中启示拉班不要危害雅各，但拉班却是这样对雅各说的：“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上帝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就是说，拉班也把耶和华当作雅各家族的上帝。他怕上帝的报复，不敢加害雅各，但执意要搜回被拉结偷走的神像，这神像显然比耶和华更受到拉班家族的崇拜。圣经中的这些记载，似乎可以说明，耶和华在亚伯拉罕氏族世系之外并没有受到同等的信仰和崇拜，它们可能各有自己的保护神。甚至直到摩西时代，以色列民族的各个分支，尚各自信奉自己的保护神，而且也不否认上帝之外尚有其他神灵的存在。根据圣经所载，大体上可以断定，亚伯拉罕时代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决非一神教，而是多神宗教，只不过更为强调对本部落保护神耶和华的信仰而已。亚伯拉罕既出生于两河流域，流浪于迦南、埃及诸地，就不能不接受流行于当时当地的多神崇拜。圣经上不断提到迦南本地人民信奉的“埃尔”和“巴力”。这是古代迦南和叙利亚一带部落民崇拜的主要神灵。亚伯拉罕部落来到迦南之后显然也接受了当地的神灵。亚伯拉罕长子以实玛利，词意是“愿埃尔神闻其声”；耶和华赐名雅各为以色列，其词意可能是“埃尔神的战士”。亚伯拉罕在迦南的居留地伯特利，意为“埃尔神之屋”。《圣经•创世纪》多次提到的“全能的神”，希伯来原文也是“埃尔”，读作Elshaddai。雅各家族既信耶和华，也信“外邦神”。《创世纪》第35章第1—4节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却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这说明，他们当时除了信仰和崇拜耶和华之外，还信仰和崇拜外邦神；而耶和华作为上帝是与“外邦神”相对而言的，因而实质上只是雅各所属部落的保护神。对于“外邦”而言，耶和华也是“外邦神”。

我们对于汉唐之间中国丝绸文物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始于十多年前。2006-2007年间，我的博士生导师赵丰先生带领东华大学的师生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墓葬和遗址发掘的丝织品做了详细的调查和整理，并进行了丝绸之路出土古代服饰艺术的复原研究。2006-2014年间我们对散落在海内外的敦煌丝织品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的敦煌丝绸，并出版了四卷本《敦煌丝绸艺术全集》。可以说，课题组对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上汉唐时期的纺织品已经做过不少调研、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外，2014年年末至2015年年初，我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徐铮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走访了集中收藏中国古代丝绸文物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博物馆，并对其所藏丝绸进行了实物分析。2015年7月，我们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对丝绸之路沿线的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境内的石窟、寺庙、古城遗址和文物收藏机构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对出土的丝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战国—秦汉时期丝织物图案非常相似，故本书也收录了部分战国时期的丝绸图案。由于出土实物大多残损严重，我们选取了250件相对完好的文物进行了图案和色彩复原，并选取其中的150件结集出版。

郑氏政权废除了荷兰殖民时代的“王田”，建立了“官田”、“私田”、“营盘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封建生产关系在全岛范围内普遍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颁布垦田条例，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政策，令部队开赴各地，“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一）。台湾荒原，巨蟒出没，瘴疠流行，草根深达数尺，郑军广大将士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流血流汗，同大自然顽强搏斗，开垦出片片良田。至今，在台湾省彰化县的秀水乡有个村庄叫“陕西村”，当地居民200多人都属陕西籍,据说是300多年前，郑成功率师东渡光复台湾时，他的部下有个陕西籍的武将名叫马信，奉命带领陕西战士到此地从事屯垦，形成村落，世代繁衍，为表达他们对大陆故乡的怀念，遂将村名唤做“陕西村”。

澄江等地彝族以松树为始祖，认为他们与松树有血缘关系。当地彝族多有一片神圣而称为“民址”的山林，里面长着高大的青松、栎树。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村中长老率12岁以上的男子举行大祭，向“松树”祈福。祭者须抓一松、栎树小枝，插在大松树脚下。“民址”附近的松树、栎树，严禁损坏或砍伐，若是犯禁，虽属扯一小松枝，也要惩罚。解放初，弥勒巡检司核桃寨村王、师、普、赵等彝族姓氏以麻栗树为“族”的图腾，与龙树的栎为一体，于每年正月十六日进行祭奠。昆明西山区核桃箐的彝民也有祭松树的习俗，祭场在该村祭祀台背后，那里长着一棵十余米高、两人才能合抱的大青树，村中彝民每当家人生病或遇不祥，即带香烛酒饭前来献祭。届时于松树脚插上三杈松枝一根，供上饭菜，点香磕头，祭毕，倒一碗桨水饭于树脚。富民县麻地乡彝族密且人，每一姓都认定一株青㭎栗、大黄栎、杉罗树、白牛筋树或大青树作为本族的族树。族树为该家族的象征及保护神，他们认为族树的粗壮成长，象征着本族的人丁兴旺，反之就象征本族的衰亡。人们像维护家族利益那样保护族树，如严禁砍伐，严禁攀爬，用石头围砌树根，用树枝、荆条、篱笆等围扎，防止猪、牛家畜伤害树根、树干。同一族树的人严禁通婚,一个家族分支，族树也分支。祭族树是全族最大的盛会，一年一祭，祭祀时间一般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或八月十五日。届时，杀猪宰羊、焚香祭酒，在族长的带领下向族树跪拜。丁文江《爨文丛刻》第八章说：“青青一怪树，生于东山阳，头顶齐天界，根扎地已深，圣树看得清，望后心中喜。”所指即是类似的树木崇拜。

1954年8月，天津美术社初创时，在一无社址、二少资金、三缺人员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在短短的四年中，由单一出版年画发展为综合性美术出版社，等干白手起家。50年后的今天，回想他在那样的条件下，竟敢于接受这艰巨的任务，可以说既有胆识，又有魄力。在1958年郭钧接任社长时，天津美术社在经营上，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给他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在那初创的四年中，张映雪带领全社职工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的垦荒工作：先后调赵泮滨任编辑部主任，傅涌泉任经理、陈怀平任副社长，邵华任办公室主任，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调来一批编创干部，将他负责的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合并于天津人美社，给出版社又增加了一批骨干力量。他支持编辑部约请上海月份牌画家为天津美术社创作群众欢迎的年画；支持编辑部大量收购历史上难见的物美价廉的近现代国画原作；支持出版天津当地画家刘奎龄、陈少梅、刘子久等人的作品。在机构上，扩大吸收专业出版年画的联合画社和专业出版连环画的中联书店，完成了天津市改造私营出版业的任务。1958年郭钧调来社后，他继续支持将荣宝斋划归天津美术社领导，并建立了杨柳青画店；支持天津美术社成立杨柳青年画编辑组，使杨柳青年画走上创新的道路；支持天津美术社建立美术印刷厂，以提髙印刷质量、缩短出版周期等等。他除关心、协助天津人美社的出版工作外，对开展、提高天津乡土文化艺术，也有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建立天津艺术博物馆、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等。

爅支十七世宗景桂于20世纪初创办利和永画店，经营至1945年结束。利和永画店营业时间虽短，但发展速度很快。画店一直保持纯粹的家庭作坊形式，由宗景桂带领3个儿子瑞茂、瑞兴、瑞集一起印画，从未雇佣印工。每年，从农历十月开始印，直到腊月底方才停印，所印年画主要是灶马、窗旁、窗顶、桌围等品类，最盛时一年能印90令纸（1令合500张）的货。每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向外批发售货，主要销往莱阳、海阳、栖霞、文登、荣城等地，此外还销往平度本地的灵山、大山、梁子等周边地区。为进一步拓展销路，宗景桂曾在胜利路开设一画店售卖年画。每至年底，客商成群结队，或挑着担子，或推着小车，前来取货，每人每次至少批发30刀（1刀合100张）年画，远道而来的客商则更多。由于客商数量多，年画需求量大，而且客流又相对集中，画店很难立即满足顾客要求，经常出现排队等货现象，因此画店在年画作坊顶梁铺设木板，设置成吊铺，供路远的客商暂住。

天成老店是朱仙镇著名的年画商号，大约创办干清道光年间。当时，朱仙镇小尹口村人尹清元到山西临汾一带谋生，看到当地年画作坊生意十分兴旺，回朱仙镇后和其子尹德成在朱仙镇估衣街创建天成门神老店。到光绪年间，朱仙镇赵庄村人张勤，镇内人曹润德等入店学徒。天成门神老店作坊用工近百人，生意十分兴隆。当时作坊有几处院落，是镇内规模最大的年画作坊之一。徒弟张勤、曹润德出师后，尹清元父子二人鼓励两徒独立开店。尹清元给张勤店起名“天成德”。当时，因曹润德无开店资本，尹德成说合镇内他人入股出资，与曹共同开设年画作坊，故取店名“二合永”。为扩大生意，民国初年，尹德成带领儿子尹杰文、尹杰周迁往开封北书店街十字路口路东经营。当时设在东大街路南和花井街作坊两处，店内工匠多来自开封附近的封丘、杞县、太康等地。在开封经营不久，父子二人生意十分兴隆。抗日战争胜利后，尹杰周之子尹辅礼继承父业，成为少掌柜，又发展了石印印刷技术，使天成老店的经营更加红火。尹杰周带领徒弟刘本成等人又回到朱仙镇西大街经营。不久，天成老店在朱仙镇生意进一步发展，并新创字号天盛德。100多年来，天成老店雕刻印刷木版年画“燃灯道人”、“五子登科”、“和合二仙”、“藕塘关”、“对大斧”、“木阳城”、“翠云楼”、“天仙送子”等多达200余种。民国初年，著名版画家刘岘赠送鲁迅先生的木版年画，不少都出自天成老店。

关于苗族刺绣还有个故事，相传在很古的时候，苗家人的寨子在东方，在一片水汪汪的大河边。开始时苗家人没有现在的衣裳穿，只拿树叶来掩体避寒。很多年之后，在一个叫尤公（蚩尤）的头领的带领下，苗族人民才种起了棉花，纺了纱，织了布，先制出围腰以后制成裙、裤子、衣服、鞋，但也不好看。有一天，一个名叫榜往尤的苗家姑娘和男友牛里九来到村边的大枫树下游方。阿榜姑娘看到周围有各种各样漂亮的花草蝶虫，天生爱美的她就想：要是能让我们的衣服也变得像那些翠鸟和五颜六色的花朵、蝴蝶一样漂亮该多好啊！于是她把这个想法对阿牛哥讲了。还故意撒娇说：你若不赶紧想出好办法让我早日穿上漂亮的衣裳，那我俩就不能成亲。这一下可急坏了身强力壮的阿牛，他冥思苦想了8天，才想出用一些能变色的树叶、果实和黄土、黑土把棉线染上颜色。心灵手巧的阿榜姑娘发动姐妹们一齐动手，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线在几天内绣出了美丽的围腰、裙子、衣服来，自己也终于穿上这些漂亮的新衣和阿牛成亲了。整个苗寨都沸腾了，男女老少都以万分喜悦的心情来庆贺。从此，经过苗族妇女们世代相传，同时，不断改进，才有了今天这样漂亮的服饰绣品。

