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寿等三画家被掠到北方，在辽邦绘事活动如何，文献画迹皆无从考证。若从历代无名氏画目中检视，则辽代遗有《招谏图》、《观音像》、《太宗驰骑贯狐画像》等。这些作品虽不一定出自王霭等画家之手，但可知内容皆为佛像人物或传真写貌，当与中原画家被掠有关。《五代名画补遗》载：宋太宗继位，“首遣驿使索仁寿等，时狄人方听命本朝，会仁寿及（焦）著考终命，独放王霭归国”说明中原画家在辽时间并非一年半载，贡献可观。相对来说，当时辽人的汉文化已有了相当水平，为后来辽金时期出现的雕印精美佛经版画等打下了基础。

宋太宗被辽兵围困在幽州城，杨家父子赶来解围。辽国天庆王在金沙滩设了双龙会，想趁机杀了太宗和八贤王，宋将杨继业的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臣僚去金沙滩赴会，南北两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大郎、二郎、三郎被害，四郎被俘，五郎、八郎失踪，只有六郎、七郎脱险。

北宋初年，抵抗辽国骚扰，屡建战功的英雄中，要数杨家将最具盛名。《宋史》杨业六子：杨延郎（即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其中以延昭最为知名，英勇善战，治军有方。所得奉赐、全部犒劳官兵，从不徇私，号令严明，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敌人必冲锋在前，打了胜仗都将功劳推给部下。小说《杨家将》则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增加了七郎、八姐九妹以及全家为国而战伤亡的故事。宋太宗赵光义被困幽州，杨大郎被杀身亡；二郎突围不破，拒绝投降自刎而死；三郎被马匹踩踏，战死沙场；四郎被生擒；五郎遁入空门，出家五台山；七郎遭到内部敌人的乱箭射死；老令公奉命随驾五台山与佘太君辞别，在李陵碑前撞死。杨家男儿全部伤亡，只流下妻儿女将，在佘太君的带领下，杨门女将不畏强敌，舍生取义，捷报频传，始终坚守杨家的忠贞报国之道。不仅是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英烈故事，更为广大民间百姓耳熟能祥的教育故事。杨家一直是民间心目中抗击外敌的英雄，也是民众拿来教育后代爱国爱家的榜样人物。这类年画不仅表现了对忠臣良将的爱戴和尊敬，也反映了对朝政昏暗的不满，对误国奸臣和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的憎恶。

故事出自《杨家将演义》。宋辽交兵，杨继业被困两狼山。主帅潘洪与杨家有旧仇，不发救兵，并射死杨七郎，杨继业因无援兵碰死于李陵碑。六郎杨延昭回京告御状，宋太宗命呼延丕显赴雁门关缉拿潘洪。呼延丕显至雁门关，见潘洪虎势狼威，难于下手，故诈称愿代潘发散军饷，趁机获得金印，兵权在握，即令拿下潘洪，押解回京。

宋元统治者依然支持和利用佛教。宋太祖曾派僧人一百五十七名游学西域，每人赐钱三万。宋太宗说：“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宋真宗时僧尼多达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元代帝王对佛教的崇信，主要是修功德、作佛事，如念经、祈祷、印经、斋僧、受戒等事项，并在全国大兴佛寺，“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佛寺四万二千，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未能长期占据“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非常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故加以提倡。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压倒儒学而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此语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南北朝时期，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曾大力扶持佛教（梁武帝为其典型），致使佛化被于中国，“释侣阗邦，寺塔充国”。隋朝统治者更“广建寺塔，广度僧侣，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作佛事”，拉拢利用佛教之热心，不下于梁武帝。有唐一代二十名皇帝，除武宗外，都不同程度地赞助佛教，武后执政时佞佛尤甚。唐代佛教登峰造极，“洎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事日崇”。后五代之梁唐晋汉周，北方之契丹，南方之南唐吴越，“均常取护法政策”。宋太祖即位伊始，即解除显德毁法令。宋太宗更立寺设斋，礼佛听经，复兴佛法。真宗以后，甚至以宰相为译经“润文使”。北宋诸帝除徽宗外，多承祖宗（太祖太宗）成规，保护佛教。南宋诸帝亦皆事佛，唯因理学兴盛，吸收佛教哲学，佛教“既受孔教复兴之排斥，又加以国乱频仍，实力大衰”。元代大崇喇嘛教，明代亦予优待，虽然和尚出身的太祖及其后诸帝多信佛，及至世宗排佛，汉地佛教已一落千丈。清代，康乾二帝盛奖儒学，清廷虽为怀柔藩部而保护喇嘛教，但汉地佛教早已颓势难转了。综观佛教在中国昌盛之时，统治者奖掖佛教的具体手段甚多。隋唐时有赏赐庄田、建寺度僧、免役免赋、布施僧众、赐紫衣、赐师号、官补德号、赐夏腊、授官阶、赐国师号等等。宋元以后亦有赐紫衣、赐寺额、赐钱物、授爵位、建寺礼庙、赐著作入藏、行香等等做法。

唐代贞观三年（625年）之后，相继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都尚县、婆览县，以及羁縻莪州、劳州、抚水州。这是水族大致形成相对稳定的行政片区。但是，在宋代，抚水州的水家先民却遭受了残酷的镇压迫害。史载，北宋太宗雍熙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连年发生大旱。抚水州中的抚水蛮要求宋朝天子给予扩大一点生存空间和多一些生存权利，都屡遭官府的限制和迫害。大中祥符九年（1016），抚水州饥民多向宜州、融水等地逃荒讨吃。然而，王朝却派转运使俞献可、平州刺史曹光明予以围剿，抚水蛮被“杀伤颇重”，还纵火“焚其庐室积聚”，使水族人民无处可栖，只得“窜人山谷”中，而官兵仍穷追不舍，“秉胜搜山”，务必“追斩殆尽”，企图从肉体消灭这个民族。并且宋王朝又强令蛮人“纳器甲刃五千数”，“迁处汉地七百余口”，改抚水州为安化州，改抚水县为归仁县，改京水县为长宁县。一句话，把水族赶出环州。在这种情况下，水族先民在腥风血雨中走出环州，向龙江上游、都柳江上游地带同民族地区的今荔波、三都、独山、都匀、丹寨、榕江、从江迁徙，一部分与原来居住在这一带的苗、布依先民错杂生息。