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扶贫开发投入逐步得到解决。7年间，全县落实投入各项扶贫资金19195万元。其中：信贷扶贫资金1345万元，财政扶贫资金899万元，以工代赈资金5029万元，国资公司贷款1279万元，深圳资助资金4628万元，国家、省、州各级部门帮扶资金6015万元。

1.投资严重不足，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弱。计划经济时代，三都受基础条件限制，除享受贫困的待遇外，多次错过了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诸如电气化县、农业综合开发县等大项目均未列上；且由于扶贫项目贷款的担保资金到位困难问题，使上级下拨资金到位率低。自1987年至1998年的扶贫中，国家共投入黔南州6个贫困县扶贫资金约18亿元，其中投入三都水族自治县只有1.4亿元，只占投入总额的7.8%。解放以来，国家对三都县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很少，仅4000多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量就更少。与全省相比较，1999年，全县每平方公里投入约4万元，投资密度仅为全省的1/4。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形不成一定工业基础，地方财政收入当时仅为1566.9万元。人均财政收入51.6元，居全省第77位，大大低于全省人均水平，而支出的却高达7441.2万元。因而财政投入到经济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此外，全县城乡居民储蓄水平很低，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7%，因此，社会及个人投资能力低。由于投资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导致农业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水利设施严重不足并普遍老化，从而抗灾能力不强，每年都受北涝南旱之苦。在抗旱方面，不能确保的灌溉面积5066.7公顷（7.6万亩），占总面积49%；在防涝方面，不能确保安全生产的田面积800公顷（1.2万亩），占总面积的8%。以冷、烂、锈水田为主的中低产田土比重大，高产稳产农田面积少，一遇天灾，极易返贫。1999年遭遇旱灾、稻瘟病等自然灾害使农业减产。农业产值增加值比上年下降10.2%，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7.4个百分点，粮食、油料等作物大幅度减少，农民人均收入为1050元，下降106元，仅相当于1990年不变价的485元。由于防洪能力弱，2001年“6•21”洪灾，全县80%的稻田被淹，3.2万间农房、部分交通、电力、通讯、农田水利设施损毁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4.2亿元。很多地方又退回到了10年前的设施水平，恢复难度大。灾害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贫困加剧，因灾返贫人口达5万人之多。

（10）大力引进外资扶贫。坚持开放式扶贫，积极吸收国外资金，借鉴国外经验抓好扶贫开发。如，1994年底，世界银行给巴马、都安、大化、马山等贫困县软贷款6600万美元，国内以1：1配套资金，资金总额折合人民币19亿元，分6年实施，成为广西一项数额最大的扶贫资金，该项目完成后，能够使60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世界各种民间组织和国内各种团体也投入到瑶族地区扶贫开发的行列。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牵线并配合实施的香港乐施会在巴马和大化瑶乡的赈灾扶贫项目，共投入400多万港币，完成了瑶族山区水利、学校、道路、卫生、民居和种养等几十项生产经营和生活设施建设，500多户直接参加扶贫项目生产活动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世界宣明会在南丹县白裤瑶聚居区开展的扶贫助学活动和在都安三只羊等地扶持妇女生产经营活动，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1995年，根据国家安排，广西利用世界银行扶贫贷款1.135亿美元，在12个贫困县515个贫困村和南宁、北海、防城港市实施扶贫项目，扶持90.38万贫困群众。广西还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宣明会、香港福幼基金会、澳大利亚等地引进扶贫资金，实施种养、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和救助失学儿童等项目，同时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等国外扶贫开发的经验，加快了扶贫开发的进程。

发放农业贷款、生产补助和无偿供应农具为了尽快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央和各地政府都积极筹集资金，给群众发放生产贷款、生产补助和无偿供应农具。如，到1952年，中央、中南和广西筹集约673亿元（旧币，下同）。其中农业贷款200亿元，生产建设投资135亿元，订货贷款208亿元，移民专款30亿元，救济款100亿元，全部发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帮助群众恢复发展生产。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专款购置耕牛8909头，农具203496件，种子317239斤，猪、羊16019头，加工机械37台。1950年到1954年，广西发放的农业贷款共达5684万元（新币，下同），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给瑶族同胞。大瑶山瑶族自治县从1951年到1954年得到的农贷就达11470元；1954年得到无偿农具4000件，耕牛70头。荔浦六区瑶族1954年也用生产补助费买得耕牛50头。在广东连排瑶地区，人民政府从1950年至1953年共发放农业贷款115224元。在乐昌，从1950年至1957年，人民政府给原辖必背瑶区发放农业贷款49270元，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首先，争取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税负过重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实施生产性保护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自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以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意向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作为法律条文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因各种原因一直未出台，为推动生产性保护稳定而有序地开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笔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融资难、扶持资金难申请的问题，土族盘绣项目保护企业也可通过申报“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获得低利率的流动资金贷款，以扩大融资。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的差别，而在于他的文化传承，羌族文化传承人是该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核心。从根本意义上说，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这种文化传承者的保护，同时这种文化传承者也要自己起来，积极配合与推动保护工作。现在，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遇到保护资金常不到位的事；资金不到位，参与抢救保护传统文化的人也就不多。尤其灾后这两年，羌区都在搞灾后重建，80%的羌族家庭的房屋损毁严重，他们都得贷款建房，房屋建好后又要还贷。2009年6月，我们在羌区又做了300份问卷调查，推算出“三年重建，三年还贷”，是羌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挑战。这6年的时间使羌族的文化传承人和准文化传承人根本不能把心思放在文化的传承上；6年之后可能又有一些羌族年长的文化传承人谢世。这就是比较严峻的问题，没有了文化传承人和愿意学习的准文化传承人参与，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进一步走向深度濒危。所以，我们认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应该特事特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早日建立一套资金使用和监督的机制，使保护过程中的资金早日落实到基层，并有效监督基层将资金用到实处，且在网上公布。