传说古代在黔东苗族聚居区，有一位苗族女首领名叫兰娟，她在带领苗族同胞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就用彩线记事的方法在衣服上刺绣符号。离开黄河时，她在自己的左衣袖口绣上一条黄线；渡过长江时，在右衣袖口绣上一条蓝线；过洞庭时，在胸口绣上一个湖状图案。就这样，每跨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她都用彩线绣上一个符号。越往南，过的河、翻的山越多，她记的符号也就越多，密密麻麻地从衣领、袖口一直绣到裤脚口。最后，他们在武陵山区定居下来，这位苗族女首领按照她衣服上所记的符号，重新用各种彩线精心地刺绣出各种美丽的图案，缝制成一套十分漂亮的服装，记载着部落的迁徙史，作为女儿的嫁妆。从此，苗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去请兰娟首领教绣嫁衣，并把此衣叫做“兰娟衣”。虽然这个故事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兰娟衣”至今在黔东苗族聚居区仍十分流行，那里的苗族姑娘现在仍然喜欢穿自己绣制的在肩背、胸前、袖口和裤脚都有滚边绣花的“兰娟衣”。由于苗族种类很多，服饰又彼此不同，刺绣当然也是十分丰富美丽，仅刺绣这一块，由于苗族刺绣使用不同的刺绣技法和针法，可以形成不同的构图风格、不同的图案纹样、不同的造型特征、不同的配色技巧。借助构图风格、图案的搭配、造型特征、色彩的运用，达到视觉上的多维空间，形成多视角的图案，从而达到“侧看成岭近成峰”的立体与平面统一的视觉效果。

思念祖德，崇拜祖先。对于历史上曾经饱受诸多苦难曲折的土家人而言，崇拜祖先超过了信奉任何神灵。土家人将历史上有功于民族的祖先称“帕铺帕帕”（祖先神），“帕铺帕帕”在土家人的心目中，除天地之外，其他任何诸神也不可能与祖先神相比。其信奉程度已达到祖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自为”境界。传说中的“七天大水”毁灭了人类世界，是“补所”和“雍妮”兄妹成亲而得以延续了人类，土家人为纪念再造人类的祖先，把兄妹俩敬奉为红脸傩公和白脸傩母。土家族认为“八部大王”、“向王天子”等是自己的远古祖先，“八部”有远古的八个部落之说，“八部大王”和“向老官人”都是古代部落的酋长。是他们带领土家先民抗击外来的侵扰，抵御灾害袭击，开发了酉水流域和清江流域的文明，其功勋卓著，名垂青史。因此，后人广修庙宇，将其当作族神而千秋祭祀。位于酉水中游的首八峒八部大王庙有对联云：“勋犹垂简篇驰封八部，林爽式斯土血食千秋”。而清江流域也有“向天王吹牛角，吹出一条清江河”之说。反映在土家织锦中的“台台花”、“蛇花”、“太阳花”、“阳雀花”等都从不同的侧面，隐喻着土家族源和祖先的崇拜。

水书的抢救工作，已经引起省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副省长吴嘉甫在2003年10月的省文史馆会上明确表示对水书抢救T.作的支持，同时还带领省民委主任唐世礼和黔南州政府领导专程下到三都、荔波进行调研与指导，决心借鉴丽江以东巴文作为文化支撑点的经验，推动贵州南线旅游的开发。

相连街生于20世纪30年代，他曾讲述了五代人的版画作坊史：“老老爷爷相开宗是清代的秀才，他经营作坊有方；老爷爷相玉和继承下来，大约在1870年，他租用铁塔寺的后大厅，带领四十多人在那里赶印神码门神，整个大厅内纸画挂得满满的，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版画作坊相当繁荣。”

在禄丰县中村乡流传的火图案民间故事，讲述了仙界的斯热阿比和人间的阿提拉八两个大力士比拼力气，阿提拉八在比拼力气中赢了斯热阿比，这场比赛让天上的神仙不开心，于是神仙派出了许多的虫子去吃庄稼，阿提拉八就带领民众把松枝扎成一捆捆火把，在旧历六月二十四的夜晚，领着全村的人去田野烧赶害虫，庄稼得到了保护，天菩萨气不过，便更改了阿提拉八的阳寿，使得阿提拉八二十岁就去世了；在双柏县大麦地镇流传的火图案民间故事，讲述了有个姑娘与小伙阿龙相爱了，附近有个土官老爷威胁姑娘嫁给自己，姑娘无奈，答应在六月二十四嫁人，那天烧起一大堆火，姑娘纵身跳入火堆中，以死殉情，得到了解脱，后人就把她的死去的日子作为纪念她的日子，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楚雄市紫溪镇流传的火图案民间故事，讲述了神仙阿番与大力士比试摔跤，结果大力士惨败，阿番也因为在比试过程中收了伤倒在地上长眠过去，彝族民众为了缅怀阿番的英勇精神，都会举行一些燃烧火把、摔跤等活动；在大姚县六苴镇流传的火图案民间故事，讲述了全部的奴隶被奴隶主关在了家中的牛圈里，奴隶阿真不能忍受奴隶主的压迫，就召集了一些有心反抗的年轻奴隶，他们在牛角上绑上火把，在牛尾巴上绑上鞭炮，牛受到惊吓冲向了奴隶主居住的院子里，致使院子着火，奴隶主也在大火中丧生，阿真和剩下的奴隶们获得了自由，后人为了纪念阿真等人，通过点燃火把，围绕火把跳舞的活动敢于表达对于阿真等人的英勇精神。

如今，刘秀花除了每日躬身操劳于绣架之前，为了使京绣技艺能够后继有人，传习长久，她还免费开办了京绣培训班，义务教徒，免费传艺。多年来，刘秀花一直致力于京绣传承，她带领自己的百余名徒弟正式成立了北京云龙京绣艺术中心，以工作室的形式收徒传艺。目前，刘秀花的弟子主要有王争、李丽、韦燕丽、尹丽琴等，学员中有男有女，其中不乏拥有硕士学位等高学历的京绣传承人。她广泛参加社会活动，致力于扩大点绣的社会影响力，并弘扬京绣艺术。

羌族的成年礼极为隆重，该仪式只为羌族青年男子举行，在以前女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的。礼仪举行的时间一般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仪式当天，所有年满16周岁的男青年会身着盛装在约定的场地前集合，一场隆重神圣的成年仪式就要开始了。释比头戴猴头帽，身穿法衣，手握法器，面对石塔，先对天神进行祭祀，再对火神、树神、山神、祖先神等诸神一一祭祀，接着将一只红公鸡宰杀并把鸡血淋在空地的石塔及塔上压的烧纸上，希望神灵保佑男青年们茁壮成长。之后，释比会一边念咒，一边带领男青年们绕石塔游走3圈，然后给每一名男青年发放--条白色的公羊毛线，并用手指把陈猪油抹在他们的前额上，祈祷天神保佑，至此就宣布成人了。

茂县黑虎羌寨距县城16公里，这一区域的服饰与刺绣受历史典故影响最深。整个寨子坐落于黑虎河畔高山之巅，建在一块鹰嘴山形山脊上，古时因战乱频繁，当地羌民便用石头和泥土砌成高大的碉楼，易守难攻，用于防御其他部族的进攻。也因为战争，寨民逐渐形成崇尚武力、崇拜英雄的习俗。在历代的战乱中，黑虎羌寨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清代的黑虎将军。他带领全寨人打败了外来入侵者，用鲜血捍卫了羌人的领土和尊严，赢得了黑虎羌人世世代代的尊重和怀念。黑虎羌人为表示对英雄的怀念和崇敬，逐渐形成了全寨妇女头戴“万年孝”孝帕的习俗。此帕作为一种特殊的祭祀道具缅怀英雄人物，据说要戴万年，所以称其为“万年孝”。其以白布制成，布帕呈素白色，头帕高立于脑后，帕位偏左，帕后垂两节白布条，整体造型似虎头状，表现出这一区域妇女刚烈的一面。缘于这个习俗，这一地区的羌族服饰较为朴素，纯白的头帕，天蓝的长衫，黑色的褂子，手工编织的羊毛腰带，艳丽的羌绣主要体现在绣花鞋上。她们将田间地头的植物花卉用五彩色线装饰于鞋面上，借助对自然物象的精神化比拟，实现对自我情感的寄托与传达。这里盛产胡豆，因而胡豆花是流行于黑虎地区典型的羌绣花卉图案。鞋面上花卉图案五彩斑斓的色彩像翻飞的蝴蝶在鞋尖飞舞，给朴素的服饰增加了夺人眼目的亮点。正因真与趣的结合、情与礼的统一，使黑虎羌绣呈现出特有的生命价值与人文精神。

唐僧取经途经陷空山，被白鼠精摄入无底洞逼婚。孙悟空入洞发现有供奉李靖和哪吒之牌位，才知妖精乃李靖之恩女。悟空到天庭告状，李靖无奈，带领天兵天将将妖精拿获。故事见《西游记》。

羌语称作“克西叽·忽苏得（忍）”，又叫铠甲舞，是一种古老的祭礼性舞蹈。舞者人数不定，身穿生牛皮制作的铠甲，头戴插野鸡翎和麦秆的头盔或毡帽，腰束红布腰带，手执长矛、长剑、短刀或尖刀，身背弓箭。数人中有一两支猎枪，队形成单行呈长蛇阵。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擂起大鼓，吹响牛角，发出“嗬哈！嗬哈!”的吆喝声。舞蹈开始时先跳圈，然后排成两阵。长弩飞舞，肩上的铜铃伴着舞者有节奏的呐喊和武器的碰撞声，铿锵有力。跳盔甲舞的歌词内容为或诉说羌人祖先的业绩，或叙述与其他部族的战争历史。

人们着盛装，带着必备的祭祀物品，在寨首的带领下，将携带的杉树枝、柏香枝、五谷杂粮等拋进祭山火坑里或冒烟的柴堆里，以示酬神还愿、祈求吉祥。此时，释比身着法衣持法器领队，带领其他人逐步进入祭祀场地，人们都要从柏枝跨过，解净污秽，迎接诸神。随后进行祭山还愿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释比诵唱经典，与此同时，释比把用五色彩条布做成的彩球挂在祭山神羊的角上。刮斯木在释比念经后，到山林砍2根碗口粗细的杉树，剥皮后留下顶端9个枝榧，枝桠上挂各色小彩旗，杉树杆上缠绕着五色的彩纸，栽立在神树林的空地上，意思是已请有关的9尊神保平安、丰收。而后杀鸡宰羊，把羊血染在白石尖，将羊头放在白石塔侧，再将羊和鸡煮熟大家分而食之。之后鸣炮三声，寨首给诸神叩头后开启酒坛，释比唱诵开坛经。之后大家自由组合席地而坐，边吃边喝，边唱酒歌边跳莎朗。

在瓦尔俄足的节庆中，凡本寨妇女，不分老幼，皆着鲜艳服饰、佩银饰前往参加，节日气氛非常浓郁。瓦尔俄足的活动程序主要有，前夜寨中妇女围聚在火塘边制作祭祀女神的“太阳馍馍”、“月亮馍馍”、“山形馍馍”（娘舅陪同）；娘舅开坛、祝词；制作摆供品。第二天，前往女神梁子祭拜女神，也由娘舅带领；举行敬献、祭杀山羊等仪式；娘舅唱经、酬神、祈神；领歌引舞；寨中有威望的老妈妈讲述歌舞女神莎朗姐的故事，让人们明确爱情、生育、家务等传统；男人们在旁烹饪、伺候；传颂歌舞。

羌族女性头部的装饰性较强，大部分仍以头部缠数尺长的黑布或白布头帕为主，仅有大小、包法不一的差别。黑虎寨的妇女头饰尤为特殊，以白布帕包头，两帕头高髙立于脑后。相传，古时黑虎羌寨一带的羌民受到外族攻击，首领黑虎将军英勇善战，带领当地羌民，打败了攻击者，自己却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全寨无论男女老少头部均包裹白色头帕，为其悼念。直至今日，妇女们仍包裹白色头帕，称其为“万年孝”。

