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洪圣大王本名洪熙，是唐代的广利刺史，廉洁爱民，精通天文地理，曾经设立天文气象观测所，使出海的渔民和商人都颇受其益。死后受到敬仰和供奉，成为人们心中的海神。相传广州南海神庙（俗称波罗庙）供奉的海神是洪圣大王。每年农历二月十三南海神诞（俗称波罗诞），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民众纷纷赶往神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拜祭过后，人们还会延请《洪圣大王》等被俗称为“波罗符”的神像画回家张贴悬挂，保佑家宅平安。佛山镇有南海神庙5座。富民铺洪圣大街每逢洪圣诞日，张灯结彩，悬挂纸扎人物，八音演奏，搭棚唱戏，建醮酬神，一连3日。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戏棚失火造成25人烧死，此后，南海神诞演戏被取消。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等水乡，至今还有许多乡村保留了洪圣庙，供奉这位保佑水乡居民的神灵。

杨兆喜：是“和顺德”画店当家人，能说会啦，走南串北做扇面，曾到过哈尔滨。张宗昌失败时，摊派杨家埠出二十辆大车送行，杨兆喜出面说合，送了一点钱后，张军中的管事人开恩，只出了十二辆。

杨永雄先生的作品富有人文情怀，他在保留传统年画形式美的基础上，结合剪纸和中国画的用线，线条起收富有节奏，疏密布局精心安排，可谓“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他还善于发掘人物自身的美感，每个人都有符合自身年纪、身份的样貌。童子有稚气天真的容颜，而不是成熟且有阶级觉悟的小大人模样。他创作的年轻人形象也是阳光而正常的样子，与我们身边品貌端正的青年人一样，亲切而有朝气。杨永雄先生还善于将地方民俗在作品中加以表现，《工农联欢·庆贺新春》中，他把佛山醒狮、顺德鱼灯这些在新春期间民众广泛参与的传统民间游艺项目，自然地融进了作品。作为生长于斯的佛山人，对家乡的浓浓情意不经意间就传达了出来。他创作的年画中，动物也是有情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中，俩童男童女身边的肥猪仔、公鸡、鲤鱼、小鸡仔都是笑眯眯的表情，就像小童的玩伴，一幅和谐、甜美的生活景象跃然纸上。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样具有普遍人文价值的作品，将会拥有漫长的艺术生命。

杨洛书1989年后在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的影响下，专门从事年画的创新工作，用传统年画制作挂历和印成资料本册，还充分聘用社会力量来为自己创作新年画。经过努力，同顺德画店出品了《水浒一百单八将》、《天下帝王图》、《西游记》、《刘墉私访》等木版年画、挂历、资料本册等，受到群众欢迎。他们常年4至6盘案子印画，雇工4人，另有拾页子、装钉加工户4个，年产30万张，资料本册6000册，成为杨家埠村的年画专业户，为发展木版年画事业做出了贡献。

贾凌魁(一八八七-一九七三）武强乔疃村人。十四岁时在武强南关锦章画店学徒。从师范锡昌，能画鞋面、枕顶和窗花。十七岁又从师孙玉芬，学画花卉及古装戏曲人物，所画女性美丽俊秀，他也因此得到“贾美人”的绰号和美誉。他善于吸取各家所长，曾先后被德隆、新义成、祥顺、福顺德聘为画师。喜观剧，详记剧情及台词，熟悉角色的扮相和身段作派，故所作戏曲人物及情节刻画生动传神。以画连环画为多。如《呼家将》、《三国》、《水浒》、《狸猫换太子》、《小女婿》、《贫女泪》等。在作坊学艺时南关画店曾流行半印半画的年画，因而练就了点染丹青的绝技，传世作品有手绘《三娘教子》，表现戏曲演出舞台场面，王春娥对薛倚哥之严辞训教，老仆薛保对小主人之关切，薛倚哥受责后的神情，都生动逼真地跃然纸上，显示出画师的技艺水平。贾凌魁为人忠厚品格髙尚，生活俭朴，和睦乡邻，热情带徒传艺，获得人们的一致称赞。