由于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森林资源迅速萎缩，带来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气候反常等，使人民警醒。经过有关部门大力宣传和努力，加上政策的保证，目前到水族地区看一看，我们会看到人们在可以种树的无林地或稀疏林地上垦荒整地，种植杉树、松树、柏枝等用材林和油桐、柑橘、桃李和杜仲等经济林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水族地区引进了一种速生、丰产、多效益的树种——澳大利亚直干桉。该树种用途很广，树干是造纸原料，树叶炼取的桉油，在轻化工业上生产出系列产品如高级芳香剂、挥发剂和除污剂等，是国内外市场的紧俏品。世界许多林业发达国家如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巴西等均在大力栽培这种桉树，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些成功经验给水族地区官员和群众深刻的启示。经引进试种证明，水族地区的气候和土壤十分适宜桉树的生长。因此水族人民正在政府贷款扶持和技术指导下，大规模地集约经营，科学种植。经过科学证明，水族地区桉树基地建成6年内经济效益将为投资的3.4倍。这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水族地区，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个绿色工程还能扩大绿色植被覆盖率，对防治水土流失、调节气候和防风防涝等环境改善都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

国家财政拨给大量民族补助专款。国家财政除每年一般经费外，拨给少数民族地区大量民族补助费专款。各级政府对这些补助费贯彻重点使用、照顾一般，困难多的多补助，困难少的少补助的原则，对经济较落后的苗、瑶等民族给予倾斜，解决了不少特殊困难，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对瑶山还发放了不少救济款和农贷款。有些贫瘠山区县，国家的扶持超过地方财政收入。如，巴马瑶族自治县，从1956年成立到1962年7个年头中，财政支出共计1503万元，地方收入仅683万元，国家补贴了820万元，中央还另拨了老革命根据地专款120万元。此外，各地还通过减免工商税和集市贸易税，来扶持瑶族地区的生产建设。

瑶族还在老挝、泰国时，上学机会少。一方面因为穷，读不起书。另一方面，传统的山地农业生产也不需要许多文化知识。只有那些与美国人有联系的富家弟子或老挝大人物的子孙才可以上学，有高水平的文化，那些生活在城市附近的孩子也可以上学。在学校里常是用汉语、老挝语、泰语和一点英语授课。至于提高计算机、电子技能或者各种与军事、民用有关的专业技能在那时是罕见的。青少年的模塑，主要靠传统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完成。移居欧美国家后，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不读书不行。加上中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不送小孩读书的还要罚款，瑶人都送自己的子弟人学读书。读完中学上大学，家庭困难的有一定数额助学金，成绩好的有奖学金，也可以贷款读书。学生在校还可以勤工俭学，自谋学费、生活费。大学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这对边找工作边读书有利。因此，不但中小学人学率高，上大学的也不少。美国加州奥克兰市30%以上瑶族中学毕业生升入州立大学或社区学院学习，俄勒冈州每75个瑶人就有1名大学生，加州大学有近30名瑶人学子在读。

除了赈济钱、粮、衣物，帮助瑶民度过灾荒外，人民政府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展生产，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年年闹粮荒、年年缺衣物的情况。主要方法是发放耕牛、农具、种子等贷款，减免税收。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以及党的民族团结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政策的执行，瑶族人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另外，国家还在一些瑶族地区免费发放铁制农具，给于大量贷款和救济，也促使各地瑶族人民逐渐结束了千百年来的游动生活，慢慢地开始定居。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

桂北瑶民起义的历史意义轰轰烈烈的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是瑶族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它以血的代价，唤起了人们对瑶族恶劣生存环境的关注。当时全国的许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都对此次瑶民“叛乱”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甚至是在国民党官方的报告、军队的刊物中，也不得不承认“徭变”缘于“土劣之压迫”、“团绅之压迫”。瑶民乃“生活困迫，铤而走险”。“在社会深知瑶民叛变之缘因者，莫不异口同声指责土劣之压迫而成也”。国民党广西地方当局在平息此次事件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也对瑶民实行了减免赋税、以工代赈、鼓励垦殖、发放贷款（或借贷耕牛、粮食）等经济政策。同时设立苗瑶特种学校，一律免收学费。颁布法令，禁止汉人到瑶区骚扰，等等。客观上有利于瑶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