击鼓、舞蹈、演唱是释比做法事的基本形式。羊皮鼓舞是祭祀和法事的主要活动之一，分为独舞、对舞、集体舞。独舞由释比一人跳，其动作灵活多变，主要是在请神祈福、祛病消灾、招财进宝和修建房屋的法事中。独舞和集体舞主要用于节庆和婚丧活动中。像羌族的祭山大典、牛王会、瓦尔俄足、羌历年、春耕前和秋收后等祭祀活动，释比都要带领寨民跳羊皮鼓舞。跳舞的人数没有限制，视情况而定，大多数情况为20人。由一名有威望的释比头戴插着野鸡翎羽和彩色纸条的金丝猴皮帽，持神杖和盘铃，念咒语、挥法器为先，其他村民紧随其后，一手持单面羊皮鼓把手，一手挥鼓槌敲击起舞，走一些简单的队形。整个舞蹈鼓声和铃声相交，动作敏捷、矫健、激烈，节奏明快，烘托出一种严肃紧张而又热烈的气氛。以鼓伴唱时，鼓点以比较单一的节奏循环往复，舞蹈少，动作小；以鼓伴舞时，鼓点节奏沉稳热烈，丰富多变。

春节是欧美瑶族传统大节。节日期间，各家各户亲人团聚，共进团圆餐。社区内，在社区组织头人带领下，互相拜年，举行迎春联欢活动，在头人家聚餐，祝贺新年。年初一至初三，要举行祭祖活动，请师公喃诵经文，青年人跳祭祖舞蹈，称为“在翁”。

第一天白天，茂县县城里举行羌历年庆祝活动，合兴坝主要是为羌历年活动做准备。直到傍晚时分，各级官员及嘉宾纷纷赶到了合兴坝，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来自不同村寨的村民各聚一处，在远道而来的嘉宾面前进行表演：曲谷的两位老人演奏古老的羌笛，松坪沟的妇女进行原生态多声部合唱。入夜之后点燃篝火，村中凡是穿上了民族服装的村民都可以来参加跳锅庄，而其他人则必须退到省文化厅摄制组的镜头之外。带领村民跳锅庄的有三人：县文化馆的前馆长、曲谷的退休教师王ZP（男，60岁左右），黑虎寨的“释比”余YC（男，60岁左右）。三人所跳的锅庄舞，节奏明朗、花样繁多、动作幅度大，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而村民基本都不会，只能跟着转圈、大致做一些动作。在跳舞的过程中，村民也随着领舞的人高唱羌歌，发音略同“么遇米咯”，王ZP解释这是“过年很快乐”的意思。

在羌族的丧事礼仪中，老人去世，孝子要派专人到母舅家报丧。母舅家来吊丧，孝子要到大门外迎接，跪在门外道路两旁。这时，由专人端着木盘，内放酒肉为众母舅洗尘；负责接待的“支客司”带领众孝子唱《迎舅歌》，在场的其他人则随声帮腔。孝子再向母舅稟报死者生病、请释比驱鬼治病以及后事安排等情况，待母舅认可后才能下葬。

雨水对于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羌族人来说如人体命脉一般重要。故每值久旱不雨，就要举行大型的捜山求雨活动。若仍无成效，则在巫师带领下去附近最高的“神山”顶上求取木刻，组织群众集体拜神，敬酒献牲，许愿，并唱祈雨歌。汶川一些地方在祈雨时，还要举行一种“赶旱魃”的模拟巫术。首先由一人装扮成鬼怪“旱魃”形状，藏匿于树丛中，然后巫师率领众人，敲锣、呼喊，遍山进行搜寻。此人被寻出时，必须在前面奔走，巫师则率众在后面追赶，直至其精疲力竭被捉为止。这象征着旱魃已被赶走，甘露即可降临。

宗教是众多艺术诞生的“温床”。羌族这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已被提炼加工，逐渐演变成了羌族旦逢喜庆、哀事之时演跳的群众性民间舞蹈——“羊皮鼓舞”（羌语称为“莫恩纳莎”或“跳经”）。“羊皮鼓舞”现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受到保护。羊皮鼓舞一般在每年二月的还愿、四月的祭山会、十月初一的羌历年和请神、送神、祛病去灾等宗教活动中跳，分独舞、双人舞、集体舞三种，跳时一般由1名、2名或多名释比领头表演。我们曾观看过茂县羌族歌舞团排练的“羊皮鼓舞”，舞蹈由一名男子领头，其身后配有三名响铃手，此外，还有多达20名羌族青年男子组成的偶数击鼓手。舞蹈开始时，英俊、健硕的击鼓手在领舞人的带领下，齐声吆喝，瞬即铃鼓齐鸣。鼓手上身前倾，表情肃然地舞动着羊皮鼓，配合着激昂、震撼的乐曲，节奏细密紧凑，动作整齐划一，舞蹈动作既要有粗犷、稳健的特点，又要像猴一样轻盈敏捷，如“拧腰转身击鼓”、“持鼓绕头”、“屈腿左右旋转”、“旋摆髋部”及一些蹲跳击鼓动作，充分表现岀古老的羌民族在平日农耕下仍然不忘征战、不疏于备战的雄浑气概。

就在这本书编辑定槁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山崩地陷，万众悲恸。5月19日，我带领由何建明、黄亚洲等著名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9人赶往灾区，亲眼看到了地震给羌族父老乡亲带来的巨大灾难。北川旅游局长林川告诉我们，四十多位羌族文化传承人不幸罹难，众多羌族文物永远深埋地下。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就在这样负有历史使命的时刻，王天华的《羌绣精品图样集》出版了，这无疑对抢救、保护、挖掘、光大羌民族文化起到不小的作用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相信其意义和价值会越来越超过书的本身。

在这次羌历年中，最重大的活动是祭山神和舞龙。在黑虎和沟口的三位“释比”带领下，合兴坝及各地村民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村后山上的“大碉碉”处，三位释比带着十几位成年男子在“大碉碉”举行祭山神仪式，其余人围在四周观看，但不能闯入摄制组的镜头。首先，“释比”在“大碉碉”的下层点燃柏香，上层放置一张硕大的山字形面馍馍作祭品，先要杀一只鸡，取血作为贡品；然后释比念经，参加祭祀的成年男子一起应和；最后杀羊，取少量羊血涂抹在碉碉上。祭祀完毕后，做祭品的面馍馍被撕成小块，分给在场众人。

莎朗的表演形式为男前女后，排成一圆形或半圆形，舞者连臂踏歌，在室内或场院围火而舞，参加者人数不限，形式古拙，风格质朴，生活气息浓郁。莎朗无乐器伴奏，以歌伴舞，每一乐句均由男先领唱，女随之复唱，一首舞曲即为一个舞段或节目。整个队伍通常由男性领舞，且领舞者多是本村寨公认为能歌善舞的好手。舞时即兴指挥舞蹈的转换、情绪的起伏和速度的快慢变化。舞曲开始，众歌者手牵手，由领舞者带领大家按逆时针方向边歌边舞（区别于藏族锅庄）。当“莎朗”节奏变化后，需要变换舞步队形，众歌舞者放手，领舞者加快舞步，大家放开双臂，交换舞步，舞蹈愈为激烈。歌舞的情绪是随领舞者的情绪而变化的，一般是由慢而快，直至激烈，歌声往往是由低至高，逐步向上推进。男舞者常存每个乐句的最后一拍发出“嗷”的声音，使舞蹈情绪推向高潮。最后，在领舞者的示意下，由男舞者喊一声“呀喂”，女舞者应一声“学喂”，该段舞即结束，然后变换下一舞段。每次跳“莎朗”时，最少要跳出不同的十几种舞段，舞段变化越多，舞蹈情绪越热烈。人们围着熊熊的篝火，纵情地欢跳，往往通宵达旦，尽兴方散。

2010年11月6日—早，笔者从汶川县绵虒镇的羌锋村赶到了理县桃坪羌寨。本来笔者的计划是在羌锋村参与“羌历年”活动，但后经当地群众指点“我们这里没有活动了，桃坪的活动很好”，于是一些当地人一起来到了桃坪。笔者很快就在人群中找到了老释比的身影——头戴金丝猴皮帽、手执法器的他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在他身边则是祭祀仪式上要用的柏枝和羊。羌族碉楼的文化传承人王家俊老人告诉笔者，这些柏枝都是昨天晚上从山上的神树采回来的。大约10点左右，主持人宣布庆典开始，首先是来参与活动的领导和学者介绍，然后由四川省羌学会会长张善云教授发言，宣布祭祀仪式开始。一行人敲着羊皮鼓，举着柏枝，吹着唢呐在释比老人和助手（他的传承人）的带领下，在“勒色”前进行说、唱、舞、鼓，一行人以释比为中心一会聚拢一会分散。其表现的内容笔者无从知晓，一旁的王家俊老人也表示听不懂唱词，对舞步所表现的内容也不甚明白。

是啊，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传统”还简单地等同于“落后”，在人们一方面绞尽脑汁采用各种先进手段编制各种新的理论概念、新的图式的时候，一方面又对先人留下的瑰宝精华视而不见，弃而不用。陈厂长认为这种现象十分令人惋惜，在他眼中，京绣鲜明简练的风格其实是非常适合现代人的口味的，只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临近告别时，陈厂长对于袁仄老师目前所带领进行的服饰染织文化的抢救和保护研究课题表示了极大的肯定与热烈的支持，他说：“有了你们这样专业的学术机构参与，对我们这样对传统工艺有着深厚感情的老手艺人来说，首先从心理上都是安慰。”

5.“姜太公”，是明代小说《封神传》中的主要神仙，他神力无比、能呼风唤雨，驱神役鬼，带领诸神助周灭殷。姜太公的神话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出“姜太公钓鱼”、“武王拜相”等故事，自然成为枕头顶刺绣的题材。

“席步蹴”舞蹈的跳法和韵律与“莎朗”基本相同，只是因活动的目的、唱词之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跳舞的时候人数不限，男女老幼均可加人。舞者男前女后，手牵手围着火塘呈弧形而舞。男队第一人为领舞者，由善舞者担任。舞蹈开始时，男队先集体高歌第一乐句，女队一起接唱并重复唱此句，如此交替先唱歌曲的半遍或一遍后，由领舞者带领起舞。起舞时，多为连臂而舞，继而放开手臂，甩手或搭肩而舞，舞队缓慢地向左右移动，最后又连臂而舞，节目即告结束。跳“席步蹴”同“莎朗”，也是踏歌而舞。跳舞的时候，动作组合与舞曲的乐句紧密结合，连接次序固定不变，也不随歌词而变换。席步蹴的“主要动作有‘踏蹲步’、‘跺点步’、‘点步’、‘顺摆步’、‘前后点步’、‘跳梭步’、‘蹲梭步’、‘拧倾摆动’、‘拧倾划圈’、‘拧倾转动’等。‘拧倾摆动’在多数节目中反复出现，是‘席步蹴’的代表性动作。”“席步蹴”的舞蹈组合形式具有主干动作明确、层次分明、丰富多彩的特点。因地区不同、舞蹈者年龄不同，舞蹈的组合结构以及动作特点也稍有差异。如老年羌民跳“席步蹴”时主要以唱为主，只伴有左、右脚交替向前踏地的简单动作；在理县蒲溪流传的“席步蹴”，其舞蹈组合的连接以不对称的方式进行，俗称“单边子”；还有对称式的多段体结构，代表节目是《查查查威嘞》。