杨洛书（1926—），同顺德画店的第一代继承人，祖上是同顺堂画店。他自小受伯父杨盛兴的调教，除学习画稿外，重点学习刻版，15岁下学后学裁打台子版起手，再刻线版，几年后能独立完成灶王、门神线版的雕刻，继承了祖上以神像画为主的雕版技艺，并成为刻版能手。数十年来，虽经许多波折，但经他刻制的画版达600余块。1988年，村委会请他到风筝厂为中外游客做刻印木版年画技艺表演，受到群众欢迎。特别是他为参观杨家埠的外宾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考察杨家埠的国家领导人李瑞环作表演，得到技艺高超的赞誉。

雕版是木版年画的根本，有了质量过关、题材多样的雕版，佛山木版年画才可能在全国众多年画生产基地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广东是全国的书籍雕版刻印中心之一，谓之“广版”，而佛山所属顺德马岗就是生产制作“广版”书籍雕版的大后方。书籍雕版刻印为与之一脉相承的木版年画的生产制作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佛山的木雕行业在清代异常繁荣，佛山木雕是广东两大木雕流派之一（另一个流派是潮州木雕）。清末统计，佛山有数百家木器店户，为佛山木版年画雕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据20世纪70年代佛山民间工艺研究专家林明体先生记录，“均记”年画作坊创始人，当时80多岁高龄的冯均回忆，早年他们印制年画的木版都是到木雕行的雕花店订制的，通常由民间画师提供年画稿样给木雕店。高基街是佛山著名的木雕街区，有数间雕花店承接木版年画雕版。高基街与现在东方广场交会处的牛栏街口有7-8间雕版作坊；舍人街附近（今燎原市场）集中了十来间刻版社；福禄路和附近水巷也有一些刻版社，专门制作木版年画雕版。冯炳堂先生的回忆与他父亲冯均的回忆吻合：冯氏在水巷的雕花店（冯炳棠称为“刻版社”）刻版，其中有个长期为“均记”作坊雕版的刻版社店主名“阿基”，后来移居香港，继续从事木版年画行业。

木版年画在全国分布的范围极广，在绝大多数省份皆有产地。其中，佛山木版年画在中国木版年画中个性鲜明，独树一帜。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现辖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和三水五区。佛山木版年画是华南地区著名的木版年画。其线条刚劲、简洁，用色饱和明快，以大红、藤黄、草绿、黑色为主。品种繁多，以门神画、门画、神像和祭祀用品最具代表性。形象和风格都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佛山木版年画的发展和风格的形成，与佛山的手工业和商业地位密不可分。可以说，佛山木版年画就是佛山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发展的产物，佛山木版年画兴于何时，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佛山木版年画产生于明代，更确切地说是明永乐年间；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产生于宋元时期。佛山木版年画，最早是以刻画门神的民间风俗逐渐发展起来的。1931年，广州猫儿岗汉代墓葬出土的陶屋模型就有门神出现：“前门刻有神荼、郁皇，高与檐齐”，22证明汉代时的广州、佛山一带已形成刻画门神的习俗。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广东南（海）、番（禺）、顺（德）一带，各种节庆、神诞和庙会等民俗活动已十分盛行。其中‘岁尽之日，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联，祭祀祖宗’已是‘大户小家共守度岁之俗’。”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少学者逐渐认同佛山木版年画则源于宋（南宋）元，兴于明代，盛于清代至民国初期佛山地处岭南一隅，木版年画使用应迟于中原。但佛山在宋代已经进入大开发时期，在历史上佛教兴盛，东晋已经有高僧昙摩耶舍前来塔坡设庐讲经，“因此说明佛山已有较多的人口聚集，否则，昙摩耶舍不可能会在佛山弘法”。佛教的兴盛，利于教义的传播，促进了木版印刷的产生。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我们目前还不能确认唐代佛山是否出现木版印刷。然而宋代佛山确是处于大移民、大开发的时代。佛山地区的自然村落几乎均建于宋代，尤其是南宋。大量移民落籍佛山，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劳动力，而且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也开始在珠三角地区得以传播。汉族新年贴门神、各种节令焚纸马之俗是相同的中原大规模移民佛山，带来当地木版印刷年画的技术是意料之中的事。佛山重要的手工业“金花”，专家研究认为：“佛山金属加工业‘四箔业’（金箔、银箔、铜箔、锡箔），始创于宋元间，是佛山当时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明初已极为兴盛并业已成行。铜箔，是金花的主要原材料。金花行工匠祖辈相传‘有铜箔就已经有金花’……佛山明代黄元吉当时就是经营金花为业，上述资料证明，金花在明代前已经产生并己经得到普遍的使用”。25而金花的其中一个重要传统民俗功用就是插在神像上部左右角敬奉装饰神像，据佛山老人口口相传，祖辈传下来一直是这样配套使用的。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推测，佛山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像画，也和金花一样出现于明以前。