还有一个是李家。他们本是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的賨民，为了信从张鲁的道教，迁到汉中杨车坂，称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李家带领了五百家归他，拜为将军，迁到略阳，北方人又称他们为“巴氐”。晋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氐人齐万年反，关西扰乱，又逢大饥荒，百姓流移就穀，南到蜀中。那时李家传到李特，仍是领袖，他掌握了流民数万家，分散在汉中和成都平原。益州刺史赵廞谋叛，李特的弟庠和氐人苻成、隗伯等归了他。赵廞怕李庠不易制，借端杀了，李特就集合七千人打进成都。朝廷因他平乱有功，拜为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那时诸流人聚在蜀中的已逾十万，性情彪悍，蜀人软弱，主客不相制，朝中防其为患，令流人一齐还乡；于是他们推李特作主，当地官吏厮拼起来。官吏出赏格缉拿他们，他们把赏格改了，只见上面写的是：

这个项目从启动到接近尾声大致持续了3年时间，我们项目团队教师带领学生，有近20位人员参与了工作。从图书馆查找资料开始，到奔赴实地调研，经历了整理卡片、记录对象、挑选纹样、研讨确认等诸多环节，其后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绣品纹样进行了扫描提取，利用电脑平面软件进行绘制和修复。通过大家的集体努力，课题组采集并制作了1000件明清小件绣品的资料卡，对其中300幅的刺绣纹样进行了修复性绘制，转化为传统纹样电子数字图集。在此过程中，课题组的成员也收获了很多关于传统刺绣工艺实践和理论的认知，对绣品的造型、刺绣工艺、色彩、品类的地域差异，及其历史的风貌的流变，成员们均取得了系统的了解，并做了理论的总结和梳理。参加课题的骨干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获得了教育部“全国大学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在此研究基础上延伸，教师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和重点基地项目的立项，并公开出版核心学术论文8篇。在课题的研究推进中，师生们浸润在传统工艺文化的宝库中，良好的传统服饰文化的熏陶进一步丰富了大家的专业知识构成，这对师生们将来不论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是进入当代设计的创新应用领域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007年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陈劲松教授辅导本院本科艺术设计专业8位同学的毕业设计，带领这8位同学多次深入彝族花腰村寨，目的只有一个“沉下去、浮起来”，挖掘彝族花腰服饰艺术的内涵，让其与现代生活相融合，焕发新的彝族花腰服饰艺术的生命力。值得欣喜的是：8位同学经历多次田野后，对彝族花腰文化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同时也深深迷恋上了彝族花腰文化。他们在深入了解鼻族花腰的民风、民俗，挖掘彝族花腰的神话传说，研究彝族花腰服饰的刺绣纹样、刺绣工艺，探访花腰彝的民间艺人……的基础上，最终有了这8位同学鲜活的设计创作成果。

次日是婚礼的正宴。一大早，新郎就要由媒人“红叶大爷”带领，在家门兄弟的陪伴下前往女方家。临走之前，新郎与母亲和姐妹等人抱头痛哭，母亲一边哭一边唱羌歌，大意是表达离别后不能日日相见的悲伤、劝诫新郎上门后好好生活，场面非常感人。哭过一段时间以后，母亲的姐妹亲戚就会上前劝解，红叶大爷也要来催促赶紧上路。同样，一路上全村的人也要燃放鞭炮相贺，这是嫁方送亲，比前一日还要郑重得多。蜿蜒的山路上，全村人都站在自家屋外，手端美酒等在路边，只待送亲队伍走近就开始燃放鞭炮，并非常执着地向红叶大爷和新郎敬酒。红叶大爷和新郎都会尽力推脱以免醉酒误事，实在推脱不了的才喝一点表示心意，一般来说都由送亲队伍中的伴郎来喝。

在生产知识的教育和传承中，紧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获取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彝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林业、渔业、采集、手工业和商业都从属于农业，属家庭副业性质。彝族社会内部一般已有分工，按性别和年龄自然区分，男子主要负责犁田、耙地、修水利、狩猎、放牧等，妇女则主要从事栽秧、除草、种菜、采集、纺织、刺绣、饲养家禽等。许多地区的彝族，男孩到十二三岁以后，则跟随父亲从事放牧、打猎和砍柴；女孩则跟着母亲栽秧、锄地和照管小牲畜。十三四岁以后，父母带领他们开始从事各种繁重复杂的劳动。这些知识一方面是直接保存在个体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中，另一方面则大量地间接地保存在彝族的“劳动歌”中，如《节令歌》这些歌谣较完整地把全年的生产过程总结出来了。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的教育和传承，既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直接获得，也通过长辈言传身教进行，此外，也通过一些谚语、家训和文学艺术作品间接地获得，并获得一种重视教育的社会共识。如彝书有谚：“不学习的人，像不长谷物的生荒地”、“刀不快要磨，人不知要学”、“牛羊发展不发展在放牧，小孩懂事在教育”、“养子不教子，不如养条狗”、“人识诗书则成才，草吸露水则茂盛”。至于说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除了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视外，还与彝族社会习惯法的监督和实施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从小就养成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年轻人骑马路遇老年人，必须下马让路；老年人进家，小辈须起身让座，敬烟敬茶；子女与父母分居后，逢年过节必须送鸡、猪、牛肉和细面荞粑粑等孝敬老人；在农忙时节或起房盖屋时，人们相互帮助，不取报酬。彝族与朋友相处，真诚相待。萍水相逢，对方先敬你一碗酒，若一口干了，就表示看得起他，彼此即成好友；你若喜欢他的东西，无论有多贵重，他都会马上赠与。平时，老年人给年轻一代讲述家谱、族谱或祖先的历史，这也成为家族团结和内聚的源泉。这些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法规，青年人都自觉地遵守，这显然是受到社会教育影响后形成的品德和风尚。

张有隽（1939.1—）男，瑶族，广西钟山县人，大学本科学历，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自治区级重点学科民族学学科带头人，广西瑶学学会主要发起者和负责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3年7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从事广西地方史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下放到马山县古零中学任教。1978年7月调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担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史教学科研工作，1981年起，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民族研究室主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及所长。主攻民族史、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学与人类学。先后承担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独著、主编、合作出版《瑶族历史与文化》、《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人类学与瑶族》、《泰国瑶族考察》、《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汇编·瑶族卷》、《世界民族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简明民族词典》、《广西民族大全》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先后获省部级奖一、二、三等奖10余项。在民族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学与人类学、瑶学等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10余年的民族研究所所长任期内，带领全所人员努力建设起一个自治区级重点学科。由于其作出突出贡献，1993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和八届广西区政协常委会委员、八届区政协民宗委副主任。曾先后受聘担任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理事，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执行副主席。先后得到香港、泰国、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有关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邀请，多次出国访问、考察和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名列《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中国民族英杰》、《共和国要人》。

徐仁瑶（1934.11—）女，汉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瑶学学者。1956年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茶山瑶语专业毕业，1959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民族学教学、科研工作。长期赴广西、广东、湖南、贵州、福建等省（区）的苗、瑶、壮、侗、畲、布依等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査。1989年带领民族学专业本科生赴贵州作田野调査，出版了《贵州节曰文化》一书，在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评比中，荣获国家级优秀奖，荣誉证书由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颁发。在中央民族大学主要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南方民族》、《中东南民族研究》、《苗瑶民族专题研究》等。公开发表的主要著述有《瑶族源于古“摇民”初探》、《瑶族“过山榜”析》、《一九三三年桂北瑶民起义》、《全州东山瑶族调查》、《茶山瑶语与侗语的比较研究》等。

盘亚五贵，主治医师，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医院院长，在利用民族医药方法治疗烧烫伤、蛇伤、肝病、命门疮、皮肤病、胃病、风湿跌打、喘咳及疑难杂症等方面均有特长。他带领本院瑶族医药科研小组，根据第二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精神，已研制出双金化石丸，“三明牌”祛风湿药酒，“盘王牌”补血乌发祛风湿药酒，“盘古大王牌”强身、跌打、练功酒，痢泻灵泡茶，乙肝胶囊，治肤灵搽液，瘰疬汤等90多种经临床验证疗效明显的瑶族医药膏、丹、丸、散、酒、冲剂品种，填补了医院的空白。他连续三年被评为广东省清远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并被载入《全国医疗系统精英录》。

跳“克西格拉”的舞者均为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舞队最前方的一人为领舞者，是在本村跳舞资历最长的长者。“舞蹈分祭奠、出丧、安葬三段”。祭奠时舞蹈开始，本村参加祭奠的人们，在死者的堂屋围火塘而坐，边饮咂酒，边唱祭歌数遍。祭歌为诉说死者生前的好处，表达对他的怀念，歌调哀婉。歌毕，数十名男子执“绕子别”，在领舞者的带领下，于火塘前站成大圆圈，边唱祭歌边沿逆时针方向舞蹈。出丧时，由领舞者带领其他舞者，左手扛枪，右手执刀或棒子，在亡者的屋外场院进行。此段“克西格拉”无歌伴舞，只发出“嗬嗬”和“哈哈”的呼喊声作为舞蹈的伴奏。“开始，由领舞者带领众舞者做‘单踏进行步’沿逆时针方向走大圆圈，然后做‘碎踏行进步’走‘线子挽疙瘩’队形，最后做‘单踏行进步’走‘锯齿口’队形。每走完一个队形，众舞者就要面向圆心，双臂上举，羌动武器，同时发出‘嗬嗬嗬嗬、哈哈哈哈、欧’的叫声。以上队形走完后，众舞者随出葬队伍去墓地。”“克西格拉”的最后一部分即是安葬舞。由舞者的呼喊声作为伴奏，在亡者人葬前，舞者要沿逆时针方向做“碎踏行进步”围绕墓坑转3圈。死者入葬后，也要跳类似于出葬时的舞步。每走完一队形，全体做“碎踏行进步”跑向两边成面对的横排，仰天大笑两次，再跑向场中，高举手中武器，发出“欧欧”的呼喊声，全舞结束。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瑶族短篇创作也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莫义明的《八角姻缘》（1982），蓝怀昌的《钓蜂人》（1982），蓝汉东的《卖猪广告》（1981）等，在南方文坛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文坛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钓蜂人》是短篇精品之一，小说通过瑶民黎金保九九重阳上山钓蜂小事，生动描绘了追蜂、掏蜂窝的山野情趣，还深刻展示了瑶民珍惜瑶汉民族团结、党群团结、对党感恩的内心世界；小说构思精巧，情节曲折动人，笔法细腻、自然，人物性格鲜明。短篇《卖猪广告》叙说名叫盘龙的普通农民的故事。盘龙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思想陷入迷乱当中，从勤快积极、对生活充满自信的人变成了“典型的大懒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盘龙又由懒变勤，由穷变富。他饲养的大如牦牛的“丹麦长汉猪”，本可以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但他却张贴一张“卖猪广告”，以每市斤比市场价低五分的价钱卖出。作者通过这个别开生面的故事揭示了新时期新政策给瑶民带来新的精神面貌。短篇《八角姻缘》也是小说中的精品。小说通过瑶山里一个普通、平凡的故事，着意表现党的农村政策给瑶山带来的新变化。苦寒山生产队长陶扶强曾受“左”倾思想影响，使生产队由富变穷；拉珈寨生产队长金福廷敢于抵制上面的错误指示，发展多种经营，使生产队由穷变富。“四人帮”倒台后，陶扶强认真反思，弃旧图新，到拉珈寨取经，准备带领苦寒山群众打翻身仗。但金福廷在“文革”期间曾受到陶扶强的批判，心中还有怨气，因而对八角、香草和薏米的栽培技术“留了一手”。陶扶强深谋远虑，诚心向金福廷道歉，并派出与金福廷女儿要好的知青亚培到拉珈寨穿针引线，亚培的聪明能干打动了金福廷的心。当金福廷为招婿来到苦寒山时，陶扶强热心相助，解除了金福廷的心事，两人终于修复了“老同”（朋友）关系，共同走多种经营、劳动致富的道路。作者塑造陶扶强和金福廷等人物形象时，不仅仅把人物行动紧紧安置在瑶族生活的环境中，而且很注意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中融入了大量本民族的谚语和俗语，清新、简洁而深刻，使作品更富有民族特色。

“让震刀”祭仪，这是家族的重要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祭盘王和训练阴兵、阴将，时间在农历十二月除夕前数日。每年一次，三年一循环。第一二年一般供祭，有猪杀猪，无猪杀鸡、鸭，第三年举行两天两夜大祭。节前准备猪、酒、食品、饮料，青年练习舞蹈，并准备好木制刀、剑。届时请两位师父，一位是主持仪式的“斯寮户”，另一位是带领大家跳舞的师公“奎淡”。仪式开始先设坛请神，同时向神灵和祖先报告家中的每一件事。然后开始舞蹈。族中八至十岁的少年在师公“奎淡”带领下，先跳“三元舞”，接下去按顺序跳“让震刀”舞（又称“将进兵出舞”）、生产舞、捉龟舞。跳捉龟舞时，需用凳子另设一供坛，上面放一碗水、一碗米、一方白布，白布上放一把米、数毫白银，上盖师公帽子。“奎淡”带领少年绕坛舞蹈，表演捉龟、绑龟、杀龟、剁龟、炒龟和供祭盘王、神、祖先的动作，屋外有人敲锣打鼓伴奏，气氛十分热烈。舞蹈至第二天下午结束，主持者“斯寮户”穿上祭服（绣龙衣）走到院里请求玉皇下凡作证。送玉皇返回宫廷之后，师公们开始举行“招兵”仪式。“斯寮户”先请来各位神和盘王、家祖，然后念法把圣将、阴兵收进一把剑或匕首里，再把这把剑放在脚上并往供桌上踢，一直踢到剑掉在供桌上合意的位置，仪式才宣告结束。紧接着杀猪祭神，求盘王和神经常来保佑家庭，望家祖经常照管和保护子孙，求圣将帮助占卜和吃斋，求阴兵经常保护家中的生产和生活。

出于考察侗族传统织绣工艺的目的，在导师杨源教授的带领下，2003年岁末我踏上了南侗之旅。习惯上人们把侗族聚居的贵州天柱、剑河、锦屏、三穗、镇远、新晃等县称为“北侗”，把贵州黎平、榕江、从江、广西三江、融水、龙胜、湖南通道等县称为“南侗”。相对而言，南侗地区传统文化、织绣工艺保持得较为完好，因而我们的行程圈定在南侗。

盘才万（1935.4—）男，瑶族，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人，大专文化，1951年参加瑶山剿匪、办农会活动，1952年由乐昌县人民政府保送到中南民族学院读书，1956年毕业返回本地任必背乡文书、副乡长、乡长。195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中共瑶山公社委员会委员、共青团瑶山公社委员会书记兼任东坪大队党支部书记；1962年任中共必背公社委员会书记；1961年广东省第三届党代会代表；1979至1984年先后任中共乳源瑶族自治县委常委、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县长；1985—198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五届）候补委员；1988—1993年任中共韶关市委 （第六届）委员；1993年当选为乳源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1998年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现退休后享受副厅级干部待遇。1986年参加8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瑶族研讨会；1992年受国家民委委派带领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联谊代表团赴美国考察民族情况及政策；1997年后任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理事。合作编著《盘王歌》、《拜王歌堂》、《乳源瑶族古籍汇编》（上、下集），撰写有《关于乳瑶区经济发展浅谈》、《关于乳源县东边瑶与西边瑶的差异》等论文。

（20）13年和（20）14年我获得了蛮多（很多）奖，在苗绣传承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比较突出，因此在（20）14年7月，我调到农广办（即隶属于花垣县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花垣县农广校）担任苗绣老师，教授村民苗绣。调过来以后，我经常举办培训班传承苗绣，有时还要到十八洞村这样的地方送教。在举行了多次培训之后，我发现到这里来学习苗绣老妇人越来越多，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年轻人没看见，老妇人反而过来了呢，后来问到她们才知道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些老妇人们的儿子儿媳在县城工作，不放心她们在农村住，想接母亲来县城一起生活，但是母亲不习惯城市生活，好说歹说都不愿意来。年轻的儿媳听说我在县农艺广校教授苗绣，立马打电话告诉母亲：妈妈，我们带您到城里来住，这里有人搞苗绣呢！“有吗？”“有啊，隔壁小丽的妈妈就在那里绣花呢，还有好多咱们村里的人在那。”老妇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才答应来城里住一段时间，来了以后发现又能绣花就不愿回去了，就这样，老妇人慢慢地往城里来住了，一边带孙子，一边跟着我学习苗绣，还能从我这里接单绣花，一个月能挣6,700元，她们告诉我现在她们可以经常给孙子买衣服，孙子去上大学他们给他1000多块钱的零花钱，她们在城市里生活的太开心了，一点儿都不想回农村去了。我听完老妇人们的故事好开心的，这也算我为农村家庭“城镇化”做了一点事，因为，老妇人进城成为了第二劳动力，支持儿子儿媳妇的工作，年轻人们就可以更好地工作，把我们城市建设好，小孩子也有人带着，这多好啊！而且我这样传承苗绣就是典型的“双赢理念”，既产生了经济效益，带领村民们走向致富之路，又传承了苗族的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这个“双赢理念”我感觉还是不错的。跟随我绣花的绣娘慢慢增多，我又开始着手准备开发新产品，创设新绣法。我要改变普通群众一听到苗绣就是想起苗服的这种想法，于是我从生活用品着手，制作了带有苗绣的被单、被罩、茶几、各种挂饰品和装饰品，服装方面我就把产品搞得更加的多样化，不仅有节日服装（新娘服、赶集服、表演服），还有生活装（连衣裙、半身裙、长裤、旗袍、衬衣、棉衣等），各种围巾，项链，手链和手镯。这些产品最初制作出来时，我都是赠送给朋友们，我觉得人真的是“出门靠朋友”，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与真诚的心同朋友们交往，传承苗绣这条路要是没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我走不到今天。

县委、县政府进而确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思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重点，走以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路子，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粮钱并举，效益为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县、乡、村三级统一认识，齐抓共管，采取行之有效措施，定任务、抓投入、加强科技指导，使沼气建设、种果树、养殖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到1998年年底，全县共建沼气池3.72万座，占全县总农户的64.4%。水果种植总面积达25.56万亩，农民人均达1亩。水果和沼气的发展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1998年全县生猪出栏41.93万头，养殖业产值达3.27亿元，全县生态农业示范点达50多个。同时，农户建沼气池后，将人畜粪便、杂草垃圾全部投入池内发酵，使各种病菌得到有效遏制。另外，煮饭炒菜少烧柴草，减少烟熏火燎，使农村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据统计，恭城瑶族自治县的传染病发病率从1980年的1466.5人/10万人下降到1996年的105.02人/10万人。1990年以后毗邻县发生的几次急性传染病，都未波及恭城。由于探索出以沼气为纽带，以养猪业为龙头的养殖业和以水果为重点的种植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新路子，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新格局，199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将恭城发展生态农业的做法概括为“恭城模式”在广西推广，1996年恭城被国家环保局批准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199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恭城召开了生态农业现场会，对恭城生态农业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号召全自治区学恭城，使恭城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生态农业的典型。

琐罗亚斯德教相信死后的灵魂要接受末日审判，根据生前行为的善恶而报偿以相应的来世生活。《哈多克特纳斯克》第二卷经文讲到了死者的命运。据说义人死后的灵魂要在尸体周围停留三夜，第三天晚上开始天亮的时候，从南方吹来一阵香风。灵魂会在风中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美貌的贞女形象，这是他自己的“达伊拉”。由于义人的善良行为，这个女子长得非常美丽。死者的灵魂要通过报应之桥在密瑟拉及其同僚斯拉奥沙和拉什努（Rashnu面前接受审判。审判后拫据生前的善恶和功过，分别送入天堂或罚下地狱。善良的灵魂相继到达星辰（代表善思），月亮（代表善言）、太阳（代表善行），最后升到永远光明的天堂。灵魂在天堂中由弗胡马拉这个善心之神带领到奥尔马兹达的黄金宝座之前。恶的灵魂是通不过报应之桥的，会从桥上堕入地狱。地狱也有四层，按罪恶的轻重分层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至于既有善行，也有恶行，两相抵销的灵魂，琐罗亚斯德教则为他们准备了一个中间性的地方。

奉雪妹，女，花瑶挑花国家级传承人，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人，被誉为瑶乡挑花之王。其与徒弟共同创作的《狮啸山林》，曾在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中获得铜奖。她还致力于倡导、推广、普及花瑶挑花技艺和挖掘、培养挑花人才，发起、组织开展了花瑶挑花大赛、花瑶服饰展等一系列活动。2006年，经国家文化部确定，花瑶挑花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07年奉雪妹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瑶挑花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奉雪妹是众多花瑶挑花女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她的挑花技艺精湛，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龙、凤、蛇、虎、豹、鹰、犬、马、人物、花卉等等，无一不擅长。40多个年头，奉雪妹一大半的日子是与挑花相伴，就像大多数花瑶女子一样。花瑶没有文字，很多的历史与故事就在姑娘们的裙子上绣了出来，奉雪妹喜欢琢磨这些故事，也喜欢将她眼里所看见的东西搬到裙子上。花鸟树木，各种小动物小虫子，或者俏皮的在老虎肚子里绣上几朵花。不管多复杂的图案，她比着现成的模样就可以绣出来，不用画稿、不用放样、不用打板，虚虚实实，跃然布上。她的挑花操作简便灵活，不用描绘设计，也不用刺绣架，全凭灵巧的双手和娴熟的技巧，以自己心中的构图和对美的理解，循土布的经纬线徒手挑制，可随时随地进行。奉雪妹自八岁起师从母亲学习挑花技艺，因天资聪慧，且对花瑶挑花格外钟爱，不到一年就能挑制出精美的挑花裙正品，到十一二岁时已是方圆村寨里小有名气的挑花能手。十五六岁时，开始义务辅导村里村外的花瑶姐妹们学习挑花技艺，特别是1979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的那段时间，带的徒弟就有几十个，像奉提妹、刘扫妹、刘洒妹、奉德妹、奉柳妹等成了当地有名的挑花佼佼者。由于传授挑花技艺耐心细致，并深入浅出，让人易记易懂，深得瑶山姐妹们的喜爱。1981年时，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博学会会员刘启后先生就慕名专程采访了她，拍摄了一批精美的挑花作品，并在多家报刊上进行了报道。她着力倡导、推广、普及花瑶挑花技艺和挖掘、培养挑花人才。2001年由文化局、民宗局、旅游局等单位发起和组织，奉雪妹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协助开展了花瑶挑花大赛、花瑶服饰展等一系列活动，反响极大，使花瑶服饰这一“养在深闺的奇葩”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2002年首届挑花大赛入围入展作品达100件，评出获奖作品15件；2006年第二届挑花大赛入围入展作品达150件，评出获奖作品18件。她为了激发大家的挑花热情，争取政府支持，带领获奖挑花能手们到北京、桂林等地开阔眼界。这期间，她本人的挑花技艺更是日益精进，向她求购挑花作品的各地专家、学者、艺术机构接连不断。2006年举办第二届挑花大赛时，为了检验自己的挑花水平，她不再担任评委，而是悄悄送了两件挑花作品参赛，结果双双获得一等奖（一等奖共三件）。面对挑花技艺的传承出现断层的局面，奉雪妹开始为挑花的传承四处奔走，并怀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念，“传承挑花是我的责任，要让花瑶挑花走出瑶山”。为了重新唤起花瑶姑娘们对挑花的兴趣，一方面，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在构图、色彩、题材、功用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打破以往只有黑白挑花裙的局面，开辟了彩色挑花壁挂等诸多旅游外卖挑花品种。另一方面，对部分存在不同缺陷的挑花服饰进行改良。1993年，改良了花瑶女子的包头；1994年改良了女子挑花绑腿，将原有的一丈多长的女子绑腿改良成了粘贴式和筒状挑花绑腿；1998年改良了女子挑花腰带，将两丈多长、二十余节的女子腰带改良成了扣带式腰带，简短而精美；2007年，在奉雪妹和有关部门的积极争取下，花瑶挑花被列入了虎形山瑶族乡的学校教育乡土教材；与此同时，瑶族服饰佳丽赛、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湖南省首届瑶族风采服饰模特大赛等活动纷纷举行。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身为花瑶挑花传承人奉雪妹领着徒弟们带着挑花作品一步步走出了瑶山。2013年奉雪妹为了打破挑花作品尺寸大、成本高、作品单一，很难走入市场的局面，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在虎形山乡崇木凼村花瑶挑花技艺传习所举办了花瑶挑花微缩版培训，培训学员们如何挑制以动植物、生活类的微缩版作品，并联合县非遗中心帮助学员们将精心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进行包装投入各大旅游商店，获得了外界的一致好评，为花瑶挑花走出瑶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为瑶族女同胞们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盘总春（1895—1971）男，瑶族，云南省麻栗坡猛硐乡人。因家庭贫困未上过学。1942年国民党政府委任他为猛硐对讯助理员兼乡兵队长、保长，因抗交税款而被撤职抄家。1948年被迫迁离家园，后在福田找到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梁层、董成等人，并帮助地下党建立情报站。1949年任边纵游击队大队长，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1951年带领民兵大队俘虏国民党残匪100多人，被评为剿匪英雄。1953年后历任区民政助理员、麻栗坡县民政科副科长、副县长，文山专署民委副主任，第一、二、三届云南省人大代表。1958年4月建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时期，盘总春被戴上“反动上层”、“封建余孽”帽子遭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1年9月18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6岁，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