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佛山，佛山沦陷。大量的佛山民众背井离乡，前往贺州、梧州等地逃难，有的则前往香港，还有的南下东南亚。佛山经济全面倒退，几乎陷于崩溃：佛山几大支柱产业，纺织业几乎全行业倒闭，铸造业从30多家工厂到仅存四五家，石湾陶业从100多座龙窑减少到17座。顺德晒莨工厂从500家减少到22家，棉纺织业从40家降至10家。佛山人口也大幅锐减，抗战前南海、顺德、三水有人口208万，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124万。佛山木版年画作坊及相关的纸业、颜料业均大部分倒闭，所剩寥寥，抗战结束后，才陆续有一部分年画作坊恢复生产，但已经元气大伤，冉也无法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

清代杨家埠画店的规模更大了，“清康熙至乾隆初期，西杨家埠村已有公茂、万顺、德盛恒、广盛太等画店30余家”，到了清代中期画店数目达到了80多家，“乾隆后期，西杨家埠村画店达80余家，号称画店百家，年画千种，画版数万，是杨家埠年画商品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的永盛画店一度相当兴盛，到了乾隆五十二年，年画作坊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年画作坊在一个胡同里连成一片，号称“永盛胡同”。据统计，清代末年画店的数量达到了一百多家。画店的规模不仅扩大了，生产经营的时间也延长了，明代的画店大都只在冬季农闲时的几个月经营，清代开始出现了长年专门以生产和制作年画为业的画店。北有公泰和公义店，南有公义和公兴店，此外还有万顺成、和顺德、合兴成，永和，永盛、东大顺、和聚德等”、“小工”三等。有的还雇佣记帐先生，他们的工资都是以银元或粮计算。大把头负责掌管年画生产的全部流程，从给年画的人物开眼、圈脸、钩道子到画胡子，他们的待遇都是比较丰厚的。不仅如此，画店的工作人员不全部都是家庭成员，他们还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雇佣的人员被划分为两种，“大把头”和“二把头，大把头的工资待遇为五十块大洋左右。二把头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年画的人物上色，做头等，二把头的工资待遇次于大把头，比大把头的待遇少五块大洋。小工的待遇是最低的，每天一般发给他们十斤高粱。有的小工是女的或者儿童，女工每天发五斤高粱，而儿童每天发三斤高粱，在这种年画创作的手工作坊里，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带有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方式。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

到了民国元年，清朝末代皇帝已下台，社会尚称安定，全国各地年画作坊开始刻印反映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年画。如苏州桃花坞刻印的《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杨柳青戴廉增画店印绘的《文明进步世界大同》，广东顺德印的《北京城庆贺中华皇会》，福建漳州印制的《革命军大战武昌城》，湖北黄陂年画艺人绘刻的《开国孙、黄、黎都督，扫尽满奴去旧仇》（四条屏），上海旧校场画店新刻的《中华大汉民国月份牌》等。此外，上海新北门陆新昌画店印的一幅《天下太平》历画（二十四节气表），将图上的“宣统”纪元年号涂掉，改成黄帝纪元和“西历一九一二年”。这些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作品，很受群众欢迎。