令我更为感激的是我的导师杨源教授，在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老师带领我们走过山寨乡野，一同借宿于侗族人家，悉心地教会了我如何去发现，如何去交流，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回首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历程，导师的教诲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她的坚毅与自信让我领悟到一个学者应有的执著，她的勤勉与严谨让我认识到做人与治学首要的态度，在我的人生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启迪。就学期间，校内外的多位老师、同学和朋友都曾给过我不同程度的帮助和鼓励，在此虽不能一一列举，心中却时时怀有感念之情。此外，在我放弃工作转而求学的这段日子里，家人的关怀与支持为我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滇西北山区彝族的节日，每年立冬日举行。传说这一天是天牛下凡效劳人类的日子，所以举行纪念活动以歌颂牛的功劳。届时，各家各户要把耕牛全部赶到约定的草坪上集中。草坪上围插12根松杆，上边挂满用红绸缀着的荞子、燕麦、包谷，中心放有一个大簸箕，内盛用洋芋制成的黄牛和用萝卜制成的小牛模型。这些“牛”用荞梗、玉米秸秆及荞粒、玉米粒做腿，麦穗尖做角，玉米缨做尾。簸箕四周放置各家送来的荞饼、燕麦炒面、玉米糕和切成寸段的燕麦秸，作为牛的伺料。活动在一位老歌手带领下开始，大家牵着挂红绸的耕牛，绕簸箕踏歌而舞。歌唱耕牛的功劳，歌颂精心饲养耕牛的人以及当年获得好收成的人家。最后，按成绩大小，老歌手把“牛”和“伺料”奖给牛的主人。饲料当场用来喂牛，“牛”则装在用彩线编织而成的“牛轿”中。之后，大家赶着耕牛载歌载舞，游村过寨。牛模型拿回去供在家里，是家中代代相传的宝贝。

《圣经•创世纪》叙述了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以色列）及其十二个儿子在大饥荒的岁月举家逃荒埃及的故事。《出埃及记》则讲述摩西的故事。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年代，史家说法不一。有些人根据圣经的记载推算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些人则认为应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哪种说法更可信，难以肯定。摩西从其出生开始，一生的经历都充满神话色彩。按照圣经的说法，他的母亲是利未家族的约基别。当时，埃及法老鉴于以色列十二分支人丁兴旺，实力壮大，难以治理，便企图消灭以色列人，下令杀死所有男婴。约基别便把其子装在一个抹了石漆和石油的蒲草箱里，放在河边的芦荻丛中。法老的女儿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摩西。这个故事是一则苏美尔神话的翻版。苏美尔人关于萨尔贡一世的传说是这样说的：“我是阿卡德的强大的萨尔贡王，我的母亲是个穷人，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母亲很贫苦，她秘密地生了我，把我放在一个芦苇篮子里，用沥青涂闭篮口，把我拋在河里，河水没有淹没我，河水把我漂走，把我带给了灌溉者阿基。灌溉者阿基善心地接受了我。灌溉者阿基将我抚养到童年。灌溉者阿基使我成了园丁。我作为一个园丁的工作博得伊什塔尔的喜悦，于是我成了王。”摩西后来的经历就更加神乎其神了。他打死了一个欺悔以色列人的埃及人，被迫逃亡。上帝在烈火中向他显现，要他承当以色列人的救世主，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并赐给他一根会现神迹的神杖，用灾祸的恐吓迫使埃及法老同意他们出走的请求。摩西和他的哥哥用这根神杖，使尼罗河水变成血，腥臭不能饮用；使青蛙遍于大地，苍蝇虱子遍于国中，瘟疫流行，人畜皆病；尘土遮天蔽日，冰雹袭击庄稼。最后，以色列人的上帝亲自出马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于是，法老只好哀求摩西把他的民族带走。摩西率领以色列十二支族走到红海，用神杖把海水分成甬道，顺利登上彼岸。埃及追军在法老率领下追到海底甬道时，上帝使海水合拢，使埃及全军葬身海底。摩西出埃及胜利实现。

在都安瑶族自治县，1997年底，全县有干部9568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9260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96.7%；在少数民族干部中，瑶族干部1665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17.4%；县领导班子22名干部均为少数民族，其中瑶族7人，占31.8%；各类科技干部6727人，其中瑶族1186人，占17.6%。这些少数民族干部已成为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建设壮乡瑶寨的重要力量。

广西龙胜红瑶每年正月都要举行打泥脚比赛。打泥脚一般以村赛为单位，双方在春节前商定比赛日期与地点，届时客队在寨老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向主寨进军。主寨寨老率本寨男女青年迎出村外，先唱拦路歌考客队，再唱欢迎歌迎客。比赛时，双方挑出对等人数，每人手中各拿5颗泥丸，双方相距四五米，面对面地站立，互相谦让后再向对方打泥丸。打时要先提醒对方，只许击对方脚跟以上，膝盖以下，缠有脚绑的部位。击完5颗泥丸算一场，以击中对方次数多者为胜。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部分瑶族开始较长时间地在某一地域生活与居住。一些休耕地经过不断地改造，也成为人们长期固定供奉的对象。为便于供祭，人们用草、木、木皮等搭盖简陋的棚舍，作为土地庙，供石头作神像，进行祭祀。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村寨的扩大，人们的生活活动区域也不断扩大，一些建立较早，靠近村寨的土地神成为村民共同祭祀的神灵，并发展为村寨的社神。最初的社神亦为土地神。广西百色一带的山子瑶将村寨土地公称为“本境土地公”，一般是在盘王庙内右边的墙下立一石头为土地公偶像，石前放一个碗作香炉，供人们烧香供祭。土地公是农作物和地方社会治安及人畜的保护神，凡村寨天灾人祸、瘟疫流行、社会不安、生产不顺等，都要祭本境土地公。如婚丧生育，由家主通过本寨的瑶老向本境土地公通报，去者除名，来者立名，加以保护；村内失物引起纠纷，瑶老难断，双方同意，可由瑶老带领前往本境土地公神位前烧香，请土地公神判；如村与村发生械斗或有匪徒劫村，就烧香求土地公保佑本村人生命安全。小祭烧香焚约纸钱即可，大祭则与还盘王愿或春秋祭一起进行。广西环江一带的瑶族认为社王是保护禾苗的神。社王庙建在田峒里，凡在这一带占有田地的人家，都共祭这个社庙。每年夏历六月初六，各户聚集社庙前，共同祭社，祭后共同聚餐，所需费用由各户均摊。广西大瑶山内5个支系的瑶族祭社王。不仅村村有社，而且有的村内同姓还共有小社。每个社都有自己的名称，如金秀、白沙两村共一社，叫新安社，六拉村的社叫歌放社，昔地村的社叫下新安社，金秀陶姓之一的小社叫麻多社。5个支系的瑶族，祭社内容也略有不同。花蓝瑶的社王设于社庙内，以3块长形石头为神像供祭。据当地瑶族说，过去是没有社庙的，以3块石头为神像，安置于大树下，以树为屋，任凭风吹雨打。后来为便于祭祀，才在石头上盖简陋的房屋，躲避风雨。每年春秋二社，杀社猪一头祭神。山子瑶一般无社庙，以石头为神像，供于大树下。每年春秋二季社日，杀社猪于社老家祭神，同社的户主均要参加，祭后聚餐分社肉。祭社前，社老还要当众“料话”，宣布有关生产的条律。盘瑶也是以石头为社王神像，并认为社王就是土地神，因为五谷是从土地生长出来的，五谷的丰歉和土地有关，所以社王又是五谷神。在他们的观念中，社王既保佑他们的树林、庄稼顺利生长，获得丰收；又可保护他们的山岭、村庄不被强盗抢劫，免遭火灾、野兽的危害，使村民平安无恙。盘瑶祭社的时间各地略有不同，有的每年2次，有的每年3次或4次。甘冲村每年祭2次，坤林村每年祭4次，而盘村则每年定期祭3次，分别是夏历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届时每户户主带一碗荤菜，如猪肉、鸡或鱼等，到社前供祭，然后就地聚餐。如平时遇庄稼受灾，影响收成，也可临时去祭社王，但要请师公卜卦择吉，方能举行。坳瑶祭社，由社老一人准备祭品到社庙里祭社王，其他各户则在自家门口祭，请社王来领筵，祈祷禾谷丰收。茶山瑶的社庙，有的专祀社神，有的则与其他神共庙。平时每逢初一、十五，由社老到庙里烧香祭神；每年的春秋二季社日，共社各户集中庙前杀社猪祭神，分享社猪肉，社老则对群众“料话”，宣布有关生产的条律。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山子瑶没有专门的社庙，同村社的人在村老家设一个共同的香火，供奉村社各家族的祖先及盘王、玉皇、社王、祖师、本境等村寨守护神。所以，祭社就在村老家举行，每个季度祭一次，春祭为夏历二月初二，夏祭为四月初二，秋祭为七月初一，冬祭在十月，日子不论。每次社祭都有名目，春祭称“社头土地”，夏祭称“保苗土地”，秋祭称“保胎土地”，冬祭称“还愿酬神”。由村老主持喃神，因各个季节生产不同，村老喃神亦根据季节不同讲些保佑禾苗生长顺利，谷穗饱满的话。祭社时还结合召开村民会议，每户来一成年男子，自备酒、米、肉、鱼、虾等，或杀几只鸡或1头小猪，祭毕会餐，即席议论生产。