现存佛山祖庙，三水芦苞祖庙，顺德西山庙等庙宇有大量工艺精美的灰塑作品，如“唐明皇逛月宫”、“桃园结义”、“郭子仪祝寿”、“哪吒闹海”、“三探樊家庄”、“长板坡”、“三英战吕布”、“断桥会”、“二龙戏珠”以及八仙人物、鲤鱼、鸟兽、花卉等等。以上这些题材很多都应用到了佛山年画中。

佛山年画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处处反映着广府的民俗世相和民俗心态。在佛山盛行的“出秋色”游艺活动中，舞龙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有“无龙不成秋色”之谚。随着清中叶佛山扎作业的兴盛，舞龙活动更为活跃，有草龙，火龙，金龙，纱龙之分，是佛山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年画《舞金龙》就是对这一民俗世相的艺术反映，画面上，拿旗牌的，举帅旗的，耍龙珠的，敲锣打鼓的各显其技，它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佛山历史上民间舞龙游艺活动的盛况。清初以来，佛山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有放纸鹞的习俗，人们认为放纸鹞可把灾难和病痛放飞，古代佛山有专门的民间组织“放鹞会”。年画《放纸鹞》绘画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在春和景明之日放纸鹞玩耍嘻乐的情景，将此时民间放纸鹞活动情况生动形象地定格在年画作品上。鱼灯是一种富于水乡特色的扎作工艺，为佛山秋色的一个重要表演形式，盛行于清代，顺德大良每年还举办“鱼灯会”以喻庆丰收。佛山的正月上元开灯宴，八月十五竖中秋，神诞建醮，嫁娶迎亲，无不大量采用独具地方特色的鱼灯，民间有诗云：”履端六月趁墟期，灯市繁华色色奇。最羡鱼灯成比目，树头花底缀双枝”，年画《鱼灯童子》即寓意年年有余，象征子孙幸福吉祥，佛山又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明清时期武馆林立，民间尚武之风颇盛，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名噪一时，成就了张炎、梁赞、黄飞鸿等一代名家，受尚武氛围的彩响，不少年画艺人同时也是武术爱好者，年画《比武》即是佛山武术文化对年画影响的结果，而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一旦高中状元，就等于开启了通往仕途的道路，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许多年画把这一时刻的程式道具、人物情态、情景物品等都描绘得非常形象和细致，《状元及第》刻画的就是封建社会一青年高中状元衣锦还乡的场景，真实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独特的民俗世相，表达了大众的美好愿望和追求。

【说明】观音衣指观音穿的衣服，是一种祭祀观音的用品。观音着装以白色为主，也有粉色、红色和蓝色等。观音在佛教诸神中信仰者最多，佛山镇旧时有观音庙16座，其余各庙也多奉有观音。山紫铺的南泉观音诞，每逢诞日，妇女集资请盲公弹唱《观音出世》曲本，连唱十多晚。除佛山镇外，南海、顺德各乡男女也慕名来参神，以求添丁发财。除观音衣之外，佛山祭祀还广泛使用一种俗称“通神衣”的龙衣，龙衣可以用于大多数的拜神祭祀仪式，与观音衣一样，祭祀后焚烧。

【说明】手执禾花和鱼灯的童子，是传统农业社会人们期盼丰收富裕、人丁兴旺的形象体现。禾花和鱼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此类童子门画一般贴于育龄夫妇寝室房门，以祈求子嗣昌盛。《鱼灯童子》还反映了佛山灯节习俗，清代何若龙有《佛山竹枝词》：“履端六日趁圩期，灯市繁华色色奇。最羨鱼灯成比目，树头花底缀双枝。”反映佛山灯市的繁华。灯与“丁”谐音，佛山正月有灯节，谓之“延续香灯”，有开灯、出灯、庆灯的习俗。佛山顺德区大良的元宵节鱼灯会也非常有特色，顺德的养殖业一向负有盛名，是淡水鱼的主要产区，大良鱼灯会是兴盛了一百多年的庆贺丰收的民间文化娱乐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