“兰娟衣”在黔东南苗族中广为流行，兰娟衣的抽象图案造型艺术是历史题材苗绣图案的典型代表。兰娟是苗族历史上传说的女首领，她带领本部落南迁时把路过的山水湖泊、草原平川用彩线一一绣在衣服上，随着路过的山川越来越多，就绣出了各式各样的抽象图案符号。兰娟的部落定居后，她就按照路途中的记载，重新组合了路上记录在衣服上的抽象图案符号，绣出了形态各异的苗绣抽象图案。这样就产生了一套记载自己部落迁徙历史的装饰性的苗绣图案服装作为女儿出嫁时的嫁衣。至今，兰娟衣仍然流行于黔东南苗家。这类抽象的苗绣图案艺术承载了贵州苗族人民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

唐富八（？—1277）男，瑶族，字义保，后裔号称为唐相公，富川朝东抵源村（今朝东塘源村）人。富川新华唐姓瑶族始祖，南宋末富川境内瑶民首领之一。宋端宗末期，元年陷临安（今浙江梧州市），广西大部分州、县被元军占领。赵宋将相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布檄广西，号召各地英雄豪杰，奋起收复失地，保卫大宋。景炎二年（1277年），唐富八带领瑶民转战于湖南道、永、郴一带，加入罗飞起义军，参加勤王部队，擢为先锋，并敕封为威灵将军，围攻永州达7个月之久。后元将史格发兵静州（今桂林），援解永州之围。罗飞部死伤惨重，富八阵亡于永州城外之狗岭。

西汉时期，与滇池地区毗邻的洱海地区，是雋、昆明的聚居区，这部分民族“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表明他们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产部门，尚未形成比较大的政权组织。雋、昆明虽然没有建立起像滇、夜郎那样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但其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或氏族组织已足以和周边的奴隶制侯国进行抗争，并进行原始性的军事劫掠，构成对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强大阻力。昆明夷地处四川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咽喉要地，因此很早就引起汉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到从蜀地出发经西南夷地区前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于是汉武帝便派遣多路使臣寻找这条道路。使臣进入昆明之地后，不是遭杀害，就是被掠财物，“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汉朝求路使者在昆明夷地区受阻，这与昆明夷所处原始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有很大关系。随后，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相继设置了牂牁、越雋、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征发数万士卒，“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昆明夷活动区正式纳人益州郡管辖之下。汉王朝既没有封王侯，也没有处斩“酋帅”，说明昆明夷仍是部落氏族林立，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君长”。正因如此，那些不受辖驭的部落和民族仍然实行原始劫掠，汉王朝“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再次派遣郭昌等将领率兵进击昆明，并在洱海附近设置了叶榆、雋唐、不韦等县。郡县制的设立，对游牧的昆明夷的社会文化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一些原始部落酋长变成奴隶主，作为“夷帅”，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西汉末年，王莽的倒行逆施引起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以夷帅栋蚕为首的反抗武装，带领姑复（今盐边一带）、叶榆（今大理北）、弄栋（今姚安一带）、连然（今安宁、富民）、滇池（今晋宁一带）、建伶（今昆明一带）6县的“昆明诸种”，进行反东汉地方官吏的斗争。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洱海以西哀牢夷首领发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战争，东汉王朝募兵镇压。次年，邪龙县（今巍山）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这是见于记载中的洱海地区昆明首领最早封侯者，说明这时洱海昆明夷已出现势力强大的政治组织，奴隶制已经形成。

在长篇创作取得硕果之后，蓝昌怀还开拓创作了第一部瑶剧《格鲁花》。1995年，青年作家唐克雪推出了长篇《雄枭阴鸷》和《裸性生灵》。《雄枭阴鸷》较真实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桂北瑶民暴动的历史事件，着重塑造了隐婆婆、盘三公、盘天保、虎林、雷王子等人物形象。虎林在暴动失败后逃到桂林找到共产党；雷王子在暴动失败后继续带领瑶族武装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殊死斗争。这两个人物身上洋溢着瑶族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部长篇善于通过盘王节宏大场面和瑶族民俗事项渲染了瑶族特有的文化氛围，展示了瑶民前仆后继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壮丽斗争画卷。青年诗人唐玉文、唐剑明的诗作也为世人关注。

《石门怒火》生动、纪实地反映了水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寇的经历。日寇入侵与撤退都经过九阡地区，却没有一个国民党兵出来抗击。而潘真则是一位重要的抗日人物，在保卫石板寨战斗中战功赫赫，在组织十里长坡伏击战中歼灭了日军一支小分队，缴获了不少军械。日军败退后，国民党政府不但不通报予以嘉奖，反而借机打击。罗继宗却带领国民党兵闯入石板寨，以聚众为匪，勾结日寇，劫夺国军枪支，破坏抗战为由，掳走全部枪械去报功，甚至还将抗日英雄潘真杀害。故事热烈讴歌了水族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和镇压抗日民众的可耻行径。

个体林业专业户：1980年后，根据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农村经济政策得到放宽，允许农民在集体荒山造林，并号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开垦荒山，造林致富。部分农民自行上山栽杉树苗，但零星分散，数量也少。1981年至1983年，三都县上江镇摆鸟村水族农民陆治帮带领全家上山植杉树苗46.7公顷（700余亩）。政府抓住这一先进典型，大力褒奖和宣扬，有效地推动了荒山造林工作。在个体造林户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又结合速生用材林基地建设，将这类专业户的造林纳入规划，派员作技术指导，并给予贷款支持。1983年农村自留山、责任山划定以后，农户有造林的地盘，加上政府贷款扶持，营林户迅速增加，造林面积不断扩大，为林业建设发展拓开了一条新路。

字瑛庙字瑛庙是巍山有食村彝族的祖庙，内祀明代巍山彝族武德将军字瑛，故又称“武德祠”。字瑛，今巍山县有食村人，世代以武功传家，明以前，祖上是地方土酋。明洪武初年，明军傅友德、沐英征巍山，其先祖字礼达归附，封为择夫长。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其父字琮随同蒙化土司左伽征调，参加“三征麓川”之役。之后，赐封为蒙化卫副左千户。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字瑛被明王朝征调，征讨贵州东苗，他英勇善战，战功卓越，被赐封为武德将军，升为蒙化卫左千户。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字瑛病故，其子字雍袭职，请奏明王朝后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建成“武德祠”。现祠内尚存碑文一块，记载了土酋字瑛从先祖字礼达开始，几代人归附明王朝的事迹。“武德祠”修建之后，有食村字姓彝族就每年进庙祀祖，他们在族长的带领下，白天在庙里杀猪宰羊，晚上打歌，通宵达旦。字瑛庙对研究明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

《评皇券牒》相传为中国古代皇帝颁发给瑶族刀耕火种食山过山，免除徭役赋税的特许状，故又称《过山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先后在老挝、泰国瑶族村寨发现多份《评皇券牒》。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考察组1989年3月在泰国清莱府夜庄县湄瑶乡湄赛瑶寨、帕尧府邦县叭昌内乡邦卡瑶寨、邦彼瑶寨、难府波县习拉练乡巴岗瑶寨看见过四份《评皇券牒》或《过山榜》，落款时间均为宋理宗景定元年。其中湄赛瑶寨一份内容与形式与日本上智大学白鸟芳教授收录的《评皇券牒》基本相同，邦卡瑶寨一份与日本十文字美信收录入198?年出版的《清澈的黑暗》一书的《评皇券牒》一样，为长幅卷轴式，收藏者为乡长邓财凤先生。券牒开头有“盘金安盘王圣牒绞（交）以（与）本叭邓叭[阝竜]拿去新地方庇得新地方同吃同在良（粮）（钱）讨下”数语。据介绍，邓叭阝竜是邓财凤的祖父，阴名邓[阝竜]一郎，阳名邓进坤。原命生于己丑年（相当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八月，死于乙丑年（1925年）二月。祖上曾在老挝猛荤任过叭[阝竜]。18岁奉命率队与叭衣人打仗，打胜后被猛[阝竜]地方官任命为鲜阝竜。后来带领一些百姓来到泰国难府普埃地方谋生，被泰国政府任命为机[阝竜]，直到死。据此，这份券牒当系邓财凤祖父邓进坤从老挝来到泰国任叭时，一盘姓瑶人盘金安抄给他带到新地方求得庇护的。邦彼瑶寨一份与前两份不同，为新发现的一份《评皇券牒》。此外，张有隽教授1993年12月第二次到泰国考察交流时，在法国人杰西·波尔（Jess G.Pourret）于清迈开设的“瑶族博物馆”里也曾看到过他收藏的老挝、泰国瑶族的数份《评皇券牒》、《过山榜》。泰国瑶人珍藏传抄的《评皇券牒》或《过山榜》内容与中国瑶人珍藏的大同小异，其中邦彼瑶寨一份与中国广西来宾县雷山村收集的《圣牒榜文》及宜山县（今宜州市）石别地区瑶村搜集到的《盘古圣皇榜文》“券牒”内容十分相似，自称“盘李大护子孙世代相传”或“李徭子孙永远为照”。这些都充分说明，这几国瑶族来源于中国，他们是中国瑶族移民的后代。

2017年5月9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通道职中举行了“2017年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校长带领30余人参加了活动。在活动周的开幕现场，进行了服装专业生产实训基地的揭牌仪式。通过对口帮扶的形式，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将为通道职中带来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实习实训等方面的指导，为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带了一些新的思路。

9岁开始随母学艺，13岁技艺超群，终身以土家织锦为业，从艺75年，成为湘西土家族以至鄂西、川东土家族地区公认的织锦高手。同时她又是集剪纸、描花、刺绣于一身的多面手。她是五保孤老,常以织锦兑工讨生活。文革动乱常躲于禾仓和猪栏房织锦，但远近闻名、弟子满门。上世纪70年代末省州民艺工作者开始关注土家锦及老人的生存状况，1983年中国织锦工艺研制中心多次来湘呼吁改善叶老生活环境，1984年龙山织锦厂成立并聘请其为终身顾问，其间她先后恢复织造濒于失传的传统纹样几十种。轻工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中国美术馆、重庆博物馆相继收藏其指导织造的全套传统纹锦。上世纪50年代末与李昌鄂先生合作《开发山区》新织锦。1984年后创新织造《鱼鸟同乐》、《迎亲》、《老鼠嫁女》等作品。其弟子叶七妹、叶作香、叶菊秀、刘艳、刘代英、余满秀等先后来长沙协助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织造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岳阳楼》、长沙火车站正厅《武陵胜境》大型织锦壁挂。在其带领下，龙山织锦厂共获部级国家奖八项，叶老编织过程被拍成多种影视片。1988年6月龙山县人民政府举办了盛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从艺70周年暨80寿辰”活动，接受国家轻工业部授予的大师奖章及证书。为悼念这位慈祥的老人，1992年龙山县政府专款为其修筑了一处石雕墓，石碑上刻着“光照人间”几个大字。

此外，乌审旗刺绣团队还涌现出了斯琴巴拉木、孟根锁吉、仁庆苏布德、乌云陶格斯、阿拉腾吉嘎斯、额登其木格、嘎勒仓德吉德、查干其其格、郎腾苏布德、额仁其其格等众多优秀刺绣文化传承人。2018年11月，由“乌仁布斯贵”创始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额仁其其格带领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刺绣培训成功举办。

传说之一，在商末周初，度朔山上生有奇桃，食之可延年益寿。桃下住着兄弟二人，哥哥叫神荼，弟弟叫郁垒，他们为人正直，力大无比，凶猛老虎为他们护林看桃。野牛岭上有个心狠手毒的野大王，一天，野大王派人到度朔山上索取仙桃，被神荼、郁垒轰走，野大王气得七窍生烟。一个黑夜，野大王带领他的信徒装扮成恶鬼前去报复，被神荼、郁垒用桃条捆起来扔给了老虎吃。

但愿笔者的编著工作，会在将来证明是有意义的。就目前来看，谨以本书抛砖引玉，希望可以引发更多人对侗锦的兴趣与关注。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为此书的编著付出工作和提供帮助的人们。首先要特别感谢粟田梅，对于访谈和拍摄工作的认真配合，以及对侗锦工艺的耐心讲解。另外要感谢通道县当地从事相关文化科技宣传事业的杨苗、张建国、龙章义、吴志勇等各位领导，感谢他们对于笔者在通道工作期间的大力配合和热心帮助。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笔者在湖南大学艺术学院任职期间的同事蒋友燏老师，硕士研究生黄颖同学，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大量图片影像资料。真诚地感谢湖南大学设计学院的季铁教授，他带领的设计研究团队从事的长期大量的侗族文化研究和社会化创新设计工作，为笔者的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和参考，也为笔者得以在通道顺利进行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

作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源学生，在确定选题之初，我的博士生导师便指导定位在少数民族地域的民艺学研究上，至此论文的完稿成行，导师的教育和指导在其中都起到了无法取代的作用。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民艺学专家“泰山学者”潘鲁生教授（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他对我的研究教育是非常有前瞻并深具智慧的指导和带领。首先，研究的选题立足在民族地区，不仅其研究对象规范的非常具体，而且还能够取民族地域文化之长，调研和搜集到丰富的一手资源资料，这是此篇博士论文能够成行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其次，研究的方法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和民艺学的田野调研方法，以及民俗学、艺术学、社会学、统计学的理论研究与分析方法，进行一手资料的搜集和素材的分析。人类学方法调研过程的确漫长，前前后后大约历时三年才基本上完成田野的调研搜集。这期间，我的导师不仅亲自不止一次的带领赴奔田野采访调研，还布置我跟随国家重大艺术学基金项目课题的研究，并邀请国际知名的人类学专家雷顿（英国）先生及文化学者林保尧（台湾）先生同行，指导调研中的的提出问题、采访技巧、记录分析等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的历练把我的研究视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至髙点上，使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博士研究学习阶段的高度、深度、广度，尤其是见识了专家学者那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忘我的研究精神。这是我此篇博士论文能够有独一无二的素材以及独创性分析的必要因素。另外，研究的论述与写作方面，我的导师布置了国家课题的文稿编撰作业，并多次请到理论专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两位副院长唐家路教授和董占军教授以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谭好哲教授、山东大学艺术学院书记李晓峰教授和副院长高迎刚教授等专家来指导把关文稿的写作。不知不觉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在博士研究期间完成了CSSCI核刊论文的发表、主持并结题课题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个人专著。这些不知不觉的作业研究基垫，帮助了我此篇博士论文的写作成稿。今日忆起导师教育学习的经历，真的是充满了高度和智慧的教导，五年里点点滴滴的作业与训练，都在不经意间促使了我的成长和蜕变。今天的我，存下了无尽的感动和感恩。再次，衷心的感谢我的恩师潘鲁生教授。

祠祭，各大户人家均有公祭的处所-祠堂或家庙，设置始祖以下几代的牌位，平日以精制的木套套之，放在“主楼”里；乡间设“影房”置“轴子”或称“家堂”（上写死者姓名）。平日卷起，放在木盒里，每年除夕，城里人家由长者请出牌位摆好，叫“请主”；乡下由长者挂好“轴子”，叫“挂影”。当晚摆丰厚供品祭奠。正月初一早晨，全族男人齐集祠堂、影房，按辈次排列，长者上香，带领后辈叩头。初二（或初三），藏主、落影。

3.长鼓舞。长鼓舞又名黄泥鼓舞，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跳长鼓舞以纪念民族祖先盘瓠王。长鼓腰长面窄，中间小两头大，呈喇叭形，长约三尺二寸，直径四寸，一般用沙桐木（泡桐木）做鼓身，用山羊皮做鼓面。金秀等地用黄泥浆水来糊鼓面以定准鼓音，提高洪亮度，故名黄鼓；连南排瑶的长鼓用六至八条染色麻绳拉紧两头羊皮，鼓身绘上红、黄、白等色彩的图案。跳舞时，舞者（一般四至六人）用一条彩带绑着两头鼓颈，挂在肩上，斜在身边，右手使掌，左手敲击，发出有节奏的“咚啪咚啪”的声音。长鼓舞有三十六套表演程式，动作细腻、洒脱、奔放。长鼓有公鼓母鼓之分，公鼓如上所述，母鼓比公鼓腰短面宽，声音浑厚柔和，跳舞时先由一人胸挂横置的母鼓上场，双手分别掩着鼓的两端拍击，左右舞动，或向前跳跃，或弯腰后退，以谐趣的动作和鼓声逗引观众，以引持子鼓舞者上场，随即以母鼓为轴心，围成圆圈顺时针方向舞动。此时，一位歌师带领一群手持花巾的姑娘翩翩起舞，穿插其中，随着鼓声，观众也入列亦歌亦舞。长鼓舞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从单一的祭祖功能变成欢庆丰收、恭贺新婚、迎送贵宾等场合最喜欢采用的民间舞蹈。《桂海虞衡志》所记“瑶人乐”的“铳鼓”即今之长鼓。

瑶族村寨一般都由几个不同姓氏的居民组成，每个姓氏都有一至几个宗族，不同宗族有不同的头人。宗族头人负责处理内部公共事务，如祭祖、入社礼，建房、婚丧中的互助活动等。村寨中不同宗姓的人共同推选出村寨的头人，称社老、村老、寨老等。村寨头人负责处理村寨事务，如祭社、求雨、修路、架桥、建房、婚丧活动及对外联络等。村寨头人往往挑选那些有地位（人口居于多数、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宗族头人兼任。他除了有地位、有经验、办事公道外，还有必备条件，即挂过灯、度过戒，拥有阴兵和祖师，最好是一位师公。因为，瑶族人相信，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能带领他们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

老挝、缅甸、泰国瑶族保留火葬习俗，也有的改行土葬。一个将死的人可以为自己选择火葬或土葬的地方，但更关心埋骨头的地方。同村或同宗族的人死后同葬一山，但具体地点以鸡卵卜定，鸡卵摔破的地方被认为是合适的地方。出殡时，儿子和男性亲属抬棺材走在前面，其后为师公，孝男孝女、丧家亲属走在中间，最后为送葬的村邻和其他亲友。孝长子手捧一只公鸡送葬，另有一批人走在最前面，沿途鸣枪、放炮，抛撒米粒、钱纸，表示驱散野鬼。到达火葬地后，师公喃神揭开棺盖，孝子将手中抱的公鸡从脚端放入棺材赶至头端抱出带回家，认为这样可以将死者灵魂带走。待死者子孙儿媳头上同罩一块长白布鱼贯离开后，师公向四方喃神，将点燃的竹火把伸人棺内，将棺内钱纸、衣物引燃，火起后村民往棺内、棺架加柴，将整个尸棺焚毁。次日，师公带领孝男孝女去将骨灰按脚、胸、手、头的顺序捡放入一个陶瓮，瓮盖画上死者人像，葬入墓穴，葬事才告结束。

（1）带领村民进行生产、狩猎及其他公益事情。每一年，由他看日历，通知生产季节。开春，他最先播种，开始新一年的生产，钱瑶称为“科刀”（意即开地）。这天，全村都去帮忙。播种结束，主人请大家吃饭，并送每人一把籽种，带回各自地里播种。宣光省那夯县洪太乡的钱瑶，首领“科刀”那天，自己栽秧，栽完祭毕才告诉村民，并送每户一把秧，带回各自地里栽插。对于游耕的各个支系，公社首领特别重视与村民商量找地的事。许多地方由公社组织集体迁居，以便互相帮助。公社首领的责任是决定迁居的新地点和建村子，并以鸣枪来判断迁居的吉凶。公社首领还发动村民筑桥修路，挖水渠。不过，这项工作在许多地方由政权机构的官吏承担。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按自愿互利原则，社员将私有的土地、耕牛、犁耙等大型农具交给社统一经营使用。入社土地按年产量给三至四成报酬，山林二成报酬，耕牛折价入社，分三年还清牛本（也有租用的），农具折价入社。同时，还按社员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分别评定底分（最高10分）。社员分工合作，参加社的劳动，按户分人记劳动工分，年终按全社总收入扣除生产投资、公积金5%、公益金6%及上缴大队等项，剩余部分按户总工分以及土地等计酬。各地在举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都比较注意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慎重稳进”的方针。一般都经过试点，初得效果后，总结经验，然后带领各互助组成员前往参观，并举办各互助组建社干部的学习培训班培养骨干，按照“准备一批，巩固一批”的原则，逐步推开。在广西大瑶山，1954年5月土地改革完成后，6月中共大瑶山区委书记率领建社工作组（包括3名区委书记、1名副区长）到三角区柘山乡黄元文互助组，进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并于7月20日成立大瑶山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柘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由22户77名农民组成。社内设社务委员9人，下设两个队，每队又分两个生产小组。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各地互助组纷纷派人前去参观，并要求转为合作社，在此基础上，中共大瑶山区委于1954年9月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有88个互助组组长、102个建社干部参加，培训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的骨干。1954年底，共建立初级社，参加农户458户，占总农户的7.03%。再加上互助组的组织面，其占总农户的56.17%。

都安布努瑶聚居的村寨，村头村尾都长有三四棵高大的“守村树”——古龙树（榕树的同类）。“每年春节的初一早上，全村人要集合在守村树下，由威望髙、心地好的长者主持隆重的‘喷酒’仪式：长者用两个糖汤圆按一定距离压在树身，再贴上一张尺把长写有‘安康’大字的红纸，然后向树根喷一口米酒，含笑用瑶话说：‘能梭哟！’（喝酒吧）随后，各家各户的主人带领家人依次向各棵守村树喷酒。喷时，由户主‘代表’喷，家人异口同声说三次‘能梭哟！’祝树大常绿，保卫村上平安。喷完酒后，长者砍下一条树枝，在树边掘一小坑，倒插，谓之‘开春植树’。接着，村上不论男女老少，每人到村后的山上种一蔸树后，才回家宴饮度佳节。凡不参加守村树喷酒仪式的人，被看作‘忘记祖宗’，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与龙州县相邻的凭祥市有《蛤蟆王的传说》：古代有一国王，只有一位公主，被妖风刮走。国王贴出圣旨，声明谁能找到公主，就把公主嫁给谁。蛤蟆跳上墙去把圣旨扯下，带领卫兵在一个山洞里把公主找回。国王说蛤蟆不是人，不能按圣旨上说的去办。蛤蟆回答说：“谁说我不是人？我也是人，只是在十多年前，我母亲生下我违反了天条，所以天帝就把我变成蛤蟆。”还说：“当有人爱上我时，再把我变化成人。”公主表示爱蛤蟆，蛤蟆便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子，他们便高兴地结婚了。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工厂倒闭，资料和人才流失，要对宋锦进行复制困难重重。幸而早在1966年，作者就曾和花样设计专家胡芸(已故)两人，为了宋锦的继承和创新到苏州宋锦织造厂去“蹲点”，对宋锦作过较全面的学习、调查和探索。多年来，作者一方面致力于创建苏州丝绸博物馆，以全面挖掘、保护和研究古丝绸文物;一方面不断深入对宋锦的研究，并带领年轻的专业人员复制出了一台宋锦花楼织机，对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宋锦文物残片进行了科学复制。苏州丝绸博物馆自2009年承担宋锦的保护项目以来，又组织复原了两台宋锦花楼织机，并复制了若干件故宫博物院的宋锦文物珍品。但要真正做好对宋锦传统技艺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保护，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